《大宋風雅錄》系列文章 · 第一篇《宋人節令：從元旦到除夕，一年十二個月的風雅儀式》

“四時之序，節氣為先；人間煙火，節令為眼。” ——《夢粱錄·卷一》

在宋代人的世界里，時間并非冰冷的刻度，而是一幅流動的畫卷，由節令織就，以風物點染，用儀式賦魂。

從正月初一的爆竹聲中迎新歲，到臘月三十的守歲燈下送舊年，宋人將三百六十五日劃分為十二個月令、二十四節氣、七十余個大小節日，每一刻都浸潤著對天地的敬畏、對生活的熱愛與對美的執著。

他們不只是“過節”，而是以整套精密而詩意的儀軌，將自然律動轉化為人文節奏，把日常升華為慶典。

元旦貼桃符、人日戴彩勝、上元賞燈、寒食禁火、端午掛艾、七夕乞巧、中秋玩月、重陽登高、冬至祭祖、臘八施粥、除夕守歲……這些看似瑣碎的習俗，實則是宋人構建生活秩序、維系家族倫理、表達審美情趣的文明密碼。

尤為可貴的是，宋代節令文化兼具官方禮制與民間活力：朝廷頒《月令圖》，士大夫撰《歲時廣記》，市井百姓則以飲食、游藝、服飾賦予節日鮮活血肉。

于是，節令不再是抽象的時間節點，而成為全民參與的生活劇場——孩童爭搶“壓歲錢”，女子巧穿“乞巧針”，老翁慢品“臘八粥”，文人夜泛“玩月舟”。

這種將時間儀式化、將儀式生活化、將生活藝術化的智慧，使宋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具“時間美學”自覺的時代。

今日回望宋人節令，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份民俗清單，更是一種如何與時間共處的東方哲學：在循環中見永恒，在細微處藏大美，在規矩里得自由。

01

春之始

元旦至清明——迎新、祈福與生命復蘇的禮贊

宋代以農歷正月初一為“元旦”（非今日公歷1月1日），是一年之始、萬象更新的神圣時刻。

《東京夢華錄》載：“正月一日年節，開封府放關撲三日，士庶自早互相慶賀。”

所謂“關撲”，即以擲銅錢賭物的游戲，官府特許三日，全民狂歡。

清晨，家家戶戶燃爆竹（以火燒竹，爆裂發聲）、貼桃符（后演變為春聯），門楣懸掛“幡子”（彩綢條），寓意驅邪納吉。

家長率子弟拜祖先、敬尊長，行“履端禮”，晚輩獲“壓歲錢”——以紅繩串銅錢置于枕下，壓祟安眠。

早餐必食“馉饳”（肉餡面食）或“索餅”（細長面條），取“長壽”之意。士大夫則互贈“飛帖”（名刺），遣仆投遞，稱“拜年”。

若遇皇帝，更有“大朝會”：百官著朝服，于大慶殿山呼萬歲，受賜“春盤”（五辛菜拼盤），象征生發之氣。

正月初七“人日”，傳說女媧此日造人，故為人之生日。女子剪彩紙為人形，貼屏風或戴發髻，稱“彩勝”；文人則登高賦詩，如蘇軾有句：“人日堆盤試新菜，東風吹鬢未成絲。”

至正月十五上元節（元宵），節令高潮來臨。汴京“燈山上彩，金碧相射”，御街設鰲山燈棚，高十余丈，內燃萬盞燈。百姓通宵游觀，“婦女皆戴珠翠、鬧蛾、玉梅”，謂之“走百病”。

更有“偷燈”習俗：無子婦人竊燈歸，諧音“添丁”，祈求子嗣。飲食則以“乳糖圓子”（湯圓）為主，取團圓圓滿。

此后二月社日祭土地神，三月上巳祓禊水邊，皆為春之序曲。

至清明，寒食禁火結束，家家“出城上墳”，攜酒饌、紙錢，祭掃先塋。歸途折柳插門，謂“明眼”，防春瘟。

市井則售“子推燕”（面塑燕子，紀念介子推）、“稠餳”（麥芽糖），孩童嬉戲，春意盎然。

這一系列春季節令，核心在于“迎新”與“生發”——通過儀式喚醒沉睡的大地，也喚醒人心中的希望。

宋人深諳：唯有鄭重對待時間的起點，方能在全年保持生命的熱度。

02

夏之熾

端午至七夕——驅邪、競技與人間情愫的交織

進入夏季，陽氣鼎盛，毒蟲滋生，宋人節令轉為“驅邪避毒”與“調和陰陽”并重。
五月初五端午節，是夏令關鍵節點。

《夢粱錄》稱：“五月五日，謂之‘浴蘭令節’。”

兒童佩“香囊”，內裝雄黃、朱砂、香料，頸系“長命縷”（五彩絲線）。

飲食則食“角黍”（粽子），以箬葉裹糯米，投江祭屈原；飲“菖蒲酒”，味辛辣，可防疫。

最熱鬧者為“競渡”——龍舟賽。

臨安西湖、汴京金明池皆設賽事，龍舟繪鱗甲，首尾飾龍頭龍尾，鼓聲震天，觀者如堵。勝者獲“錦標”（彩旗）及銀碗，地方官親授，榮耀無比。

此外，宮廷有“射柳”之戲：植柳枝，騎馬射之，中者為勝，源自遼俗，宋人亦好之。

夏至日，陰氣初生，朝廷祭地祇，民間則食“餛飩”，取陰陽包裹之象。

六月“六月六，曬紅綠”，曝書、曬衣、洗象（皇家儀仗隊洗大象），防霉防蛀。

至七月初七乞巧節，節令主題陡轉柔情。此夜牛郎織女鵲橋相會，人間女子則“乞巧”——祈求心靈手巧。

富貴家設“乞巧樓”，鋪陳瓜果、筆硯、針線；平民女子聚庭院，對月穿“九孔針”，穿成者謂“得巧”。更有“浮針驗巧”：以水盆承露，投繡花針，觀其影如花如云者為巧。

男子亦參與，稱“拜魁星”，祈科舉高中。飲食則食“巧果”（油炸面點，形如花結），分贈鄰里。

《武林舊事》載，臨安市售“摩?羅”（泥塑童子），女子購以供奉，求子嗣。

這一夏季節令體系，既充滿對抗自然威脅的實用智慧（驅毒、防疫），又飽含對人間情愛的浪漫想象（乞巧、鵲橋）。

宋人懂得：在酷暑與危險中，仍要守護內心的溫柔與創造力。

03

秋之澄

中秋至重陽——賞月、思親與登高的哲思

秋高氣爽，萬物收斂，宋人節令轉向內省與團聚。

八月十五中秋節，是僅次于元旦的大節。

《東京夢華錄》云：“中秋夜，貴家結飾臺榭，民間爭占酒樓玩月。”

文人尤重“玩月”——不單看月，更以舟、樓、亭為媒介，與月對話。

蘇軾泛舟赤壁，寫下“明月幾時有”，即中秋情懷極致。市井則盛行“舞草龍”“燒斗香”（塔形香堆），孩童持“兔兒燈”嬉戲。

南宋臨安，湖中放“一點紅”羊皮小水燈，萬盞隨波，如星落水。月餅此時尚未普及，但“月團”已見，

《夢粱錄》載市售“蒸作餅，以糖蜜漬之”，即早期月餅。

九月九日重陽節，因“九”為陽數之極，需登高避災。士大夫攜酒登高，賦詩簪菊；百姓則登城樓、佛塔，或郊游野宴。

必食“重陽糕”（栗粉蒸糕，插彩旗），諧音“高”，寓步步高升。飲“菊花酒”，采初開菊蕊雜黍米釀成，謂可延壽。宮廷有“騎射”“蹴鞠”之戲，武將較藝。

《武林舊事》記，南宋宮中設“重陽宴”，賜群臣“茱萸囊”，佩之辟邪。此外，秋分祭月（后并入中秋），寒露食芝麻，霜降腌菜，皆順應物候。

秋季節令的核心，是“圓滿”與“超越”——中秋求家庭團圓，重陽求精神超拔。

宋人于豐收之際不忘思親，于登高之時感悟人生短暫，體現儒道交融的生命觀：既珍視現世溫情，又向往天地境界。

04

冬之藏

冬至至除夕——祭祖、施惠與辭歲的溫情閉環

冬季閉藏，宋人節令重在“敬天法祖”與“周濟社群”。

十一月冬至，古稱“亞歲”，地位幾與元旦等同。

《東京夢華錄》載：“京師最重此節，雖至貧者，一年之間積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

朝廷祭天于圜丘，百官賀冬；民間則祭祖、拜尊長，食“餛飩”（北方）或“冬至團”（南方）。有“肥冬瘦年”之說，冬至宴比年夜飯更豐盛。

此后進入“數九寒天”，文人畫“九九消寒圖”——或寫“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字（每字九畫），日涂一筆；或繪梅花八十一瓣，日染一瓣，待春來圖滿。

臘月初八臘八節，源于佛教“佛成道日”，宋人融合為慈善日。寺院設“臘八粥”（七寶五味粥），以米、豆、果、蔬熬制，施予貧民；富戶亦效仿，沿街分發，稱“結緣”。

《夢粱錄》記：“此月八日，寺院謂之‘臘八’，大剎等寺俱設五味粥，名曰‘臘八粥’。”

臘月廿三/廿四祭灶，送灶君上天“言好事”。以飴糖涂灶神口，使其“甜言蜜語”；焚紙馬為坐騎，供酒糟醉之，防其亂言。

除夕（歲除）是全年儀式頂點。清晨“掃塵”，徹底清潔居所；午后“貼門神”“換桃符”；傍晚“饋歲”——互贈禮物，如魚、酒、糕。

年夜飯必豐盛，魚不可食盡，留“年年有余”；必有“馎饦”（面片湯），取“混沌初開”之意。

夜則“守歲”：全家圍爐，或博弈，或話舊，燈火通明至五更。兒童嬉戲“賣癡呆”：持火炬繞村，唱“賣汝癡，買我呆”，祈新年聰慧。

子時，燃爆竹迎新年，稱“開門炮”。這一冬季節令鏈，構成完整的“辭舊迎新”閉環：從祭祖（慎終追遠）到施粥（仁愛濟世），從送神（溝通天人）到守歲（凝聚家族），宋人以溫情與敬畏，為一年畫上圓滿句號。

05

節令即生活

宋代時間美學的現代啟示

宋人節令之繁復精微，絕非迷信殘余，而是一套高度自覺的時間管理系統與生活美學體系。

它將天文歷法、農耕節律、儒家倫理、道教養生、佛教慈悲熔鑄一體，形成“天—地—人”和諧共振的文明范式。

尤為可貴的是，這套體系并非僵化教條，而是充滿彈性與創造力：官方定框架，士大夫賦詩意，百姓添煙火，三者互動共生。

于是，節令既是禮制，也是游戲；既是信仰，也是社交；既是傳承，也是創新。

今日我們感嘆“年味變淡”，實則是失去了宋人那種“以儀式錨定時間”的能力。當節日淪為消費借口或假期符號，我們便與自然律動脫節，與家族記憶疏離，與生活美感絕緣。

宋人提醒我們：真正的節日，需親手包一枚粽子，需抬頭望一次滿月，需為長輩斟一杯酒，需對孩子講一段傳說。

這些“無用之事”，恰是抵抗時間虛無的堡壘。此外，宋人節令的“全民性”亦值得借鑒。無論貧富，皆可參與——窮人守歲無肉，可煮豆為樂；富人賞月無舟，可登樓為歡。

節令的快樂，不依賴物質多寡，而在于心意的鄭重。

反觀當下，節日常被資本異化為購物節，被技術碎片化為表情包，我們失去了“共在”的儀式感。

重拾宋人節令精神，并非要復古穿漢服，而是學習其“順時而動、應物而樂”的生活智慧：在快節奏中保留慢儀式，在全球化中守護本土時間，在個體化中重建社群聯結。

或許，未來的理想生活，應是手機日歷標注節氣，陽臺種植應季花草，廚房飄出傳統節令食物的香氣，家人圍坐講述古老故事——這便是宋人留給我們的，最溫柔的遺產。

關注我，讓千年風雅，浸潤今朝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