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周恩來在上海醫院痛哭并立誓不再探望：看他病成那樣還強撐著送我，我這心里實在受不了

01

“張大夫，如果是絕癥你就直說，我要爭取時間大干一場！”
1964年11月，協和醫院的診室里，面容消瘦的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盯著醫生的眼睛。
醫生張乃崢看著手里的化驗單，手心全是汗，這張單子上的結果，要是真說出來，天都要塌了。
為了讓這位將軍能安心治病，醫生撒了一個彌天大謊，結果誰也沒想到，這個謊言竟然換來了兩架美國偵察機的墜落。

咱們把時間撥回到1964年的秋天，那會兒北京的天兒已經開始涼了。
對于中國空軍來說，日子過得那是相當憋屈。
美國人那時手里有個“殺手锏”，叫BQM-147G“火蜂”式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還有那個大名鼎鼎的U-2。
這玩意兒簡直就是個無賴，飛得那叫一個高，動不動就在一萬八千米甚至兩萬米的高空溜達。
它就仗著這一萬八千米的高度，在咱們頭頂上肆無忌憚地轉悠，把兩廣、福建，甚至大半個中國的地面情況看了個底掉。
這對咱們空軍來說，簡直就是把臉按在地上摩擦。

負責管這攤子事兒的，是空軍司令員劉亞樓。
這位爺當年在四野那是出了名的“雷公爺”，脾氣火爆，打仗不要命。
可這回，他遇到的麻煩，不是拼命就能解決的。
咱們手里的家伙事兒不行啊。
當時能夠得著這高度的，只有從蘇聯引進的薩姆-2地對空導彈。
但這東西金貴得要命，一共就進口了那么幾套，導彈打一發少一發，關鍵是蘇聯撤走了專家，零部件斷供了，這就是“絕版貨”。
用一枚幾萬塊的絕版導彈去打一架無人機，還得看運氣，這筆賬怎么算都心疼。

那就只能靠飛機硬上。
咱們的主力是殲-6戰斗機。
這飛機好是好，但這高度是個硬傷，殲-6的實用升限也就一萬七千多米，離人家美國偵察機還差著好幾百米甚至一千米呢。
就這一千米，那是生與死的距離。
咱們的飛行員急眼了，開著飛機拼了命往上沖，甚至想出了“撞擊”的法子。
10月底的時候，就有個飛行員把炮彈打光了也沒夠著，最后連人帶飛機都摔了。
幾千萬的飛機，那是國家勒緊褲腰帶省出來的，就這么沒了，劉亞樓心疼得直哆嗦。

屋漏偏逢連夜雨。
就在這節骨眼上，劉亞樓的身體亮起了紅燈。
其實他早就覺得不對勁了，拉肚子，渾身沒勁兒，但他是個工作狂，一直覺得是累的，扛扛就過去了。
直到1964年11月24日，實在是扛不住了，才在妻子翟云英的強拽下，去了北京協和醫院。
負責給他檢查的，是免疫學的泰斗張乃崢大夫。
張大夫什么疑難雜癥沒見過？可當他拿到劉亞樓的化驗單時，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
轉氨酶300多，比正常人高了四倍。
上手一摸肝區，硬得跟塊石頭似的，表面還坑坑洼洼。
這在醫學上，基本就指向了那個最可怕的字——癌，而且是晚期。

02

這時候，診室里的空氣安靜得可怕。
劉亞樓坐在對面，那雙還要指揮千軍萬馬的眼睛，死死盯著張乃崢。
他沒問能不能治好，也沒問還能活多久，而是直接扔出一句話：
“張大夫，我不怕死。如果是不治之癥，你就直接告訴我，我得爭取時間，大干一場！”
聽聽，這就叫職業病。
別人得了絕癥想的是怎么活命，他想的是抓緊時間把美國飛機打下來。

張乃崢大夫看著眼前這位才54歲的將軍，心里那是翻江倒海。
說實話吧，按照劉亞樓那個脾氣，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肯定就不治了，直接跑回空軍大院去拼命工作，那死得更快。
如果不說實話，那是違反醫療原則的。
最后，張大夫做了一個后來被無數人討論的決定。
他把化驗單往桌上一扣，臉上硬是擠出一絲輕松的笑，語氣平淡地說：
“嗨，司令員，沒什么大毛病。您年輕時得過肝炎，這一累，舊病復發了，就是個慢性遷延性肝炎，養養就好。”

就這一句話，把劉亞樓給“騙”住了。
他長出了一口氣，臉上的表情肉眼可見地放松了下來。
他高興不是因為自己沒事，而是覺得既然不是絕癥，那就意味著還有時間，還能跟美國人的無人機好好哪怕一架。
為了把戲演全套，張乃崢趕緊聯系了其他專家會診，大家心照不宣，統一口徑：就是肝炎復發。
但這事兒能瞞住劉亞樓，瞞不住中央。
協和醫院第一時間就把真實病情上報給了中央軍委。
毛澤東、周恩來拿到報告的時候，心里那是五味雜陳。
劉亞樓才54歲啊，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空軍這攤子事兒離不開他，可這病……
中央很快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價搶救，哪里條件好就去哪里治！

既然是“肝炎”，那就住院吧。
劉亞樓住進了協和的高干病房，可他的病房，哪怕是護士進去換藥都得小心翼翼。
因為那里頭哪像個病房啊，簡直就是個前線指揮部。
滿床都是文件、地圖，電話線直接拉到了床頭。
那時候，空軍為了打下那個飛得死高的美國無人機，簡直是愁白了頭。
地對空導彈舍不得用，飛機夠不著，這仗怎么打？
劉亞樓躺在病床上，腦子里就在琢磨這事兒。
他把空軍所有的技術骨干都找來，就在病房里開會。
既然殲-6飛不到那么高，那能不能利用飛機的沖力，像沖浪一樣沖上去打？
這招叫“動力躍升”。
說得簡單，做起來難如登天。
飛機開足馬力往上沖，到了最高點，速度幾乎是零，飛機極容易失速，一旦失速就會像秤砣一樣掉下來。
而且，留給飛行員開炮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兩秒鐘。
這就好比你在高速公路上開車，還得探出頭去打一只飛過的麻雀。

03

11月27日，就在住院后的第三天。
一份幾千字的報告從協和醫院的病房送到了中央軍委。
題目叫《關于調查研究對付美軍無人駕駛飛機辦法的報告》。
這報告寫得那叫一個細。
怎么拉近距離，怎么躍升攻擊，怎么把握那只有幾秒鐘的開火窗口，全是干貨。
甚至連飛行員的心理素質怎么訓練，他都寫進去了。
如果不說，誰能看得出這是一個肝臟硬得像石頭、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的人寫的？

毛澤東拿到這份報告的時候，估計眼眶也是濕的。
主席是何等敏銳的人，一眼就看出了字里行間的急迫。
那是用命在寫字啊。
他在報告上批了一行字：“亞樓同志，此件已閱，非常好。聞你患病，十分掛念。一定要認真休養，聽醫生的話，不可疏忽！”
你看，連主席都在勸他聽醫生的話。
可劉亞樓覺得，自己只是“肝炎”嘛，沒事兒，養養就好。

帶著這份自信，也是為了更好的治療環境，劉亞樓轉院去了上海華東醫院。
到了上海，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可能是心情好，也可能是藥物作用，劉亞樓的病情居然看著好轉了，肝也不那么疼了，胃口也開了。
甚至有醫生私下里嘀咕，是不是之前北京誤診了？也許真不是癌？
這下劉亞樓更來勁了。
他覺得老天爺這是在幫他，讓他留著有用之身去收拾美國人。
他把上海的病房又變成了指揮所。
那時候，空軍根據他的設想，已經練出了一套“躍升攻擊”的戰法。
但這戰法風險極大，搞不好就是機毀人亡。
劉亞樓在電話里給部隊打氣：“只要戰術對頭，殲-6也能把U-2捅下來！”

1965年1月10日，警報再次拉響。
又一架美國無人機，仗著自己飛得高，大搖大擺地進了內蒙古包頭領空。
這回，它不知道下面早就布下了一張大網。
劉亞樓在病床上，直接把電話打到了空軍作戰值班室。
那個電話打得那是殺氣騰騰，就一句話：務必打下來！
這一次，咱們沒有用飛機硬沖，而是動用了導彈一營。
汪林營長帶著戰士們，早就憋著一口氣呢。
那天晚上8點，包頭的夜空亮了一下。
那個在天上橫行霸道的“幽靈”，直接被打成了廢鐵，連殘骸都摔得稀碎。
消息傳到上海病房，劉亞樓高興得像個孩子一樣，手舞足蹈。
他對妻子翟云英說：“太好了！一營這次長臉了！咱們終于能揚眉吐氣了！”
可他不知道，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肆意的大笑。
因為過度的興奮和勞累，那個被暫時壓制住的病魔，正在發起最后的總攻。

04

這種“好轉”，其實就是回光返照。
到了1965年4月，哪怕是再樂觀的醫生，也不敢說話了。
所有檢查結果都指向同一個終點——原發性肝癌，而且已經彌漫性擴散了。
確診書下來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懵了。
之前那個“肝炎”的謊言，再也編不下去了。
中央直接下了死命令：停止一切工作，全力治病！

可這對劉亞樓來說，比殺了他還難受。
你想啊，他一輩子是在槍林彈雨里滾出來的，現在讓他躺在床上等死，這不就是要他的命嗎？
就在確診后沒幾天，空十二師師長鄭長華來看他。
兩人聊著聊著，鄭師長嘆了口氣，說十二師沒有殲-6，對付美國飛機太吃力。
此時的劉亞樓，已經瘦得脫了相，臉色蠟黃，連坐起來都費勁。
但他一聽這話，那個霸氣的司令員又回來了。
他當場拍板：“我特批給你們四架殲-6！馬上調撥！”
這就叫魄力。
都要沒命了，還在惦記著給部隊換裝。

也就是在這期間，4月18日，中南地區傳來捷報。
又一架美國無人機被打下來了。
這是第二次勝利。
這一次，就是用的劉亞樓在病床上反復推敲的那套“殲-6躍升攻擊”戰法。
當消息傳來的時候，劉亞樓躺在床上，連說話的力氣都快沒了。
他微微睜開眼，嘴角動了動，說：“可惜啊，病魔給我搗亂，不然我非得給你們開個慶功會不可！”
這時候，大家都看出來了，這位將軍是在透支自己最后的生命力。
但他還在等一個人。
或者說，有一個人，必須要來看他最后一眼。

4月25日，一架專機降落在上海。
從飛機上下來的，是周恩來總理。
總理這次來，代表的是黨中央，也是代表毛主席，更是代表那幫老戰友。
醫院那邊早就通知了，總理要來。
按理說，病重成這樣，躺在床上也是天經地義。
可劉亞樓不干。
他非要護士幫他穿上軍裝，要把風紀扣扣得嚴嚴實實，還要把被子疊得跟豆腐塊一樣。
妻子勸他躺著別動，他瞪著眼睛說：“總理那么忙還來看我，我怎么能躺著裝死？”
這就是那個年代的人，骨頭里都是硬的。

05

周總理走進病房的時候，眼圈瞬間就紅了。
那個曾經在戰場上叱咤風云的“雷公爺”，現在瘦得讓人不敢認，衣服空蕩蕩地掛在身上。
劉亞樓看著總理，反而安慰起總理來：
“總理啊，長征的時候您病得那么重，咱們都挺過來了。現在條件這么好，我這病肯定能治好！”
這話聽得在場的人心里都在滴血。
誰都知道治不好了，可誰都不忍心戳破這最后的希望。
周總理握著他的手，那是久久都不愿意松開。
兩個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老戰友，就在這白色的病房里，聊著以前，聊著未來，就是不聊現在的病。
總理走的時候，讓他好好休息。
可分別的時刻到了，劉亞樓做了一個驚人的舉動。
他硬撐著身體，不僅下了床，還堅持要送總理到門口。
護士想扶，被他推開了。
他就那么一步一挪，顫顫巍巍地把總理送到了醫院大門口。
在那一刻，他不是一個病人，他是中國空軍的司令員，在送別他的首長。

總理上了車，車子啟動的那一瞬間，總理再也忍不住了。
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了一句讓人心碎的話：
“我再也不來醫院看劉亞樓了，他病成那樣，還堅持送我，我不忍心啊！”
這是多痛的領悟？
再去一次，就是再讓他受一次罪。
這種戰友之間的疼惜，比什么豪言壯語都來得真實。

1965年5月7日，劉亞樓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年僅55歲。
就在他去世的前幾天，他還在問秘書：“美國人的飛機最近老實了嗎？”
劉亞樓這一輩子，從四野的虎將，到空軍的奠基人，那是真真正正的“為國干城”。
他走的時候，空軍已經不是當年那個一窮二白的樣子了。
美國人的U-2也好，無人機也好，在中國領空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樣囂張。
這就像是一個老農，在臨死前，看著自家的莊稼地里長勢喜人，雖然自己吃不上了，但知道家里人餓不著了，也就閉眼了。

這故事吧，得從一張照片說起。葉霞翟16歲那年，就因為看了一眼胡宗南的照片，這輩子就搭進去了。
1962年3月14日凌晨，胡宗南在睡夢里尖叫了幾聲，舉起手，然后就昏迷了，幾個鐘頭后人就沒了。
葉霞翟就那么一直守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胡宗南死后，她就繼續教書、寫作，到了1981年，她在臺北去世，六十八歲。從16歲到68歲，她這大半輩子，都跟那個穿軍裝的男人綁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