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管子的法治理念說到，東西方的法治思想在源頭上的區別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人們似乎開始言必稱西方法典。或許我們曾從歷史課本上學到，人類歷史上目前發現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成文法是距今3800年前的漢謨拉比法典吧。

但事實上，這其中有個誤區，從目前出土的實物來看，漢謨拉比法典是目前最早的成文法典，然而它還并不代表著系統化的法治理念已經成型，而從東西方出現深刻系統且影響后世的法治理念，其實幾乎在同一時期，也就是在小君之前曾介紹過的軸心時代一同出現。西方出現最早的系統化法治理念在古希臘時期，而中國最早的的系統化法治理念目前可考的是管子的依法治國的理念，相對來說，管子法治理念還略早于古希臘的體系化法治思想。

其實，若對管子的法治理念和古希臘的法治思想有所了解的話，或許我們就會發現中西方的法治觀念從一開始就涇渭分明，走向不同的發展道路。

畢竟古希臘的思想家們所熱衷的是追問“何為正義？”這是一個相當抽象的概念，因此他們希望通過對這個問題的探索去尋找一個超越具體城邦，永恒正確的理想法律范本，而他們的法治理念亦是哲學思辨的產物，因此不免帶有些烏托邦的色彩。

然而中國人至始至終走的都是務實的路線，因此管子法治理念的出發點是“如何強國？”如管子的所有法治設計例如四民分業、鹽鐵官營等都是以法律來整合國內資源直接服務于積聚國力、稱霸諸侯這個政治目標。可見，管子法治是政治實踐的方案，是極具操作性的現實主義精神。

小君認為之所以會造成東西方法治思想的差異，或許還在于東西方文明的初期對于人性認識的差異 。古希臘的先哲將人視為“政治動物”，他們認為參與城邦的公共生活，實現美德是人的本性，因此法律是為了塑造公民品性而服務的。但管子對人性的認知更接近于“經濟人”的假設，對于他來說“民予則喜，奪則怒”，因此法律的作用便是利用分明的賞罰來引導民眾的行為，使其為國作用。可見，一者是理想化的，而一者則是理性化的。而兩則對后世的影響也是截然不同的。

古希臘的法治理想作為一種崇高的理念遺產，它深刻的影響了后世西方的憲政、人權和法學理論。而管子的思想則是作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技術，融入到了后世的中華法學系統中，它形成了“外儒內法”、“禮法結合”的實踐傳統，主導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國治理。

其實今天小君對于東西方法治源頭的比對，并無一較高下的想法，畢竟這兩種法治理念都是擱置文明在面對生存與發展挑戰時，所發展出來的卓越理念。對他們作些比對只不過為了讓大家可以通過了解他們之間的差異來讓我們看清中西方之觀念奮起的歷史源頭，因而更能深刻的理解，如今我們所強調的法治建設必須根植本國土壤，解決實際問題，其實正是其自身身后治理傳統的一種體現。

如果你希望對管子的法治理念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就請關注小君后，小君將在之后的文章里繼續對管子的法治理念進行進一步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