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四川南充縣的操場上貼出一張“勞動模范表揚榜”,榜首赫然寫著“楊大發”三個字。誰也想不到,這個在曠地里赤腳翻土、挑糞如飛的莊稼把式,三年前還在重慶白公館舉刀行兇。真假身份的巨大反差,就像兩張被隨意對折的照片,折痕深處藏著一串血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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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往前拉回到1947年。此時的楊虎城被軟禁已整整十年。蔣介石對他寄望“反共效忠”,楊虎城卻咬緊牙關毫不松口。毛人鳳于是悄悄把“處置方案”遞到侍從室,執行者名單中排第一位的,就是時年三十歲的軍統干將楊進興。楊進興出身寒微,卻因在日偽時期多次“剿共”表現兇狠,被毛人鳳破格提拔。資料記載,他在河北保定一次行動中用刺刀連捅三名傷員,作風狠辣超出常人。
1949年8月,西南局勢己現頹勢,重慶“大送禮”行動啟動。毛人鳳與徐遠舉密謀:必須在解放軍入城前徹底“清倉”,省得留下口實。9月6日凌晨,楊虎城一家被秘密押往渝中區戴公祠。屋外秋雨淅瀝,屋內燈火灰黃。傳記作者引用警衛員一句低語:“將軍,今天應該有好消息吧?”楊虎城微微點頭。誰料推門而入的不是放行條,而是楊進興寒光閃閃的匕首。短促的幾聲驚呼后,父子二人倒在血泊。尸體被草草裝箱掩埋,下令者甚至連驗收都懶得過問。
當晚,楊進興又乘卡車趕赴中美合作所,看押“要犯”羅世文、車耀先等三十余人。一陣悶槍后,井口被水泥封死。第二天拂曉,蔣介石飛往臺北,西南大屠殺至此收尾。執行人各奔前程。楊進興同幾名心腹準備潛往川東,計劃與隱藏的軍統無線電臺會合。誰知途中汽車拋錨,解放軍騎兵連貼著公路疾馳而過,槍聲夾著塵土撲面而來。隊伍散了,他帶妻子和幼子鉆進荒山,只想先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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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春,南充嘉陵江畔開始土改。楊進興改口姓楊名“大發”,謊稱老家廣安,父母死于土匪,自己流落至此。苦難敘述摻著兩滴假眼淚,鄉親們信了。劃分成分時,他被列作赤貧,分得兩間草房和三畝地。新身份拿到手,他索性“表演到底”:栽秧搶在最前,修渠挑石最賣力,還主動加入業余宣傳隊。區干部一高興,給他戴上“小紅花”,縣報刊登《楊大發苦戰鹽堿地》長篇通訊。劉姓社員曾笑道:“老楊一天到晚像上了發條。”他嘿嘿一樂,扛著鋤頭跑遠了。
1953年冬,全國人口普查。南充工作組記錄戶籍時發現“楊大發”出生地無法與廣安檔案匹配。普查員隨口提了句:“老楊,你哪年參加過春耕互助組?”楊大發眼皮一跳,嘴上卻咕噥“不記得嘍”。零碎疑點匯總到縣公安科,一樁舊案的輪廓若隱若現。省廳隨即派出兩名偵察員,化裝成農業社技術輔導員下鄉蹲守。他們觀察到:1.老楊口音帶輕微秦陜腔,與本地不同;2.寫隊牌時筆畫干凈利落,顯然受過專門訓練;3.夜里有人見他反復擦拭腰帶內側的金屬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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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核實,辦案人員以宣傳先進為由為老楊夫婦拍攝合影。照片送到重慶,交給當年西南保安司令部看守徐遠舉辨認。徐瞄了兩秒,吐出兩個字:“是他。”鐵證落袋,逮捕令簽發。
1955年6月20日薄暮,稻田里傳來“收工嘍”的吆喝聲。楊大發正弓著腰拔草,幾名公安人員悄然包圍。銬鏈咔噠一響,他愣住,半晌才吐出一句:“我…我只是個農民。”審訊室里,警員甩出照片、證詞、筆記,疊成厚卷。面對無可辯駁的事實,他終于低頭:“我是楊進興。”臺燈下,他交代潛逃路線、潛伏暗號、與川東電臺失聯經過,口供厚達四萬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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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檢法部門按照《懲治反革命條例》將案卷移交軍事法庭。1958年5月10日判決書宣布:楊進興犯反革命殺人罪,情節極其嚴重,依法處以死刑,立即執行。刑場設在南充郊外沙田壩。清晨六點,薄霧未散,行刑車駛過田埂。鄉親們面面相覷,那個干活最猛的勞模怎么成了殺人要犯?槍聲傳來,麻雀驚飛,江面漾出幾圈漣漪。
有意思的是,卷宗存檔時附了一份村民聯名信,其中一句寫道:“他干活真肯出力,可惜心腸毒辣。”兩面人生在同一具軀體碰撞,終究無法相安。歷史并沒有留下寬恕的空隙,留給后來者的,是一段血債必償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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