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鄧寶珊從甘肅寄給毛澤東一包粉末，毛澤東捧著粉末紅了眼眶

1960年初秋，信封從蘭州飛抵中南海。拆開外包裝，只見一小包暗褐色粉末，混雜著粗糲的油渣顆粒和榆樹皮末。毛澤東用手指輕輕捻了捻，鼻端掠過微苦的土腥味，沉默良久。他對身邊值班員說了句：“甘肅人又在吃這個。”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包裹的署名是鄧寶珊。兩人相識已二十余載，這份再普通不過的饑荒口糧，卻讓毛澤東的眼眶一下子紅了。

誰能想到，寄出這包粉末的人，曾是國民黨第二十一軍軍長。時間往前撥回到1939年4月，延安城外春寒料峭，鄧寶珊坐著吉普車北上榆林，中途歇腳在城南的車馬店。他原想著悄悄過境，哪知第二天清晨剛推門，便看見中共交際處工作人員金城已候在院子里。幾句寒暄之后，一紙請柬遞到手中，落款“毛澤東”。一句“愿聆教誨”使鄧寶珊改變行程，那天夜里，他第一次在楊家嶺的窯洞里，與毛澤東、朱德對坐長談。火塘噼啪作響，話題從三民主義談到宋史，再說到陜北土改，談興正濃時，毛澤東忽然大笑：“鄧先生，可別把我當成考官，咱們是共赴國難的同路人。”就這一句，拉近了彼此距離。

1943年6月，蔣介石電示鄧寶珊繞道寧夏去重慶開會，明確要他避開延安。鄧寶珊看罷電報，抬頭對副官揮手：“偏走延安！”九月的楊家嶺再度燈火通明，毛澤東在中央大禮堂設茶話會，賀龍、肖勁光俱在座。兩人見面先開玩笑——“毛先生發福了。”“鄧軍長更精神。”氛圍看似輕松，卻掩不住正醞釀的暗流。鄧寶珊離開延安時，毛澤東派人悄悄備下十件狐皮大衣，“甘肅冬天冷，帶上吧”，一句叮囑，道明革命者對少數友軍的珍惜。

抗戰結束，內戰陰云密布。1947年夏，胡宗南重兵壓向陜北，榆林成為前沿。中共中央原欲促成鄧寶珊起義，任西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鄧寶珊顧念舊部，未置可否。戰事驟起，三岔灣一役，他的甘肅子弟兵倉促同解放軍對壘，多年苦心練成的隊伍焦土化灰。戰后鄧寶珊撫尸痛哭，自語：“這仗不該打。”胡宗南卻在部隊里加塞特務，令他寸步難行。

1948年底，局勢已成定局。包頭外圍炮聲將起，鄧寶珊一道命令：不準對解放軍射擊。接著，他攜手傅作義推動北平談判。1949年1月31日，和平協議生效，古都城門大開，一槍未響。十五天后，他與傅作義抵達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再見毛澤東。寒暄過后，鄧寶珊坦言心中疑惑：“榆林那兩仗，到底為何？”毛澤東笑道：“請你出山的敲門磚，有些粗糙，望海涵。”似調侃，卻實在。

建國后，中央考慮西北局面，讓鄧寶珊回到故土。1949年十二月，他出任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次年兼省長。蘭州辦公桌上，他常留一本《資治通鑒》，外加一沓全國救災電報。1956年六月，全國人大會議間隙，毛澤東招他去豐澤園，桌上僅四菜一面。毛澤東笑言：“今兒我是孤家寡人。”鄧寶珊點頭：“省長陪主席吃面，面條也香。”席間，討論最多的是如何在西北修渠打井、備荒種旱糧。晚風穿堂，蟲鳴陣陣，二人一直談到燈盡。

1959年大旱，甘肅隴中顆粒無收。次年三月，鄧寶珊巡視隴西，看到鄉親們把榆樹皮曬干碾粉，又摻廢油渣做成團子裹腹。他當場揀了一撮放進信封，對隨行人員說：“寄北京，告知實情。”有人勸阻，他搖頭：“咱當官的，能挨幾頓餓算什么？讓毛主席心里有數，才能想法子。”包裹輾轉三日抵中南海，毛澤東收到時正批閱文件。他攥著那只小紙包，微言未發，卻將粉末珍而重之鎖進抽屜。

1968年11月，一代儒將病逝北京，終年七十三歲。靈柩移往八寶山時，甘肅各縣農人送來一袋袋黃土地上的麥穗、土豆、胡麻籽，放在追悼會正廳。熟識鄧寶珊的人都知道——比起勛章，他最在意的是土地能否長出莊稼。從第一次踏入延安窯洞到寄出那包“樹皮面”，二十多年兜兜轉轉，他總算把心中“國家”與“百姓”這兩個詞拼到了一處。

毛澤東后來說過一句頗耐人尋味的話：“鄧先生不愛虛話，手里那點粉末，比千言萬語頂用。”這句話，沒有寫進官方訃告，卻在許多老干部聚談時被反復提起。想來，這也算給那包粉末，給那段紛亂歲月，留下了最質樸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