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晚年被解禁后,曾多次接受口述歷史訪談,談及民國時期諸多軍閥人物,其中對馮玉祥的評價格外尖銳直接。他直言馮玉祥心狠手辣,殺人如麻,還特意強調自己從來不做這種事。
這份評價出自親歷亂世紛爭的軍閥核心人物之口,并非空穴來風,背后關聯著民國年間多段真實的歷史過往,也折射出兩人截然不同的行事風格與處世原則。
張學良與馮玉祥同屬民國時期舉足輕重的地方實力派,兩人雖有過短暫的合作交集,卻也見證過彼此在亂世中的生存之道。
張學良的評價,首先指向馮玉祥治軍與處世中近乎殘酷的手段。
馮玉祥出身底層,從普通士兵一步步崛起為手握重兵的軍閥,深知亂世中兵權的重要性,為了鞏固部隊控制力,他采取的手段往往帶有強烈的威懾性。
在部隊管理中,馮玉祥對違紀士兵的懲處極為嚴厲,輕則重罰,重則就地正法,即便對身邊的軍官,也不乏鐵血清洗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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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料記載,他在擔任河南督軍期間,為恢復地方秩序,親自率衛隊巡查,捕獲亂兵后當即處決,這種簡單直接的殺戮手段,在張學良看來過于極端。
馮玉祥在軍閥混戰中的一系列行動,更讓張學良對其“心狠手辣”的印象根深蒂固。1924年北京政變中,馮玉祥率軍進入北京,推翻曹錕政府后,不僅驅逐了末代皇帝溥儀,還對清室遺留勢力展開清算,期間不乏過激的殺戮行為。
更讓同行詬病的是,他在軍閥紛爭中多次倒戈,每次倒戈后都會對原陣營的舊部或敵對勢力進行殘酷打壓。第一次直奉戰爭后,馮玉祥被任命為河南督軍,他當即槍斃了已經投降直系的原河南督軍趙倜部下寶德全,這種斬草除根的做法,在講究“亂世留一線”的軍閥圈子里并不常見。
張學良出身奉系豪門,雖也經歷過戰火洗禮,但治軍相對寬厚,他始終認為軍人作戰應以爭奪地盤、實現政治目標為主,不應過度沉溺于殺戮,這與馮玉祥的行事風格形成鮮明對比。
張學良的評價,也暗含著對馮玉祥政治投機中冷酷一面的不滿。馮玉祥一生多次更換陣營,從依附皖系到投靠直系,再到聯蔣反蔣,每一次轉向都伴隨著對原有盟友的背棄,甚至不惜動用武力清除異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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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馮玉祥與蔣介石結拜為兄弟,達成合作后,迅速對自己部隊中的進步力量展開清洗,這種為了政治利益不惜犧牲他人的做法,讓秉持傳統江湖道義的張學良極為不齒。
張學良雖也深陷軍閥紛爭,卻始終堅守著自己的底線,他曾明確表示,自己從來不會利用部下的生命去換取政治利益,也不會為了爭奪地盤而肆意殺戮無辜。
西安事變中,他即便與蔣介石政見相悖,采取兵諫手段,也始終確保蔣介石的人身安全,最終為了民族大義選擇親自送蔣回京,這份行事準則與馮玉祥的狠辣形成了強烈反差。
值得注意的是,張學良對馮玉祥的評價帶有鮮明的個人立場,但并非完全脫離歷史事實。馮玉祥的“狠辣”,既是亂世生存的無奈之舉,也是其崛起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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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貧寒,沒有張學良那樣的家族勢力可以依靠,只能通過鐵血手段凝聚部隊戰斗力,通過極端方式在軍閥混戰中站穩腳跟。但這種手段在同行眼中,難免落下“殺人如麻”的惡名。
張學良的成長環境與馮玉祥截然不同,他從小接受正規軍事教育,身處奉系核心圈層,無需通過極端殺戮鞏固地位,因此更難認同馮玉祥的生存之道。
晚年的張學良回顧一生,對亂世中的殺戮與紛爭早已心生厭倦,他對馮玉祥的評價,既是對過往歷史的真實回望,也是對自己行事原則的再次確認。
在他看來,亂世之中爭奪權力無可厚非,但“心狠手辣,殺人如麻”的手段終究不可取。這份評價被記錄在口述歷史中,為后人解讀民國軍閥的復雜性格與亂世生態,提供了極具價值的第一手視角,也讓人們得以窺見那個動蕩年代里,不同軍閥在權力與道義之間的艱難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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