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把女兒同學變成了妻子，不料二人的兒子，卻成了人間悲劇

幸運的童年能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卻需要用一生去治愈。

這話擱在國畫大師張大千和他兒子張心健身丄，實在是再貼切不過。

一個是在書香門第里被寵大的天之驕子，一生風光無限；另一個，是被親生父母扔在大陸的“多余行李”，一生坎坷悲涼。

1971年7月，浙江一段冰冷的鐵軌上，22歲的張心健迎著轟隆的火車頭，為自己短暫的人生畫上了一個慘烈的句號。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他的父親張大千，那位被西方藝壇盛贊為“東方之筆”的畫壇巨擘，正在巴西的“八德園”里潑墨畫荷，享受著全世界名流的追捧和掌聲。

一個畫得出山川河海，卻容不下一個親生兒子。

1943年，那會兒的張大千，四十多歲，胡子一大把，已經是畫壇上響當當的人物。

他家里，也早就不是一夫一妻的格局，更像個分工明確的“公司”。

原配曾正蓉，是家里包辦的，不茍言笑，負責管家理事，算是個“行政總管”，張大千跟她沒什么話說。

二太太黃凝素，倒是給他連著生了八個孩子，是家里的“生產部門”，但年歲漸長，也早被冷落。

三太太楊婉君，是唱鼓書的藝女，年輕漂亮，專職伺候他的筆墨生活，算是“技術保障部”。

這一家子，本也算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

直到張大千的女兒張心瑞，領著她的同班閨蜜徐雯波回了家。

徐雯波那年還是個十幾歲的少女，水靈靈的，一臉的天真。

她崇拜張大千，做夢都想拜這位大師為師，學點畫畫的真本事。

張心瑞也是好心，想幫閨蜜圓夢。

誰能想到，這一引薦，竟引狼入室，給自己引來了一個小媽。

張大千一見著青春靚麗的徐雯波，原本渾濁的眼睛都亮了。

什么靈感枯竭，什么中年危機，仿佛瞬間煙消云散。

他當場就拒絕了徐雯波拜師的請求，卻又話鋒一轉，說可以天天來家里看他畫畫，讓他指點。

一個情場老手，一個懷春少女，一個愿打一個愿挨，這關系很快就變了味兒。

此后，徐雯波成了張家最頻繁的客人，但她找的，早就不再是自己的同學張心瑞，而是同學的爹。

等到家里人發覺不對勁的時候，一切都晚了。

1947年，48歲的張大千，在不顧家人反對的情況下，正式迎娶了18歲的徐雯波。

自己的閨蜜，一夜之間成了自己的小媽，這讓女兒張心瑞情何以堪，外人已經不得而知。

總之，徐雯波進了張家門，成了最受寵的四太太，也徹底打破了張家后院的平靜。

婚后沒多久，徐雯波就給張大千生下了一兒一女，兒子取名張心健。

好景不長，1949年底，時局大變。

張大千決定遠走高飛，到海外去繼續他的藝術事業。

兵荒馬亂的成都機場，一張機票比黃金還貴。

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只弄到了三張票。

三張票，怎么走？這成了一道極其殘忍的選擇題。

張大千自己肯定要占一個位子。

他最寵愛的四太太徐雯波，是他的生活伴侶和繆斯，也必須帶上。

這最后一個名額，給誰？

一邊是已經長大、能幫著打理畫展、應酬交際的二房女兒張心沛，是個得力的“助理”；另一邊，是尚在襁褓之中、嗷嗷待哺的親生兒子張心健，除了哭鬧，對他的藝術事業毫無幫助。

在那個決定命運的時刻，張大千做出了選擇。

他帶走了妻子徐雯波和“有用”的女兒張心沛。

不滿一歲的張心健，就像一件多余的行李，被毫不猶豫地留在了大陸。

他先是被托付給一位友人照料。

可沒過多久，那位友人時運不濟、生意破產，實在無力撫養，又把這個孩子送回了張家。

接手這個“包裹”的，是早已被丈夫拋在腦后的原配夫人，曾正蓉。

丈夫遠走高飛后，曾正蓉的日子過得一貧如洗，但她看著丈夫的骨肉，終究不忍心讓其流落在外，便咬著牙收留了他。

張心健的童年，沒有父親的名畫，也沒有母親的懷抱。

他的世界里，只有被丈夫拋棄的養母曾正蓉，和一位異母姐姐張心慶。

這個破碎的家，全靠曾正蓉撐著。

她靠著一臺老舊的縫紉機，日夜不停地給人做衣服，賺取微薄的收入。

姐姐張心慶，當時正在上海音樂學院念書，才華橫溢，但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也為了撫養這個沒有血緣關系的弟弟，她不得不含淚輟學，去了一所學校當老師，用自己微薄的工資補貼家用。

家雖然窮得叮當響，但三個人相依為命，日子清苦卻也平靜。

張心健慢慢長大，也漸漸從旁人的指指點點中明白了自己被拋棄的身世。

他感激養母和姐姐的恩情，心里憋著一股勁，發誓將來一定要出人頭地，讓她們過上好日子。

那段日子，他的人生似乎真的在朝好的方向發展。

長大后，他被分配到了鐵路局上班，成了一名鐵路工人，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

他還交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未婚妻，兩人正憧憬著未來的幸福生活。

眼看著就要娶妻生子，過上普通人的安穩日子，他以為自己終于可以擺脫那個從未謀面的父親的陰影了。

可他不知道，那個陰影，從未遠去，并即將以一種最殘酷的方式將他吞噬。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那個特殊的歲月里，海外的張大千聲名日隆，他的畫作在國際上備受追捧。

內地曾多次派人去請他回國，他都以各種理由拒絕了。

這把火，最終燒到了他遠在大陸的兒子身上。

這個身份，在當時就是一樁無法洗刷的原罪。

單位很快就不要他了，他丟了賴以生存的工作。

曾經海誓山盟的未婚妻，也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之下，被迫選擇離開了他。

生活瞬間崩塌。他從未見過父親，未曾叫過一聲“爸爸”，甚至連一張全家福都沒有，卻要為這個名義上的父親，承擔所有罪名。

他想報答養母和姐姐的誓言，成了一句空話。

他想過普通人生活的夢想，碎得一干二凈。

這接二連三的打擊，徹底摧毀了這個本就敏感脆弱的年輕人。

1971年7月的一天，22歲的張心健走到了他曾經工作過的鐵軌旁，平靜地躺了下去。

在他的遺書中，有這樣一句話，“我一個從小被遺棄的孤兒，卻被認為跟海外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我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一聲汽笛長鳴，一個年輕的生命就此終結。

很久之后，消息才傳到張大千的耳朵里，只是不知道他當時作何感想。

他的一生，畫了無數價值連城的名作，卻唯獨虧欠了這個兒子，一整個本該幸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