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的漫漫征途中,博士階段往往是一場充滿挑戰與艱辛的馬拉松。而如今,一位被卡在博士學業第7年的女性——徐鶯,毅然選擇實名舉報自己的導師,這一事件如同巨石投入平靜的湖面,在學術界激起了層層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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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鶯的遭遇令人痛心不已。她的論文好不容易順利通過了盲審,這意味著她多年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初步的認可,距離博士學位似乎只有一步之遙。然而,命運卻對她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僅僅因為某人的一句話,她的論文就被撤稿。這一撤稿,撤掉的不僅僅是一篇論文,更是她多年來的心血、汗水以及對未來的美好憧憬。
學位就這樣如夢幻泡影般消逝,而生活的重擊并未就此停止,接踵而至的是婚姻的破裂。在事業與家庭的雙重崩塌下,徐鶯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當她試圖為自己討回公道時,對方卻輕描淡寫地回了八個字:“清者自清,無需解釋”。這簡短的八個字,如同冰冷的石頭,砸在徐鶯的心上,讓她感到無比的絕望與無助。
回顧教育部去年通報的15起學術不端事件,不難發現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其中七成是學生舉報導師。這些事件的流程驚人地相似:學生勇敢地站出來發文揭露問題,然而導師卻選擇沉默,仿佛試圖用沉默來掩蓋一切;學校也如同裝死一般,對學生的訴求置若罔聞。不過,這15起事件中也存在一些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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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9起有錄音、郵件、轉賬記錄等確鑿證據的案例中,學生的舉報更具說服力;而徐鶯目前僅僅依靠一篇長文來陳述自己的遭遇。她在長文中提到《亞洲周刊》參與做局,為了驗證這一說法,有人特意去官網搜索近五年的目錄,卻并未查到相關論文。
這不禁讓人產生疑問,要么是徐鶯記錯了期刊名字,要么就是根本沒有在該期刊發表過論文。在如今講究證據的時代,想要把事情坐實,徐鶯必須拿出投稿系統截圖、郵件往來記錄、通話錄音等關鍵證據,因為在法律和事實面前,缺一樣都可能讓她的努力付諸東流。
對于每一個讀博的人來說,一篇SCI論文的分量不言而喻。它不僅僅是學術能力的象征,更像是一把鑰匙,決定著能否順利畢業,也決定著誰能夠在學術的道路上繼續前行。導師在學生的學術生涯中往往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的一句話,有時候就能讓學生三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努力白費,這樣的事情在學術界并不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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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鮮的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維權意識的提高,現在敢于站出來揭露學術黑幕的人越來越多了。這是一種進步,表明學生們不再愿意默默忍受不公,而是勇敢地拿起法律和輿論的武器,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益。但遺憾的是,盡管站出來的人多了,能夠真正贏得勝利的依舊寥寥無幾。
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一方面,學術圈存在著復雜的人際關系和利益鏈條,導師往往在學術領域擁有較高的地位和影響力,學生在舉報過程中可能會面臨來自各方的壓力和阻力;另一方面,證據的收集和保存對于學生來說并非易事,很多學生在遭遇不公時,并沒有意識到及時收集證據的重要性,等到想要維權時,卻發現證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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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對于那些想要為自己討回公道的學生來說,應該怎么做呢?僅僅依靠在網絡上寫小作文是遠遠不夠的。網絡升堂雖然速度快,能夠在短時間內引起公眾的關注,但最終能夠決定勝負的還是法律的判決書。
學生們應該采取更加切實有效的行動,比如去研究生院遞交詳細的材料,將自己的遭遇和證據以正式的方式呈交給學校相關部門;去教育部學風平臺填寫表格,通過正規的渠道反映問題;去公證處把證據進行公證,將證據鎖死,確保其法律效力。只有這樣,才能在維權的道路上增加勝算,讓正義得到真正的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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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是一片神圣的凈土,應該容不得任何的弄虛作假和不公。希望徐鶯以及其他敢于站出來的學生能夠通過正確的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也希望學術界能夠加強監管,營造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學術環境,讓每一個為學術夢想而努力的人都能得到應有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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