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莊若江
清代無錫,因為米市、布碼頭的帶動,工商經濟發展速度加快,但人文方面卻常被認為乏善可陳。但事實并非如此,薛福成的《治平六策》《海防密議十條》《籌洋芻議》,宛山顧氏的“輿地之學”,詩詞方面的“梁溪詞派”“陽羨詞派”以及楊潮觀的《吟風閣雜劇》和音樂書畫方面的成就,皆可圈可點。還有一種價值長期被忽略的成就,那就是清代民間文人的雜史筆記。前段時間,因為《江蘇地方文化史·無錫卷》和《無錫運河史》的撰述需要,在尋找這一時期的文獻史料時,發現一些民間文人的私人筆記實為可貴,一是可以彌補史料的匱乏;二是隨時隨記基本真實可信,完全可以作為正史、文獻的對照與互補,比如黃卬的《錫金識小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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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卬,字堯咨,號回谷,生卒不詳,諸生(秀才)出身,終生未仕,以教書、抄書、訪書為業。學界根據其著述記事和顧奎光的序文推算,其生卒年應為1712-1772年。黃卬累年筆記所見所聞,至乾隆22年(1757)停筆。黃氏乃書香之家,明代曾受杖刑的太仆寺正卿黃正色(斗南公)是其十四世先祖,嘉靖八年進士,官至南京太仆卿,其為官清正,清貧自守,無錫惠山祠堂群中就有黃斗南祠。
黃卬幼時家貧,居“老屋三楹”。但家風崇文,其自幼聰慧好學,尤喜歡研讀《易經》。乾隆六年(1741),黃卬鄉試不第,遂放棄科舉,設壇教書為生。久困場屋的黃卬,課徒之余,潛心研學,耗時16年,完成了《易象質疑》八卷。乾隆十五年(1750),無錫縣衙委托本邑文人浦起龍、華希閔、顧棟高、顧奎光等篆修《無錫縣志》。黃卬以為多有疏漏,遂博搜舊籍,訪談見聞,兼采眾說,并利用篆修縣志未錄用的素材,以補志訂訛為旨,撰成一書,輯為《酌泉錄》。初稿成于乾隆十七年(1752),后補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因記有官紳劣跡,生前未能刊印。黃卬病逝后,他的表弟顧奎光對《酌泉錄》進行了重新編排,并做了刪節,改名《錫金識小錄》印行于世。目前的傳世版本為光緒二十二年(1896)王念祖據華湛恩藏抄本木活字本和民國十九年(1930)侯學愈環溪草堂鉛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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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金識小錄》共十二卷(含例言二十四條),該書分為備參、舊跡、司牧、綜考、補傳、稽逸、科名、高年、存疑、前鑒、紀異、語雋、雜言等,記錄內容涉及社會各個領域,是無錫地方史志的重要文獻。無錫古時為縣治,文獻史料極其匱乏,《錫金識小錄》雖然屬于隨筆雜記一類,卻成為后世研究清代社會的重要參鑒資料,可與官方史志文獻兩相印證、互為補充。與官方記錄的鮮明取舍不同,民間文人向有“秉筆直書”的立場,黃卬就主張“善惡并書”,這種純屬個人自發的社會實錄,因其不受官方主導、控制,無需粉飾太平,反而更為真實,具有更高價值,是“正史”的重要補缺。
不過,顧奎光是有所顧忌的,他在對《酌泉錄》重新進行編排時,不僅將《酌泉錄》改名《錫金識小錄》,還對原書內容做了刪節。如第十二卷中記載乾隆首次南巡臨幸無錫的《乾隆南巡秘記》,就被顧氏刪掉了。當然,作這樣刪節可以理解,因為乾隆時代的“文字獄”人盡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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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南巡秘記》作為民間“秘記”,與粉飾太平的官修《南巡盛典》等書截然不同,黃卬自言“記南巡事,據事直書,不稍避忌”,“亦以見當時四境騷然,百姓怨嗟之真相”,因此所記更真實可信。根據《乾隆南巡秘記》所記,自乾隆十四年(1749)秋,兩江總督黃廷桂奏請南巡,得諭旨反饋之日始,至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回鑾而止。在這18個月中,無錫全境傾力籌備皇差,無論官民士庶,旦夕奔走彷徨,四境騷然,并及鄰近各地。對這些情況,書中均作了記載,首尾完具,詳細無遺。
黃卬筆下的“乾隆六下江南”,一次比一次奢華,也一次比一次更擾民:“圣祖六幸江浙,俱嘗駐蹕惠山,聞初南巡時,湯文正公斌爲巡撫,務儉約,無紛華。御舟已入邑境,縣令猶坐堂皇決事也。后漸加增飾,至乙酉丁亥,號稱極盛。”其實,乾隆在結束首次南巡后的次年,便有偽托工部尚書孫嘉淦名義的“密稟一紙”在民間流傳。指斥乾隆失德、耗費國力,稱其有“五不解”“十大過”“詞殊不經”,引發圣怒,導致“文字獄”重興。黃卬雖然秉筆直書,毫無隱諱,但顧氏卻唯恐觸動“時忌”而引來殺身之禍,所以在重新編輯時對此卷進行了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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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康乾二帝的多次南巡,在正史中一概被譽為江南幸事,二帝沿途賞美景,品美食,題額賦詩,體察民情,被正史記錄下來都是美好記憶,即便是野史小說也多為皇帝微服私訪、除暴安良、平冤決獄,或與民女的一番風花雪月傳奇。在《無錫金匱縣志》中,可以看到的只有鋪路、架橋、筑堤,建御道、碼頭等正面記錄。然而,黃卬的《乾隆南巡秘記》,卻揭露了當年皇帝南巡對地方上造成的巨大侵擾。比如,“街道”一條記錄,御駕入城所經之地,原俱為小黃石鋪地,但為了皇輦能夠平坦行駛,地方官員督令將黃石全部挖掉,換鋪新磚。沿途居民的店肆、門垣,也要求一律粉刷涂飾,“俱黑油涂澤如新”,“其有破碎及沿河無屋處,令筑墻掩之,施黝堊焉。蓋惟恐敝壞之象,偶經睿覽,知民間貧窶也。”這種粉飾太平的裝點門面在黃卬看來很是不齒。
對當時官家欺壓百姓的惡劣行為,黃卬在“捉船”中揭露道:“自十五年之春,已有捉船之令。鄉舟入城,縣役即拘住索賄,乃得脫。每向導官將至,則民船戒不敢往來。”民國初年秦毓鎏為其寫的《跋》謂:“亦以見當時四境騷然,百姓怨嗟之真相。”此書因秉筆直書,所以一直未有正式刊本,僅以抄本流傳于世。(見《江蘇地方文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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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南巡秘記》的內容,顯然絕非耳聞或杜撰,而是當時最真實的社會記錄,有助于后世研究者了解清代帝王的南巡制度、規程以及當地接待、民眾心理等情況,具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史學家馮爾康,在《黃卬和他的 <錫金識小錄> 》中,對黃卬的記錄給予了充分肯定,指出:以“乾隆下江南”的歷史事件為例,諸多文獻史料記載的都是運河上龍舟接踵鱗次的船隊,皇帝下江南的壯觀氣派,萬眾歡呼的熱鬧場景,展示的是明君治理下的太平盛世。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黃卬的《乾隆南巡秘記》,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幅畫卷:驕奢淫逸,擾民害民,深受無錫當地百姓的憎惡。
《乾隆南巡秘記》不分卷,由吳觀蠡校訂。雖未公開刊刻,但以抄本廣為流傳。目前所見的抄本有兩種,一是華翰仙本,僅為節抄;另一版本是罨畫樓安慕林本。膠山安氏系錫邑望族,家富藏書,且勤于抄錄、刊刻、印行。安本是目前所見的最全之版本。民國時期,許伯翔(許鳳藻,字伯翔,北伐軍少將,歷史學家許倬云的父親)在上海偶然購得此抄本,當即委托錫邑報人吳觀蠡進行刊印,并由徐育柳、金秋進行繪圖。1939年,錫報社印成鉛印本,由南京圖書館藏。2019年作為江蘇文脈整理工程的歷史文獻,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黃卬作為體制外的文人,除了記錄史實、針砭時弊,抨擊官家擾民、弄虛作假等,同時對知識分子本身也有自己的看法。在《錫金識小錄》第四卷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詩文社會,可以見前輩流風余韻,而邑中人文之盛亦因是可以考見。然必其人及著作果有可傳,斯足志焉。若近日士子,時文之會累累不絕,然人無可稱,文亦不足道,雖多登甲科膺膴仕,亦奚足齒及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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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卬《錫金識小錄》和《乾隆南巡秘記》,體制短小,文筆凝練,取材開闊而豐富,信筆寫來,自由不拘,個性鮮明,且無八股氣。在內容題材上,其有意補充方志之缺,如人物傳記上,方志多以“科名”為重,且徒記仕履,刪減史傳文中要節;黃卬則以人品、成就取人,如明清之際的布衣學者陸楣,才高文工,然僻居鄉間,罕有人知,黃卬敬其才高,憐其身卑,字里行間多有理解、同情之語。無論《錫金識小錄》,還是《乾隆南巡秘記》,均以野史補無錫、金匱兩縣方志之缺,訂方志之訛,對賦稅,基層治理、社會救助等記載詳實,為無錫社會經濟史研究提供了獨特視角與實證材料。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們也都需要黃卬這樣的記錄者,留下真實記憶,以助后人更全面地了解社會,解讀歷史。
作者簡介
莊若江,江南大學教授,著名文化學者,作家、紀錄片策劃和撰稿人,江南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南文化研究會會長。大型人文紀錄片《說吳》《惠山祠堂群》《詩畫江南》撰稿,著有《江南詩性文化的多元解讀》《工商脈動與城市文化——以無錫為例》《江蘇地方文化史·無錫卷》等23部著作和《坐看云起》《中華酒歌》《風雨錫商》等文藝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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