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根首發] 徐泓 | 王力、夏蔚霞夫婦：“燕南園60號情結”傳了三代

文 | 徐泓

據夏蔚霞回憶，王力一生多次調動工作，他們一共搬過22次家。從1930年代的清華，到1940年代的昆明西南聯大、廣東嶺南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直到1954年8月，中山大學語言學系調歸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成立了漢語專業，王力任漢語教研室主任，他們一家奉調進京，先是暫時被安頓在臨湖軒，一周后住進朗潤園172號，后來又搬至175號，1957年秋天遷入燕南園，最終在60號樓安下了家。

搬進燕南園的時候，王家的五個孩子：王緝志（男）16歲、王緝惠（女）14歲、王緝慈（女）11歲、王緝思（男）9歲、王緝憲（男）4歲

時光荏苒。1986年王力先生去世，2003年夫人夏蔚霞去世，子女們把小樓交還給校方。從1957年至2003年，王家在60號住了45年，成為燕南園的老住戶之一。王力先生在這里完成了28部專著，登上了中國語言學研究的巔峰。王家的孩子們從這里走向社會，成長為國家的棟梁之材。

一、“中西融會，龍蟲并雕”

這棟與66號樓型雷同的兩層小樓，基本格局與吳文藻先生家相似。王緝憲在《回憶在燕南園的那些日子》一文中詳細描述過：

小樓的一層，最南面是一間客廳，客廳的外面是騎樓式的陽臺。客廳的東側有一個壁爐，雖然上面有煙道，但是我們從未使用這個壁爐燒過炭火取暖，因此壁爐就變成了一個裝飾，到后來，干脆在壁爐前放了一架鋼琴。

每逢圣誕節和春節，王家的壁爐臺上、鋼琴上擺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賀卡，琳瑯滿目。

王緝志說：

客廳的里面是餐廳，客廳與餐廳之間并沒有門，因而兩者之間相連顯得很開闊。餐廳的西邊有個不到10平米的小房間，這就是我父親的書房。有一次我在首都體育館前面的小攤販那里，看到一個人能用寫意的畫來寫字，例如用一條龍的形狀來寫繁體的“龍”（龍）字，我想起父親在抗戰期間寫過的小品文集叫《龍蟲并雕齋瑣語》，于是就請他寫了“龍蟲并雕齋”五個字，回來貼在了書房的門口，這幾個字就一直貼在那里直到父親去世。

“龍蟲并雕”的意思，是既研究高深的大學問，也寫科普性的通俗文章。季羨林曾用八個字概括王力的學術成就：中西融會，龍蟲并雕。

書房里擺著一張大寫字臺，上面有他常用的硯臺和毛筆筒。王力喜歡執握毛筆，在八開大格子稿紙上書寫。女兒王緝慈說：

“我的父親習慣用毛筆寫文章，他一生寫了1000多萬字的作品，絕大部分是用毛筆寫成的。”

屋里的家具都很簡樸。客廳里放著一對沙發，飯廳里擺著一張大圓桌。王緝志說：

我們家最值錢的大概就是書了。樓下餐廳周圍以及父親的書房里都擺滿了書架，但是書實在太多了，每個書架上的書都是兩層，外面一層是常用的，里面那一層是不常看的，書架的頂層，則放滿了線裝書。

二樓還有一間大約六平方米的小房間，那里的書架和書桌，也放滿了中外典籍。王力稱它為“工作間”，寒冷的冬天和平時的夜晚，他常常在這里寫作。在王緝志的印象中: “父親在家里就是坐在書桌前寫東西，永遠在那兒寫東西。”

1984年春天，在一樓的“龍蟲并雕齋”，在二樓的“工作間”， 84歲的王力動筆編撰一部他心目中“理想的字典”。 這將是中國第一部比較完備的古漢語字典，計劃120萬言。誕生在抗戰歲月里的這一夙愿，在王力心中已醞釀了近半個世紀。

早上八點進入書房，動手研墨，伏案筆耕8-10個小時，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推進。即使后來身體每況愈下，他每天也要工作五六個小時、寫數百字。那時他視力已大不如前，備著好幾個放大鏡，一個不行，就換另一個，幾乎伏在案上工作。

王力先生伏案寫作

王力，字了一，1900年生于百越故地廣西博白縣，長于百年大族，祖父、父親均有功名在身。七歲上私塾。高小畢業因家道中落而不幸失學。在失學的十年中，他堅持自學了十年。在當地李氏大族私塾執教時，意外借到十四箱珍本古籍，經史子集齊全，天文地理醫樸星象并陳，他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讀書。夜晚無油點燈，便在月光下讀書，傷了眼睛，終生離不開深度近視眼鏡。

1926年夏天，王力以扎實的國學功底，考上了清華國學院，受教于四大導師：中國通史，梁啟超授課；訓詁學，王國維授課；佛教文學，陳寅恪授課；音韻學，趙元任授課。王國維對他說：“我原來愛好文學，后來為什么研究古文學和歷史呢？因為這是實實在在的東西。”

為追求“實實在在的東西”，王力師從“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學冷門低調的語言學。國學院畢業后，王力聽了趙元任的建議，去當時的世界語言學中心法國巴黎留學，師從法蘭西學派代表人物約瑟夫·房德里耶斯教授，系統學習西方語言學理論。1931年他用法文寫出10萬字的博士論文《博白方音實驗錄》，運用當時語言學的前沿科學實驗語音學，翔實地描述了“博白地佬話這一小眾方言”的語音系統，論文很快獲得通過，并為法國語言學界所推崇。1932年，王力獲得了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從1932年回國直至1954年，王力先后擔任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廣西大學、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嶺南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語言學系主任。

回國不久，王力就深憾當時國內幾無文法可言，他呼吁制定一部標準文法，并帶頭篳路藍縷的“開山工程”。他先后寫出了《中國音韻學》《中國文法學初探》《中國文法中的系詞》等學術論著，倡言“拋棄模仿，運用西方語言學理論工具，從漢語的現實中尋求語言規律”。

1940年代后期，中國語言學界的三位學者幾乎同時發表著作：王力的《中國現代語法》、高名凱的《漢語語法論》、呂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標志著中國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響到了國際語言學界。 “這三部巨著奠定了我們國家20世紀40年代傳統語法的學術基石。王力先生的是第一本，也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一部書。”（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邵敬敏）

《中國現代語法》王力 著

《漢語語法論》高名凱 著

《中國文法要略》呂叔湘 著

1954年至1986年，王力在北大度過了32年。我查閱了他在北大的教學科研歷程，大約可以劃為三個階段：

從1954年至1966年，王力寫出了《漢語史稿》《中國語言學史》等專著，并主編了該領域的開山之作《古代漢語》。

《古代漢語》王力 主編

這12年里，北大并不平靜，一個運動接著一個，王力無黨無派，還是經常被卷入，有時候處在風口浪尖。但在王力去世后出版的多部紀念文集中，我看到曾與他共事或受教于他的人，都深切懷念他的為人與為學。“在這兩個方面他給人的印象都是本本分分，老老實實，只有實事求是之心，毫無嘩眾取寵之意”（季羨林）“先生治學態度嚴謹。知人論世，平和通達。嚴以律已，寬以待人。在學術上沒有門戶之見。即使對于不公正的批評甚至譏訕和攻擊，也從來不說意氣用事的話。”（朱德熙）大家回憶與他共處的時光，“都感到如坐春風般溫暖”。

1966年至1976年第二階段：在一部題為“大師”系列紀錄片的王力先生一集中，對十年浩劫期間他飽受磨難有這樣的描述：“蹲牛棚，受審查，挨批斗，寫檢討，被抄家，沒收錢財，子女與他“劃清界限”，勞改，掃廁所，68歲時還在挑煤、搬石頭。他在日記里寫下心中的悲苦“不容于世”、“不見諒于骨肉”、“變化如此大，最為痛苦不堪”。但就是在這樣的日子里，王力仍堅持憑記憶中的材料進行思考、研究，一旦被允許回家，他便趁夜深人靜，把白天勞動時打的腹稿寫出來。文革一結束，他就拿出了兩本書稿《詩經韻讀》《楚辭韻讀》。

文革結束了，對這些并不如煙的往事，他始終沉默，只是為老舍、翦伯贊、吳晗、周予同、劉盼遂（在文革中遭難去世的友人）寫下五首哀詩。而對于那些聯名批判過自己的學生，他一再淡然表態：“對所有的人我都諒解。”

1976年以后，王力不顧年事已高，依然“龍蟲并雕”，他用不到十年的時間，完成了《漢語語法史》《漢語詞匯史》《漢語語音史》《同源字典》等大部頭專著和上百篇論文。同時，他上電大講課，對各種演講、約稿來者不拒，甚至對求教怎么寫信、怎么學普通話、學外語、學拼音的問題，都勤勉地一一作答。83歲時，他還接受了普通話異讀字審音的工作，這是他對國家語文現代化最后的貢獻。

1986年他受腦軟化與白內障的折磨，又因白血病住進醫院，病床上還堅持編著他的“理想的字典”，直至最后力不從心。他的學生兼助手張雙棣回憶：后來他在一張紙上，一個信封上寫著：張雙棣答應幫我寫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勞。這是他的絕筆。

這本字典最終由他的幾位學生完成，王力手撰前四集，幾位弟子續寫后八集。王力去世時袁行霈撰寫挽聯： “生前一代雕龍手，身后三千倚馬才。”講的是王力桃李滿墻，他帶出了至少六代中國語言學的教學與科研領軍人物。為了紀念恩師，學生們將這本字典命名為《王力古漢語字典》。

《王力全集》中華書局版

季羨林先生寫過一篇題為《回憶王力先生》的文章，稱王力先生為“世界上最好的知識分子”：

多年來，我默默地觀察、研究中國的知識分子，了一先生也包括在里面。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實在是一群很特殊的人物。他們的待遇并不優厚，他們的生活并不豐足，比起其他國家，往往是相形見絀。在過去幾十年的所謂政治運動中，被戴上了許多離奇荒誕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在十年浩劫中，更是登峰造極，受到了不公正的沖撞。了一先生也沒有能幸免。但是，時過境遷，到了今天，我從知識分子口中沒有聽到過多少抱怨的言談，從了一先生口中也沒有聽到過。他們依然是任勞任怨，勤奮工作，“焚膏油以繼 ，恒兀兀以窮年”，他們中的很多人真正做到了“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為培養青年學生，振興祖國學術而拼搏不輟。在這樣一些人中，一了先生是比較突出的一個。如果把這樣一群非常特殊的人物稱為世界上最好的知識分子，難道還有什么不妥之處嗎？

二、大師后面的偉大女性

王力先生的小女兒王緝慈，和我同年生人，但比我早上學二年，我上大學一年級時，她已經是大三的學生了。同為北大子弟，我們從小就認識。這次看到夏蔚霞青年時的照片，不禁驚嘆：王緝慈和母親簡直像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她也說“父親的學生們說我長得越來越像師母”。

王緝慈深情地談起燕南園60號：

我在這里陪母親養老，直至2003年她不幸病逝后，我家遷出。那時，房前窗下種的薔薇花有一層樓高，院子有矮松墻、松墻內有櫻桃樹和香椿樹，還有我母親種的滿院鮮花，樓西側是從來無人踩踏的百草園。住在58號的宗璞說過，60號的花是燕南園里最美的。

王力夫人夏蔚霞喜歡伺弄花草，精心打理著自家的院子，給花園澆水、施肥、除草是她日常的工作。 她在60號樓的東南角種了一株薔薇，沒有幾年，就順著墻爬到屋頂，長成一大叢高大的薔薇樹。每年春天滿墻花開，帶來一片云霞般的燦爛，整個院子綠草茵茵，成為燕南園一景，吸引來眾多賞花的眼睛。

王緝慈在“花的思緒——獻給母親”一文中說：

花園之外，母親還養了二十多盆鮮花，有君子蘭、蝴蝶蘭、茉莉花、米蘭、文竹、一品紅、仙人球、吊蘭等等。每年秋冬，她會讓我們把一盆盆花搬進室內樓上樓下的窗臺。寒冬過去，一盆盆的花又會出現在屋前，沐浴雨露陽光。

據左鄰右舍的回憶，王家院子里玫瑰、月季盛開時，王太太總會摘一些花送給他們，有時還會笑吟吟地遞上一瓶香甜的玫瑰露。

從60號樓下客廳西側的樓梯拾階而上，二層有四個房間，其中最大的一間就是王力夫婦的臥室，墻壁上掛著一幅墨寶：蔚霞賢妻存念。那是1980年王力八十歲時寫給夫人的一首七律：

王力八十歲時寫給夫人的一首七律

《贈內》

王力（1980年作，贈妻夏蔚霞，時結婚45年）

甜甜苦苦兩人嘗，四十五年情意長。

七省奔波逃獫狁，一燈如豆伴凄涼。

紅羊濺汝鮫綃淚，白藥醫吾鐵杖傷。

今日桑榆晚景好，共祈百歲老鴛鴦。

夏蔚霞，蘇州人，生于1913年。早年家境清貧，她靠刻苦讀書和優異的成績獲得蘇州景海女子師范學校獎學金。她蕙質蘭心，品學兼優，彈得一手好鋼琴，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還有一手好廚藝。1935年經清華的友人牽線，王力與夏蔚霞結婚，從此“夫唱婦隨”，王力輾轉各地任教，身后都有一個溫暖的避風港。夏蔚霞悉心照顧著丈夫的飲食起居，幫他查找翻譯資料，整理抄寫文稿，并養育著子女。在 “相夫教子”的同時，她始終是一位職業女性，當過中學文化教員、音樂教員，大學圖書館的管理員。1954年王力調入北大，夏蔚霞也同時從中山大學圖書館調入北京大學數力系圖書館任管理員，一干就是三十年。

王緝志說：

母親平民家庭出身，從小生活比較清貧，所以一貫非常講求節儉。我父親是一級教授，在五、六十年代工資加稿費的收入在當時屬于高薪階層了，完全有條件過很好的生活，但是我們家一直很儉樸。例如父親收到的來信很多，母親就把來信的信封小心地拆開，然后翻過來再用。在父親的寫字臺抽屜里，總是放著很多自制的信封。

提及信封信紙，王緝志回憶起自己剛參加工作時，有一次用單位的信封信紙寫私人的信件，母親看見了非常生氣，她認為公家的東西就是公家的，哪怕再小也動不得。王緝志很感慨，“如果說母親對我們兄妹影響最大的地方，就是對于誠信近乎苛刻的要求，特別是不能占公家的任何便宜。”

王緝慈告訴我：

母親三十幾歲時，患中耳炎，嚴重地損傷了聽力，到了晚年，她兩耳失聰。但她毫不氣餒，摸索出了一套與人溝通的獨特的辦法。看別人說話的嘴型，便能懂得大致內容。再加上筆談，家里各處備有紙片和筆，母親隨時可與來人筆談，從來沒有妨礙交流的順暢。她思維敏捷，記憶力極好，雖然年事已高，但充滿活力。

王緝慈說：

父親走后，遵照他生前“捐書”和“保存學術遺產”的囑托，母親完成了兩件大事，一是1994年7月母親將父親生前珍藏的4000余冊中外語言學及有關學科的圖書全部捐贈給北京大學中文系，建立了“王力文庫”。二是妥善整理并繼續推動父親未竟的學術項目《古漢語字典》，最后在張雙棣等弟子手中完成出版。

2000年8月，第二代“王門弟子”劉宋川趕來北京參加紀念王力先生百年誕辰大會暨學術研討會。他去燕南園60號看望師母，夏蔚霞操著一口吳儂軟語，平靜地說：“呀，你先生身后的事我已經基本做完啦。我可以死了，我要見你先生去了。”

2003年10月夏蔚霞去世。半年以后，王力師門弟子唐作藩、王均、周耀文、向光忠發起編輯一本紀念師母的文集，約稿信向海內外發出，得到積極的回響，很快就收到四十多篇稿件。《大師后面的偉大女性：紀念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一書，200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讀到這本書已是20年以后的當下了，很快即被全書質樸真誠的文風吸引，沒有任何長篇大論的贊譽，講述的都是與師母日常交往的小故事，還摘錄了師母與他們多年通信的內容，對每個人事無巨細的關愛。真是平凡之中見偉大。

《大師后面的偉大女性：紀念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

學生姚殿芳說：

了一師像一塊磁鐵，把學生們緊緊吸引在自己周圍，傳道、授業、解惑，誨人不倦，使他們得到教益，受到熏陶，學生崇敬他，深深地依戀他。而師母則像柔韌的護欄或紐帶，維護著師生間的聯系，數十年如一日。了一師離開我們以后，北大燕南園60號，仍然是一塊吸引著不同年齡、不同地區學生的磁石。

磁石般的吸引來自夏蔚霞的人格魅力：

博愛、無私、智慧、善良與默默奉獻。從這本紀念文集的字里行間，我對她的精神世界有了新的感知。她在給學生的信中說：我是信基督的有神論者，因此我把很多事都求上帝給我安排……我有很多痛苦的事，肉身的和精神的，只要我把自己的一切想說的，在晚上睡覺前把一切都向上帝傾訴，求主幫助我，使我得到平安和度過困苦，很奇妙！我就能解決一切痛苦，以至還能得到許多人幫助。

王緝志理解母親，他說：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她畢業于蘇州景海女子師范學校，這是一所教會學校，從那時她接受基督教的洗禮起直到去世，基督教的信仰始終陪伴著她。因為耳朵全聾了，她通常不去參加基督教的活動，但每天都要閱讀圣經語錄的小冊子，不時在掛歷上面寫一些心得。臨終的時候，她在病房里唱著基督教的歌曲，我不信教，不知道她唱的是什么，只感到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她心中很平靜。基督教要求它的信徒有愛心，講求奉獻精神，我母親的一生的確做到了。

夏蔚霞女士

小兒子王緝憲最喜歡母親的這張照片，他說：不僅母親的善良寫在臉上，而且她穿的這件衣服正是我在香港讀書，放假回京探親時買回來的。每到夏天她都會穿在身上，我想是感受到我對她的愛吧。

三、王力對子孫有三件事囑托

1986年5月4日的晚上，王力去世的第二天，夏蔚霞把子女召集到客廳，拿出了一份遺囑分給大家。她說：這是你們父親6年前就寫好了的。他交給我保存，我一直鎖在柜子里。

王力對子孫有三件事囑托：

第一，要為國家民族做出應有的貢獻。這要從人生觀上解決問題。人活著為了什么？并不是為了穿衣吃飯。穿衣吃飯是為了生活。而生活本身還有崇高的目的，那就是為國家、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要把為人類造福（包括為國家民族文化做出貢獻）當做最大的樂事，最大的幸福。不要把個人的物質享受作為人生最大的幸福。

第二，要兄弟姐妹和睦。數十年來，你們兄弟姐妹相親相愛，是我感到安慰的。希望我去世后，永遠和睦。你們的子孫后代也要和睦。特別是不要因財產問題引起家庭糾紛。

第三，緝和、緝平、緝國，你們要尊敬你們的后母。你們的后母數十年來照顧我的生活無微不至，對你們也當親生子女看待。這樣賢良的后母，世間少有。若不是有這樣賢良的后母，我們家不知亂成什么樣子！數十年來你們對后母也是很不錯的。希望我去世后，你們仍像我生前那樣尊敬你們的后母。

緝和、緝平、緝國是王力先生與第一任夫人秦祖瑛所生的子女。王緝志在《我的母親——夏蔚霞》一文說：

除了我們兄弟姐妹五人外，我還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他們都已去世， 他們和我是同父異母的。我們之所以有一個和睦的大家庭，和我母親的為人有很大的關系。我母親比父親小 13 歲， 他們是在 1935 年結婚的，那年我母親 22 歲。父親的前一個婚姻是包辦婚姻，在和我母親結婚前已經辦了合法的離婚手續。我大哥當時是具有先進思想的革命青年，對于我父親反抗封建婚姻的做法也是持支持態度的。后來我大哥、二哥、大姐對我母親一直很尊敬，盡管我母親比我大哥只大四歲。而從小的時候起，我就看到我母親對待我的哥哥姐姐也是非常好的。現在我們和在廣西老家的侄子外甥都保持很密切的來往。

王力先生這三個子女都工作生活在廣西，都受過高等教育且事業有成。老大王緝和，筆名秦似，著名作家、學者，曾任廣西大學中文系主任。他早在大學時期就是大后方知名的文人，與夏衍、聶紺弩、宋云彬、孟超聯合創辦雜文刊物《野草》。老二王緝平學醫出身，曾任廣西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神經科主任。老三王緝國，曾任廣西日報的編輯，她與丈夫張谷聯手撰寫并出版了《王力傳》。

王緝慈說，父親走后，母親不僅與廣西的哥哥姐姐走動得很勤，而且為父親的家鄉做了好多事：

1993年，博白縣政府決定把“城廂高級中學”更名為“王力中學”。母親專程從北京趕赴博白，出席命名慶典并為王力雕像揭幕。母親還參與策劃、資料征集和布展，使“王力故居”得以修繕開放，并將父親生前與家鄉人士的往來書信、手稿、照片等珍貴史料整理捐贈，充實了故居展陳內容，也為地方志和客家文化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而生活在燕南園60號的五個孩子，是在“父慈母嚴”的教育模式下長大的。王緝志小時候可沒少挨母親打。“我小時候學鋼琴一半是被逼著學的，每次不聽話不練琴，母親的棍棒就準備好了，免不了一通打。”年齡最小的王緝憲記得，教訓他的是放在母親縫紉機抽屜里的那把尺子。不過有父親的榜樣，母親的督導，王家的孩子天資聰穎，個個都是讀書的種子，求學時代在燕南園里就以“橫掃北大清華”著稱。

王家三兄弟：大學生王緝志、中學生王緝思、小學生王緝憲

搬入燕南園的那一年盛夏，16歲的王緝志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后更名為數學力學系），是班里年齡最小的學生。他住進集體宿舍28樓，房間朝北，推開窗戶就可以看到燕南園60號的家。彼時的燕南園可謂臥虎藏龍，林庚、馮友蘭、馬寅初等等大師匯聚于此。青年教師中流傳著“奮斗三十年，住進燕南園”。他不僅學業優秀，還擔任了第一任北京大學手風琴隊隊長，發揮出“母親棍棒教育”下迸發的音樂才能。

王家兩姐妹：初中生王緝慈、高中生王緝惠

1960 年，17歲的王緝惠考入了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音樂家教”繼續發力，她擔任了清華大學手風琴隊隊長。

1963 年， 17歲的王緝慈考入了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 。她步哥哥后塵，背起手風琴，帶領北大手風琴隊再上一個新臺階。

但輪到王緝思、王緝憲就沒有那么順利了。1966年文革中斷了他們的大學夢，當時王緝思在北大附中讀高中二年級，屬于“老三屆”，1968年他到了內蒙古東烏旗牧區插隊。當時王緝憲還在北大附小上五年級，很快就沒書可讀，幾乎無家可歸。“十多個天津的中學生騎自行車到北京“觀摩學習”的，就住在我家里。后來，我家被抄家和貼了大標語，情況就不同了：我在家中不敢出來，外面來的外地民眾就像看動物園圈著的動物一樣看著房子里的一舉一動。“呃，里面有個小崽子呢！”當我在家里走動被發現的時候，有人喊。

后來工宣隊進駐北大，實行“摻沙子”，60號樓最多時住進五家人，樓上兩家，樓下兩家，后院平房還有一家。1970年王緝憲初中畢業，因父親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他被分配到北京西郊的磚瓦廠當壯工。

1976年10月噩夢結束。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正式恢復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的制度。王緝思、王緝憲才有機會參加高考。王緝思在內蒙古東烏旗插隊七年、在河南陜縣插隊近一年，在三門峽水電廠當了兩年工人，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王緝憲從北京西郊西六里屯磚瓦廠的工人，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也是在這一年，王緝慈從河南農村考進北大地理系“回爐”。王家兄弟姊妹的優秀，再度成為燕南園里的佳話。

2003年母親去世后，他們把60號樓交回學校，離開了燕南園。但在以后的歲月里，無論自己的家在哪里，他們的心中都有一份揮之不去的燕南園60號情結。

為這次寫作，我見到了王緝慈，并得到一次深談的機會。她已是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區域發展研究專家，雖然退休了，但到各地講學，參加產業集群和園區的咨詢仍邀約不斷。我倆談話時，她正在準備去廣州參加《先進制造業集群發展大會》并做主旨報告，不久前剛完成一篇關于鄂爾多斯低碳產業園區的新論文。

她告訴我，近些年在這些活動中越來越多地遇到弟弟緝憲。“因為緝憲也從事了地理學領域的研究，他是搞交通地理學的”。王緝憲1984年以后即到香港求學與發展，1993年至2017年在香港大學地理系任教，擔任過系主任。他的研究方向為中國港口發展、港城關系和公共交通。他參與了超過40個國內外港口、機場即港口城市群規劃戰略項目的咨詢工作。2019年9月起出任“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暨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現在姐弟倆在深圳、在大灣區有很多共同的關注點與合作的機會。

王緝慈和我談到了哥哥王緝志。年輕人可能已經不知道，這位84歲的老人是四通打字機的發明者，引領了計算機技術在文字處理上的突破，奠定了國家計算機戰略的基礎，成為中關村1990年代的時代象征。王緝志現已退休，他以“IT精英”風格活躍于微博、微信，被評價“回復微信比年輕人還快”。

至于大弟弟王緝思，不用王緝慈介紹，我很熟悉了，他長期從事美國外交、中國外交、國際政治學研究，成長為一名資深的中國國際政治學家、炙手可熱的美國問題學者。我對他還有另一層關注，同為北大子弟，他在我們中間是最具典型性的：北大幼兒園、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本科、北大研究生一路走來，然后留校任北大講師、副教授、教授。1991年以后曾調任社科院美國所和中央黨校工作，2005年3月又回到母校，任北大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北大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最終落葉歸根。

王緝慈告訴我，王緝思和夫人朱志平在北京郊區買了一棟帶庭院的房子。他們把母親在燕南園60號親手栽培的花草一一移到新家的院內，讓它們重新獲得新生。燕南園每棟小樓都釘著一塊黑底白字的小木牌，用阿拉伯數字標著樓號。他們摘下這塊“60”的小木牌，掛在新家的院門上，院子門口立著一塊刻有“龍蟲并雕”的巨石，是王緝思親題的字跡，也是他繼承父親治學精神的心聲。

對燕南園60號的情結已經傳遞到王家的第三代。王緝慈告訴我，英年早逝的姐姐王緝惠（1991年肺癌轉骨癌去世）有一子一女，都很有出息，兒子李葆春現在多倫多大學執教，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他在姥姥姥爺家長大，他說“那是我二十歲前的大本營”。 如今年過半百的他，在微博中深情地回憶燕南園60號：“最近總是想起姥姥。她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夏天的時候，燕南園里參天的古樹中間是燥熱蟬鳴。上午十點左右，姥姥就會放下厚厚的窗簾，擋住屋外的暑氣。”

在王緝思的兒子王熙康的回憶中：

爺爺的書房似乎永遠亮著燈，只要不在飯桌上，他多半在伏案寫字，握著毛筆寫小楷的身影，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那時總見他案頭擺著大大小小的放大鏡。我曾天真地以為，讀書本就該握著放大鏡，便常常模仿他的樣子，湊在書頁前故作認真，如今想來仍覺好笑。

王緝慈告訴我，在廣西的哥哥、姐姐都來過燕南園60號。父親生前在燕南園60號一部寶貴的影像片，就是大姐王緝國的兒媳彭琦拍攝的，她曾任廣西電視臺 副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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