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有種說法，在晉察冀傳了幾十年，說當年的猛將程子華，不知哪根筋搭錯了，在1946年那要命的春天，親手把自己部隊的胳膊給卸了，一紙命令下去，裁掉十萬大軍。
這事兒就像一根刺，扎在許多老兵的心里，也讓程子華背著這口“盲目裁軍”的大黑鍋，一直背到土里。
這鍋太大，太沉，也太冤。
因為翻開那些發黃的卷宗，你會發現，事情壓根不是那么回事。
要說這事，得把時間往前倒騰三年。
1943年，那日子叫一個難。
日本鬼子在華北搞“治安強化”，跟篦頭發似的，一遍一遍地“掃蕩”，恨不得把地皮都刮掉三層。
晉察冀根據地被勒得喘不過氣，眼看就要斷頓了。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中央把聶榮臻司令員調回延安開會，留下的這個爛攤子，就交到了程子華和蕭克他們手上。
很多人以為，聶司令一走，程子華就說了算了。
其實不然，一開始，指揮權是分開的。
程子華先是代理分局書記和政委，管黨務和思想工作。
槍桿子，暫時由副司令蕭克抓著。
直到一年后，1944年的夏天，蕭克也病倒去了延安，程子華這才算真正把黨、政、軍三副擔子都扛了起來。
可他接手的是個什么家當？
是被鬼子“鐵壁合圍”得七零八落的地盤，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部隊，是眼巴巴盼著援兵的戰士。
那時候的晉察冀，兵員缺得厲害，連隊里一半都是新兵蛋子，槍都快湊不齊了。
程子華整天琢磨的，是怎么從敵人牙縫里摳糧食，怎么多拉幾個人上山。
他做夢都想要兵，怎么可能去想裁兵？
實際上，晉察冀最大的一次“瘦身”，是在1942年，由聶榮臻親自操刀的。
那次精兵簡政，把部隊從十幾萬壓到了九萬多人，那是為了在敵后活下去，沒辦法的辦法。
那時候，程子華還只是個副政委，正帶著隊伍在山溝里跟鬼子玩命呢。
讓他去裁軍，等于讓他自己往槍口上撞。
時間一晃到了1946年的春天，空氣里彌漫著一股奇怪的味道。
抗戰勝利了，重慶那邊跟我們簽了《政協協議》，報紙上天天喊著“和平建國”，好像天下馬上就要太平了。
就在這種樂觀得有點不真實的氣氛里，一份從延安發來的電報，送到了剛返回晉察冀的聶榮臻手里。
這份電報是2月14號簽發的，話說得很明白：“無論將來情況如何，均須精兵簡政…
第一期三分之一，三個月完成?！?/p>
中央的算盤是這么打的：既然要和平了，國家就得搞建設，不能總養著這么多軍隊。
得讓扛槍的變成拿鋤頭的，把人手從戰場轉到工廠和田地里去，恢復生產，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收到電報，聶榮臻立刻召集了高級干部開會。
會場設在剛當上“首都”的張家口。
當裁減方案擺在桌面上——野戰縱隊從九個砍到四個，一下子要復員將近十萬人——整個會場都炸了鍋。
好多打了半輩子仗的將軍當場就坐不住了。
脾氣火爆的張家口衛戍司令鄭維山，一拍桌子就站了起來，嗓門震得屋頂的灰直往下掉：“步子邁這么大，非傷元氣不可！
國民黨那邊還在磨刀霍霍，我們自己把刀收起來，這不是開玩笑嗎？”
但個人的反對，擰不過時代的大腿。
當時，上上下下都對和平抱著極大的幻想。
聶榮臻作為決策的執行者，態度很堅決。
他在會上講：“中央希望和平，我們要做個樣子出來。
別看國民黨到處抓壯丁，我們要讓全國人民看看，誰是真心想要和平建設?！?/p>
這話在當時聽起來，特別有道理，也特別有擔當，沒人能反駁。
那么，這個故事的主角程子華呢？
他當時壓根就不在張家口的會場里。
早在1945年秋天，日本剛投降，他就接到了新任務，帶著部隊一路向東，成立了新的冀熱遼軍區，自己當司令兼政委。
他的任務，是在熱河、遼寧那片兒扎下根，打通關內去東北的戰略走廊，策應林彪的部隊。
他離晉察冀軍區總部，隔著好幾百里地呢。
可消息還是傳到了他耳朵里。
他在電話里對著中央局的聯絡員，急得不行：“不行，絕對不行！
這么減人，將來要吃大虧！
國民黨根本就沒安好心，他們的槍是不會放下的！”
他的判斷，跟鄭維山一模一樣。
可他遠在冀熱遼，人微言輕，他的擔憂就像一顆小石子扔進了大江里，連個水花都沒濺起來。
最有意思的一幕出現了。
就在晉察冀總部那邊轟轟烈烈地搞復員，把成千上萬的老兵送回家的時候，遠在冀熱遼的程子華，卻在為另一件事愁得睡不著覺——兵不夠用。
冀熱遼那地方，地廣人稀，又是新開辟的區域，群眾基礎薄弱，地方武裝幾乎是零。
程子華手頭上那點人馬，撒出去就像往沙漠里潑了瓢水，根本看不見。
他要防守，要進攻，要向北發展，處處都需要人。
據當時跟著他的作戰參謀趙蔭華回憶，那段時間程司令嘴里天天念叨的就是“兵太少了，兵從哪來？”
事實就是最好的證據。
在程子華的主持下，冀熱遼軍區的部隊非但一兵未裁，反而像吹氣球一樣迅速膨脹。
他從一開始帶過去的兩萬多人，很快擴充到了將近四萬人。
這些新兵從哪來的？
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從晉察冀那邊剛剛復員回家的老兵、老班長。
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其荒誕的畫面：晉察冀這邊，含著淚送別功臣，把身經百戰的骨干力量遣散回家；而在幾百里外的冀熱遼，程子華正派人四處“挖墻腳”，想方設法把這些剛脫下軍裝的寶貝疙瘩再請回來。
程子華不僅不是“裁軍”的推手，反而是這場裁軍的“補漏者”。
他像個節儉的莊稼人，跟在收割機后面，撿拾那些被遺落的寶貴麥穗，為即將到來的決戰積蓄力量。
說他主導了那場大裁軍，這在邏輯上根本說不通。
和平的肥皂泡，終究是被現實的刺刀戳破了。
1946年秋天，內戰全面爆發。
由于春天那場大裁軍，晉察冀野戰軍的建制被打亂，許多經驗豐富的老兵走了，部隊的戰斗力大打折扣。
面對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幾場硬仗打下來，輸多贏少，連首府張家口都丟了。
打了敗仗，總得有人負責。
于是，人們開始回頭找原因。
那場春天的裁軍，自然成了最顯眼的目標。
一個簡單粗暴的追責鏈條就這么形成了：之所以打不贏，是因為兵少了；兵為什么少？
因為裁軍了；誰主導的裁軍？
大家想來想去，就把矛頭指向了在聶司令回來之前，代理了兩年軍區工作的程子華。
那個“張家口燈下密會，程子華力主裁軍”的傳聞，就在老兵們的口耳相傳中，變得越來越有鼻子有眼。
細節被添油加醋，人物被張冠李戴。
傳來傳去，假的也變成了“真的”，成了大家普遍接受的“事實”。
人們忘了，裁軍是中央的統一號令，東北、晉冀魯豫幾個大區都按比例裁了。
只不過晉察冀地處前線，離平津太近，戰略位置太重要，所以裁軍的惡果在這里表現得最慘烈，最讓人痛心。
這場冤案，程子華默默地背著。
他性格剛直，脾氣急，在地方工作時得罪過一些人，但這跟“削弱主力”這種要命的指控，完全是兩碼事。
他沒有到處去辯解，只是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平靜地記下了當時的事實。
多年后，當人們終于能靜下心來，翻開那些塵封的檔案，一切才真相大白。
在1946年3月晉察冀軍區那份關于精簡整編的會議紀要上，主持會議一欄簽的名字，是聶榮臻。
而在同一時期冀熱遼軍區的檔案柜里，一張張由程子華簽發的，卻是請求增派干部、擴充新兵、補充彈藥的加急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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