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禹作敏：致富后自稱“土皇帝”，1993年被判20年

1993年天津那個“土皇帝”，敢扣押400多名警察，奔馳防彈車坐著，最后連墳都沒人掃

1993年2月18日，天津靜海縣那個號稱“天下第一村”的大邱莊，村口的氣氛簡直比炸藥桶還爆。

這場面要是擱現在，絕對是熱搜第一：一邊是400多名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那是代表國家執法的；另一邊呢，好家伙，黑壓壓全是拿著棍棒、鐵鍬的農民，把進村的路堵得那叫一個嚴實。

這可不是拍電影，這是真刀真槍的對峙。

而在村子最里面的那棟豪華別墅里，大邱莊的“莊主”禹作敏，正翹著二郎腿抽煙，那一臉的淡定，仿佛外面的警察就是來給他看家護院的。

他在那個獨立王國里，既是帶大家致富的財神爺，又是掌握生殺大權的閻王爺。

這事兒吧，咱們還得倒回去細說。

別看禹作敏后來出門坐的是防彈奔馳600——據說當時全中國都沒幾輛，身邊常年跟著四個保鏢，但他這輩子最大的陰影，就是一個字：餓。

把時間軸撥回到1961年，那時候的日子真不是人過的。

禹作敏被下放到第十一生產隊，這個隊窮到啥程度？

我特意查了一下數據，當時每人每天的口糧不到二兩，也就兩個雞蛋那么重。

全村人餓得兩眼冒綠光，跟狼似的。

換一般人早躺平了，但禹作敏這人是個狠角兒。

他沒跟別人一樣搞那些虛頭巴腦的匯報，而是把家底掏空，買了一頭殘疾母驢。

你沒聽錯，就是殘疾驢，便宜啊。

他帶著大家搞牲口繁殖，在那個還要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這一招“借驢生財”硬是讓生產隊賺了幾千塊。

這種在政策邊緣瘋狂試探的賭徒性格，后來成了他的護身符，也成了他的催命符。

真正讓他“封神”的，是1977年那把豪賭。

那時候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開呢，誰敢提農村搞工業？

禹作敏敢。

他不僅敢，還敢玩命。

他從大隊賬上挪錢，又到處借債，湊了15萬去買軋鋼機。

結果呢？

這就是命，軋鋼廠第一年就賺了17萬。

這一下，禹作敏在大邱莊的威望徹底炸了。

到了90年代初，大邱莊的工業產值直接干到了40個億。

這是啥概念？

相當于當時一個中等城市的體量。

窮人乍富不可怕，可怕的是把運氣當成了實力，把時代的紅利當成了自家的提款機。

錢多了，人就容易飄。

禹作敏覺得這大邱莊就是他帶著一磚一瓦打下來的，那就是他的“家天下”。

在這片地界上，他說的話比法律還好使。

他居然搞了一套自己的“法律”，村里有專門的“審訊室”，還有一批只聽他話的打手。

幾位部長級的領導來視察，他竟然敢避而不見，那架勢，比古代的藩王還牛氣。

1992年，這種瘋狂到了頂峰。

因為懷疑賬目有問題，禹作敏私設公堂，在大冬天的寒風里，審訊手下員工魏富海。

那手段狠著呢，年僅26歲的小伙子，硬生生被活活打死。

出了人命，這性質就變了。

但禹作敏的第一反應不是去自首，而是覺得“我是莊主我怕誰”。

當公安機關介入的時候，他竟然煽動不知情的村民去對抗，甚至造謠說“外面派了一千武警來踏平大邱莊”。

這不就是作死嗎？

1993年那場震驚全國的警民對峙，就是他最后的瘋狂表演。

他可能真以為自己是土皇帝了，連國家機器都敢碰瓷。

但他忘了，改革開放是讓大家富起來，不是讓誰當山大王的。

中央的態度特別堅決：法律面前，沒有特區。

隨著禹作敏被拘留，那個不可一世的“莊主”瞬間現了原形。

1993年8月，法槌落下，20年有期徒刑。

進了監獄的禹作敏，那身筆挺的西裝換成了粗布囚服，整個人瞬間就垮了。

據說他在里面也沒少反思，但他可能到死都沒想明白，自己明明帶著大家過上了好日子，怎么就落到這步田地。

其實道理很簡單，他想用封建家長制的那一套舊瓶子，去裝市場經濟的新酒，炸瓶是早晚的事。

任何試圖跟國家機器掰手腕的人，最后都會發現自己只不過是螳臂當車。

1999年10月，禹作敏在天津一家醫院里因心臟病死了，終年69歲。

那個他曾經看得比命還重的大邱莊，在他死后迅速翻篇，現在他的墓地雜草叢生，甚至連個掃墓的人都難找。

參考資料：

孫玉祥，《禹作敏與大邱莊興衰》，中國社會出版社，1993年。

《天津日報》1993年8月相關案件報道檔案。

吳曉波，《激蕩三十年》，中信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