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存款外賣小哥上熱搜？專家：碰瓷炒作勞動者不應成內容平臺流量密碼

近日，“5年存款112萬”的上海外賣騎手張學強登上熱搜，輿論遭遇“反轉”：初期被作為勵志典型，隨后有網友開始質疑騎手收入真實性。

此類事件并非孤例。在2024年初，另一位上海騎手陳思“3年賺102萬”也曾引起爭議。輿論的焦點圍繞一個核心問題：跑外賣一年賺二三十萬是否可能？當“百萬存款”騎手群體成為“流量密碼”甚至有殘疾人通過成為騎手來引起關注，又該如何看待這種炒作式營銷？專家表示，內容平臺與輿論應理性引導，避免對這一職業的“標簽化”解讀，真正看見勞動者真實、多元的生存圖景。

記者調查：“存款百萬”的外賣騎手并不稀有

跑外賣一年賺二三十萬是否可能？外賣平臺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高頻跑單熟練騎手平均月收入達1.3萬元。此外，據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的《2025 年騎手職業工作實態和公眾認知調研》（下稱《報告》），高頻眾包騎手時薪為39.1元。按一天最多跑單12小時計算，在全月不休息的情況下，騎手每月收入最高也可達1.4萬元。以此推算，一位技能和跑單量在平均水平的一線城市高頻騎手，年收入的合理區間在15-17萬元，扣除日常生活費用和休息時間，工作7-8年后存款超過100萬元完全可能，個別頂尖騎手用5年實現這一目標，也并非不可能。

記者在上海街頭隨機采訪騎手，一些全職騎手表示“5年存款112萬”數字雖高，但并不稀有。在靜安寺一帶跑單8年的范師傅說：“（張學強和陳思）他們的收入一定有特殊性，比如，2022年跑單的人少、需求多，出現過‘每天過百單、收入過千’的情況，還比如，加上今年夏天平臺補貼多，月收入2-3萬也比較常見。”但他也補充道，今年開始現在主流外賣平臺都有防疲勞機制，比如有單時間超過12小時就要強制下線，未來通過“熬時間”換取高收入已不太現實。

其實，只要認真算一筆賬，“百萬單王”實際上并非如公眾想象的罕有。類似話題屢次引起激烈爭論，背后還是公眾對騎手真實收入缺乏正確認知，也與近年來騎手這一新就業群體的高關注度有關。

張學強接受湖北經視《經視直播》欄目采訪，來源：經視直播

值得注意的是，公眾的高關注度也反過來影響著騎手群體本身，有騎手開始利用自身職業這一“流量密碼”吸引眼球。張學強此前在接受多家媒體采訪時曾表示，這次“走紅”前自己已經給幾家媒體投過稿。“最早是受到浙江一個騎手存款百萬的報道啟發，發現高收入的‘單王’在網上有流量，我覺得自己也有火的潛力，希望提升知名度，為日后開店做準備。”張學強在自己的短視頻賬號也透露，入行前曾經開過一家早餐店，創業失敗后轉而跑單，未來計劃用存款再嘗試開早餐店。

記者在社交媒體平臺上搜索發現，另一位“單王”陳思“3年賺102萬”的故事最早也是來自與某電動車品牌合作拍攝的多條視頻，在這些視頻中，陳思作為該品牌的“代言人”出鏡。

外賣平臺工作人員稱高龍友曾到站點借騎手服拍攝，來源：百姓關注

此外，一些自媒體通過經營“騎手人設”來吸引流量也并不鮮見。就在12月，貴州遵義的“無腿騎手”高龍友送外賣引起廣泛關注，但隨即被質疑擺拍。當地的外賣平臺城市經理透露，高龍友曾與多人一同到配送站點，希望借用騎手工服用于拍攝視頻，但被站點婉拒。數據顯示，高龍友注冊23天以來跑了21單，送外賣更多是服務于拍攝，此前其短視頻賬號也曾發布過體驗裝修工、送水工等多種職業的內容。

不難看出，騎手這一職業身份已經成為一些從業者和行外人“流量變現”的手段。輿論打在騎手身上的聚光燈，以及內容平臺的流量分配算法，正在潛移默化改變著部分勞動者的價值取向。

專家建議：內容平臺應遏制炒作營銷騎手行為

當騎手群體成為流量“香餑餑”，個別自媒體和機構也對這一職業動了歪心思，通過夸大或捏造騎手苦情戲碼博取流量。今年3月，中央網信辦舉報中心發布消息，昆明一家MCN機構聘請演員冒充騎手，擺拍多條“騎手被侮辱毆打”視頻，被有關部門警告并責令下架內容，涉騎手謠言背后的黑灰內容產業鏈開始浮出水面。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靈活就業類謠言傳播機制與治理路徑研究》顯示，大量涉及外賣騎手的熱點謠言背后，均有內容制作、分發營銷和變現服務的成熟化組織在進行運作。

昆明有關部門處罰擺拍騎手內容引流的MCN機構，來源：中央網信辦舉報中心

在內容平臺上，一方面是個別騎手和自媒體等熱衷于制造高收入“人設”來吸引眼球，另一方面是屢禁不止的自媒體擺拍騎手賣慘視頻，這些都無形中助推形成公眾對騎手職業的偏見。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袁哲今年走訪了上海、浙江、河北等多地騎手，并面向騎手和公眾發放兩萬多份調研問卷，他表示，騎手的工作狀態和真實需求與公眾認知間存在較大差異，騎手內部的職業動機、收入結構和發展預期更加多樣，但部分公眾往往以較為單一、固化的視角理解這一群體。其中最常見的認知誤區是將騎手作為“底層”勞動者看待，而實際上騎手對不少勞動者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袁哲及其團隊的調研數據顯示，近一半騎手表示在工作生活中遭遇到歧視，但只有兩成受訪公眾認為社會對騎手存在歧視。袁哲表示，公眾可能存在對騎手“苦情”形象的“凝視”，這與“歧視”很多時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進而在無意識層面加深了公眾對騎手的刻板認知。

袁哲認為，失實騎手內容的傳播具有多重成因，其中既包括內容平臺的傳播和流量分配機制，也包括部分個體在流量環境引導下的自我表達選擇，以及個別媒體對極端或獵奇題材的放大呈現。他強調，不應該對騎手個體行為的展開價值評判，而是應該深度探討激勵機制和輿論結構。

“情緒化、極端化內容更容易獲得傳播優勢，一些平臺基于興趣推薦的算法機制在客觀上可能強化了這種內容取向。”袁哲表示，公眾對騎手的關注最初往往源于善意，但當相關內容在網絡上被持續簡化和放大，容易使社會認知逐漸偏離現實，遮蔽騎手群體的真實多樣性，反而不利于其社會形象的長期改善，進而影響勞動者應有的職業尊嚴。

袁哲建議，內容平臺應加強對失實信息和過度炒作的治理，引導更為全面、理性的公共討論，推動社會對騎手群體形成更加貼近現實的理解。

對于如何遏制涉騎手的炒作和謠言，不少專家也認為，內容平臺是治理此類亂象的第一“守門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北京市電子商務法治研究會副會長朱巍此前在接受《法治日報》采訪時就指出，應壓實內容平臺謠言治理的“守門人”責任。從法律層面看，網絡謠言等意識形態類“產品”，非用戶主動選擇和搜索，而是以內容平臺主動推送為主，平臺應該盡到審核義務和保證推送內容的真實性，此類內容如果出現虛假信息，不應該再適配“避風港原則”，相關內容平臺應嚴格履行網絡安全管理義務，斬斷虛假內容制造的源頭，從止謠、辟謠、治謠三個維度，系統化建設網絡謠言防治體系，做好網絡謠言治理的“守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