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韓非列傳》中出現三個的“老子”是同一人嗎

《史記》的《老子韓非列傳》，有一個涉及《史記》版本的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在唐代，這篇《老子韓非列傳》中的前半部分，曾被拿出來插到了《伯夷列傳》的前面，使得《史記》七十列傳的第一篇，變成了《老子伯夷列傳》。這當然不是司馬遷原本的排次，而是因為唐朝皇帝姓李，而老子正好也姓李，唐朝皇室要高攀一門說得出口的遠親，所以老子的傳記，就被提到七十列傳的最前面。這當然是荒唐的。不過這種荒唐在唐朝煙消云散之后，還延續了好一陣子，現在我們依然可以在一些宋元版的《史記》里，見到七十列傳的第一篇是《老子伯夷列傳》。當然，到明清以后，大部分《史記》的版本恢復了原樣，老子又回去跟韓非合傳了。

那么，《史記》的這篇《老子韓非列傳》，是如何寫老子的呢？

《老子韓非列傳》寫老子，用一個成語來形容，就是撲朔迷離。短短的五百多個字當中，竟然出現了三個老子。

第一個老子，關于他的生平和軼事，太史公見到的材料最多。《老子韓非列傳》不僅清楚地記載了他的本鄉本貫，是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明確地抄下了他的姓氏、名字和職業——姓李名耳，字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大致相當于周朝的圖書館館長），還記了兩個故事：一個是孔子去周都洛陽，向這位老子請教禮儀，故事里有生動的對話，就好像是有當時的錄音一樣；一個是這位老子出關著書，寫了《道德經》五千言。

第二個老子，又叫老萊子。也是楚國人，還寫了本書，里面收了十五篇文章，說的都是道家的效用。據說也是孔子同時代人。

第三個老子，跟前面兩位相差一百多年，據說是周朝的太史，名叫儋——跟前面第一個老子的字，讀音相同而字不同。這位跟秦獻公有交集，還說過一段著名的預言，就是“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這話我們在講《秦本紀》時曾提到過。有人說他就是老子，也有人說不是。司馬遷也搞不清楚，就索性把見到的文獻都抄錄在這里，并說，他只知道這位老子是個“隱君子”，也就是隱士。

這三個老子中，第一個和第二個，其實是同一個人。北京大學的李零教授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文獻中的老子——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的要點》。李零教授在文章中說，老子的老，不是姓氏，而是指活得長；老子姓李，按照先秦姓氏名字的慣例，本來應該叫李子，再加上一個老，全稱就應該叫老李子，老子不過是老李子的一種省略的稱呼。而從古文字學的角度看，木子李的“李”字，原本是秦國人的寫法。而在楚國文字中，“李”字的上半部分，不是個“木”字，而是個“來”字。而“來”字和“李”字，古音完全一樣，字形也近似。所以《老子韓非列傳》里說的楚國的老萊子，跟那個同樣是楚國人，姓李名耳，因為長壽而被稱為老李子，通常省略姓氏而稱為老子的，其實是同一個人。

《老子韓非列傳》的老子傳部分，最詭異的，是在結束的地方，抄了一個老子后代的系譜：從老子的兒子李宗、孫子李注、曾孫李宮，排到了七世孫李解。而最后這位李解，據說還是那位參加了七國之亂、最后自殺的西漢膠西王劉卬的老師。司馬遷并沒有說，從李宗到李解這一系，是他寫的兩個老子里哪一個老子的后代。但現代學者一般認為，這恐怕是漢朝人攀附名人而造作的產物，太史公則可能未加考證，就照抄了。

相比于老子傳的撲朔迷離，《老子韓非列傳》的韓非傳，就要明確許多。不過從整體上看，韓非的故事，是一出典型的悲劇。

據《老子韓非列傳》說，韓非是戰國時韓國的貴族公子，天生口吃，但很擅長寫作。他跟后來成為秦朝丞相的李斯，早年是同門師兄弟，都拜儒學名家荀子為師，但李同學認為學習上自己不如韓同學。

韓非同學很愛國，眼見韓國日漸削弱，就多次給國王寫勸諫信，但國王沒有理睬他。這讓韓同學很是悲憤，就開始寫寫寫，一口氣寫了十多萬字。沒想到墻內開花墻外香，他寫的書被傳到秦國，秦始皇看了，喜歡得不得了，說：“哎呀，我要是能見到這位作者，跟他交游，死都沒有遺憾了！”李斯這時候已經做秦丞相了，見秦始皇這么快就成了韓非的“粉絲”了，就只好告訴秦始皇：“這是韓國人韓非寫的書。”秦始皇一聽，二話沒說，就下令進攻韓國。那架勢，自然是見不到偶像決不罷休。韓國國王呢，本來也沒覺得韓非有啥能耐，等這邊秦國逼急了，就給了韓非一個使節的頭銜，打發他趕緊去秦國。秦始皇見到自己偶像，自然是高興啊。但偶像是外國人，參與國內事務總還是不太放心。這當口，李斯等人就在秦始皇跟前，挑撥這對偶像和“粉絲”間的關系了。秦始皇呢，腦子一時“進水”，還真的把韓非給投進了監獄，結果李斯使了個壞，派人送毒藥給韓非，讓韓非自殺。韓非呢，想找“粉絲”皇帝說說清楚誤會，卻沒有機會。據說最后是秦始皇后悔了，讓人釋放韓非，但韓非卻已經死了。

《老子韓非列傳》里這個以悲劇告終的韓非生平故事，除了讓人感慨同門師兄弟也不可靠，本身沒有什么問題。但在這個故事的中間，太史公抄錄了一篇韓非的文章，就是《說（shuì）難》，引起了后代學者的不少疑惑和討論。

一種意見認為，《說難》并不是西漢前期不容易見到的韓非作品，司馬遷為什么要全文抄錄，很難理解。因為按照《史記》的一般原則，是不抄錄在當時很流行的傳記主人的著作的，只有在前人的著作散失的情況下，才會那樣做。但出現在《老子韓非列傳》中的這篇《說難》，顯然跟《史記》的這個一般原則不相合。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史記》的《老子韓非列傳》里引用的《說難》，其實不是韓非的作品，是后人拿戰國縱橫家的文章，冒了韓非的大名，塞進《史記》里的。

在沒有堅實的文獻證據的情況下，單憑所謂的文章思想或文風，就推斷《說難》的作者不是韓非，恐怕是不夠慎重的。倒是和《史記》抄錄全文的一般引用原則不合這一點，提示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司馬遷如此看重這篇《說難》，是否還有別的更為現實的原因。

如果我們仔細讀讀《老子韓非列傳》里引用的《說難》，會發現這篇以討論如何向帝王進諫勸說的話術策略文章里，有如下一些說法。

像“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意思是尊貴的人有犯錯的端倪，而建言的人明面上是提出善良的建議，客觀上卻可以推導出尊貴者的錯誤，那這建言的人自己就危險了。

又比如，“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龍作為一條大蟲子，你是可以跟它鬧，跟它玩，也可以騎騎它的。但龍的喉頭下面，有倒著長的一尺左右的龍鱗，人如果去碰觸它，那龍一定會要了人的命。帝王也有這樣倒著長的龍鱗，在帝王跟前游說的人，能夠不碰到帝王的倒著長的龍鱗，那就差不多成功了。

在引錄了包含著很多此類文辭的《說難》一文后，司馬遷還特地加了一段話，說韓非的著作“傳于后世，學者多有”，但是，“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意思是韓非的文章流傳后世，很多學者手上都有抄本，言下之意，是本來并不需要我再抄一遍在這里的。但是為什么我還是要抄在這里呢？因為我唯獨為韓非寫了《說難》這樣很懂政治套路的文章，卻不能為自己逃脫災難的套路，而深感悲哀。如果聯系司馬遷的個人境遇和后半輩子充當漢武帝機要秘書長中書令的事實，您能不從這樣的引文中，聯想到些什么嗎？

《老子韓非列傳》在老子傳之后，還寫了跟梁惠王同時的蒙漆園吏莊周，也就是俗稱的莊子；在韓非傳之前，又寫了韓昭侯時候的丞相申不害。兩傳相比而言，都寫得很簡單。不過，我們把《老子韓非列傳》所記的這四家連成一個序列，會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從今天的視角看，老、莊是道家，申、韓是法家，把他們放在同一篇傳記里，明顯是拉郎配啊。

不過，如果回到《史記》編纂的時代，這表面的拉郎配，實際上是有深意的。

《老子韓非列傳》最后的“太史公曰”，司馬遷對于老、莊、申、韓四家各作過扼要的評論，他說：“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于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意思是老子所推崇的道，主旨是虛無，是順應自然的變化而無所作為，所以老子寫書，文辭很微妙，一般人也很難準確地體認。莊子呢？莊子是“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意思是莊子放棄了道德之說，討論問題天馬行空，但宗旨還是歸到順其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意思是申不害倒是很勤奮，不過主要用力的方向，在循名責實。最后，“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hé）少恩”，意思是韓非的理論，就像木匠拉了根彈墨的線，能切中現實世界中人事的要害，也分得清是是非非，但實在是太過嚴酷而缺乏人性了。司馬遷最后歸總說，老、莊、申、韓“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意思是這四家的理論，都原本于《道德經》，所以老子的學說，真可以說是影響深遠啊。

但這樣的解釋，恐怕只能讓我們大致明白，老和莊，申和韓，是各自有關的兩支學術，而依然不能明白的，是從老子到莊子，如何能跟申不害和韓非扯上關系，盡管在這篇《老子韓非列傳》里，太史公已經明確地寫過，“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

晚清時候一位叫尹繼美的學者，在他自己的文集《鼎吉堂文鈔》一書里，收了一篇《讀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談到如何理解這篇老子、韓非合傳的問題。他說：“遁于虛則入于險，涉于幻則入于忍。險與忍互至，而刑名之說立，此申韓學老莊，所以流于殘忍刻薄而不自知也。”大意是逃避到徹底虛幻的世界里去的人，一定會跌入危險和殘忍的境地（因為沒有任何的倫理束縛了）。危險跟殘忍交替出現的時候，嚴刑酷律一類的學說就會被提倡。這個就是申不害、韓非學老莊，最后流于殘忍刻薄，卻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他又說，一種強調徹底清凈的學說必然無情，無情必然不講恩義，“由虛無而輕死生，由輕死生而務峻刻”，所以道家“基本不正，其流蓋偏”，是一種很自然的趨勢。尹繼美這樣的解釋，自然是站在后世儒家立場上對道、法兩家所作的嚴厲批評，但從邏輯地解答問題的角度看，對于我們今天理解《老子韓非列傳》，是很有幫助的。

尹繼美這樣的說法，其實也不是他個人的發明。早在南宋，大理學家朱熹就引張文潛之說，謂：

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于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變詐刑名。

朱熹還進一步指出：“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記》七十列傳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司馬遷曾引他父親司馬談寫的一篇文章，談儒、墨、名、法、道、陰陽六家的要旨。在司馬談那里，道家和法家是毫無關涉的。但是，到了《老子韓非列傳》，司馬遷卻獨特地把這兩家從學術上聯系到了一起。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司馬遷對于道法兩家關系的看法，已經超越了他父親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里的平面比較，而有一種凸顯學術史復雜內涵的深度。

這當然不能簡單地說，司馬遷比他父親更聰明。一般認為，這樣的超越性的成果，應該跟司馬遷本人身處和知悉的西漢前期的現實政治有關。從景帝到武帝，整體上就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黃老的休養生息，轉向法家的嚴苛執政，即使它們正在被逐步涂上一層儒家的理性色彩。

任何能夠流傳后世的學說，都一定同時存在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老子韓非列傳》為老莊和申韓合寫一傳的做法，自然是司馬遷的一種選擇。這種選擇，正好生動地反映了一位對現實抱有深切關懷的歷史學家，是如何從現實政治中，學到更透徹、更辯證地理解古代學術源流的方法的。

◎本文原載于《眾生：〈史記〉的列傳》（作者：陳正宏），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