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國務院國資委發布央企問責新規，追責范圍更廣、標準更細、處罰更嚴

文/識局智庫研究組

近日，國務院國資委發布《中央企業違規經營投資責任追究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新規”，全文可點擊文末“閱讀原文”查閱），并宣布將于2026年元旦起正式施行。

這份看似專業枯燥的部門規章，因其明確的“13方面98種”追責情形而引發廣泛關注。

然而，其真正分量遠不止于追責情形的增加。

它更像一套精心設計的“精密算法”，旨在為國家經濟巨輪的核心引擎——中央企業——重新校準航向，其背后折射出中國宏觀經濟治理思路的深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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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新規是懸在央企管理人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追責范圍更廣、標準更細、處罰更嚴。

但深入剖析，其核心邏輯是一次監管哲學的迭代：它不是在簡單地“收緊韁繩”，而是在“管資本”的框架下，為“放權”與“問責”尋找一個更精確的平衡點。

過去，“管資產”模式下，監管者容易陷入事無巨細的審批，企業則傾向于“少干少錯”的保守策略。

而“管資本”改革賦予企業更大自主權，但如何防止“一放就亂”成為新挑戰。

新規的獨到之處在于，它通過“負面清單”式管理和機制化的容錯條款，構建了一套清晰的規則體系。

98種情形劃出了不可觸碰的紅線，相當于告知企業，在紅線之外擁有廣闊的探索空間。

新規還將“三個區分開來”原則具體化，明確保護那些為改革發展、科技創新而大膽探索卻未達預期的行為。

這套組合拳的終極目標，是激勵“企業家精神”而非“官員心態”，引導央企從“不敢干”轉向“敢于正確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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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26種情形并非隨意羅列，而是與國家戰略意圖緊密咬合的齒輪。細品可見其強烈的政策導向性：

一是劍指“創新造假”，護航科技自立自強。

新規首次單列“科技創新”追責情形，直擊“偽創新”、“研發投入虛報”、“騙補騙扶”等沉疴痼疾。

這傳遞出明確信號：國家投入的科創資源必須用于刀刃，攻克“卡脖子”技術是嚴肅的政治和經濟任務，容不得半點形式主義和資源浪費。問責的利劍正指向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

二是嚴控“盲目擴張”，聚焦主業與核心競爭力。

在“集團管控”中強調整治“無關多元”、“多層架構”，意在糾正部分企業偏離主業、盲目擴張的傾向。

監管層希望資源聚焦于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水平，鍛造真正的核心競爭力，而非沉迷于規模的虛胖和資本的狂歡。

三是強化“風險隔離”，統籌發展與安全。

對“風險管理”和“境外經營投資”的空前重視，體現了在復雜國際環境下，中央對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深謀遠慮。企業不能再以“開拓市場”為名行“野蠻生長”之實，必須建立強大的風險“防火墻”，將安全發展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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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規改變的不僅是追責范圍，更是追責的“語法”，從“秋后算賬”轉向“全程嵌入式監督”。

首先，從“結果論”轉向“行為論”。

只要發生清單中的違規行為（如違規決策、掛靠經營），即使尚未造成資產損失，也可能因潛在的“不良后果”被追責。

這極大地增強了制度的預防和震懾功能。

其次，“體系化問責”破局“集體不負責任”。

新規明確“上級責任”和“集體責任”。子企業頻繁出事，總部領導難辭其咎。

這迫使整個集團必須建立有效的內控和風險穿透管理體系，實現了從追究個人失職到督促整個組織系統負責的根本轉變，旨在破解“法不責眾”的困境。

再次，“終身問責”與“動態整改”形成閉環。

“重大決策終身問責”讓每個決策者都需慎獨慎終。

而強制的整改要求，則使追責成為一個管理提升的起點，推動企業“吃一塹長一智”，形成 “發現-追責-整改-提升” 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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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套“精密算法”的落地效果，仍面臨現實的考驗。

最大的挑戰在于如何避免 “泛合規化” 風險。

如果執行層面為求自保，將“容錯”細則束之高閣，可能導致央企管理層再次趨于保守，扼殺創新活力。

此外，嚴密的合規流程必然伴隨更高的管理成本，如何在風控與效率之間取得平衡，將是對企業治理能力的持續考驗。

展望未來，新規的深遠意義在于，它試圖鍛造一種新型的央企行為范式：既要有“狼性”的市場競爭意識，又要有“雁陣”般的紀律與協同。

它要求央企領導人不再是傳統的“官員”或單純的“商人”，而是兼具戰略眼光、企業家精神、法治意識和風險管控能力的復合型企業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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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業違規經營投資責任追究實施辦法》的出臺，遠非一次簡單的制度修補。它是中國在經濟轉型升級關鍵時期，對國家資本運營管理體系的一次深度重構。

它清晰地表明，中國追求的“高質量發展”，必須有與之匹配的“高質量監管”作為基石。

這部為國家經濟巨輪錨定航向的“精密算法”，其最終成效，不僅關乎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更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在未來全球競爭格局中的核心地位與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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