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2018年深秋的一個下午,省委組織部考察組進駐青山鎮。
我拿著材料走進會議室,準備接受個別談話。
推門的一瞬間,我整個人都愣住了。
坐在正中央那位考察組組長,正抬起頭看向我。
那張臉,我十年都忘不了。
他也認出了我,眼神里滿是難以置信。
劉國熙書記恰好端著茶杯從后面進來,看到這一幕,臉色瞬間變了。
李建康組長站起身,盯著我看了足足五秒鐘。
他開口的第一句話,讓劉國熙手里的茶杯差點沒端穩:
"小周,這些年在劉書記手下工作,有什么想說的嗎?"
我沉默著,沒有立刻回答。
身后的劉國熙呼吸明顯急促起來。
他做夢也想不到,那個被他晾在走廊里無數個三小時的年輕人,竟然認識省委組織部的處長。
而那些讓我空等的三小時,終于要讓他付出代價了。
這一切,還得從七年前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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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夏天,我從省城的大學畢業,考進了河川縣青山鎮民政辦。
那年我24歲,意氣風發,覺得自己能干出一番事業。
我叫周紅斌,土生土長的農村娃,父母都是種地的。
考上公務員那天,我媽在村口放了一掛鞭炮,說這是老周家祖墳冒青煙了。
我爸蹲在門檻上抽旱煙,嘴角咧到了耳根子。
那時候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不是康莊大道,而是漫長的熬煎。
青山鎮是個典型的農業鄉鎮,下轄十二個行政村,人口三萬多。
鎮政府是一棟三層小樓,外墻刷著白漆,看著還算體面。
民政辦在二樓最東邊的角落,兩張辦公桌,一臺老式電腦,一個鐵皮文件柜。
我的搭檔姓孫,叫孫國棟,比我大8歲,在民政辦干了五年了。
他是個老實人,說話慢條斯理,做事也不緊不慢。
我報到第一天,孫國棟遞給我一杯茶水。
他笑著打量我:"小周,歡迎你來民政辦,這地方清苦,你得有心理準備。"
我接過茶杯點點頭:"孫哥,我不怕苦。"
孫國棟嘆了口氣,欲言又止。
后來我才明白,他那口氣里藏著多少無奈。
鎮里的黨委書記叫劉國熙,52歲,在青山鎮干了四年了。
他個子不高,肚子圓滾滾的,頭發梳得油光锃亮。
說話的時候喜歡瞇著眼睛,讓人看不透他在想什么。
我第一次見劉國熙,是在鎮里的全體干部會上。
他坐在主席臺正中央,手里端著茶杯,掃視著下面的人。
那目光掃到我身上時,停頓了一秒。
會后,辦公室主任趙海東湊到他耳邊說了幾句話。
劉國熙點點頭,又看了我一眼,沒說什么就走了。
趙海東40來歲,瘦高個,眼睛不大但特別精明。
他是劉國熙的心腹,在鎮里說話很有分量。
散會的時候,趙海東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上下打量著我:"新來的?叫什么?"
我恭敬地回答:"趙主任好,我叫周紅斌,分到民政辦。"
趙海東嗯了一聲,揚長而去,連正眼都沒再看我一下。
那時候我還年輕,不懂這些人情世故,只顧埋頭干活。
民政工作瑣碎繁雜,低保、五保、救災、優撫,哪一樣都馬虎不得。
我每天騎著電動車下村入戶,核實情況,填寫表格。
太陽曬得我臉皮發黑,但我心里踏實。
老百姓看我認真,都愿意跟我說實話。
石橋村的錢大爺拉著我的手不肯松開。
他眼眶濕潤著:"小周啊,你是第一個肯到我家坐一坐的干部。"
錢大爺今年68歲,老伴走得早,一個人住在村東頭的土坯房里。
他腿腳不利索,靠低保金和種菜過活。
我去他家看過三次,每次都幫他干點力所能及的活。
第一次是幫他修了院墻的豁口,用泥巴和碎磚頭糊上的。
第二次是幫他把漏雨的屋頂蓋上塑料布,壓了幾塊磚。
第三次是幫他把過冬的白菜收進了地窖。
錢大爺總想留我吃飯,我都婉拒了。
他從破棉襖里掏出幾個雞蛋塞給我。
老人固執地往我手里塞著:"拿著,自家雞下的,不值錢。"
我死活不肯收,老人的眼淚都快下來了。
最后我答應,下次來吃他一碗面條。
錢大爺這才笑了,笑得滿臉皺紋都舒展開來。
那段日子,我覺得自己的工作有意義。
雖然工資不高,雖然沒人關注,但老百姓的認可讓我有了干下去的勁頭。
可是,我很快就發現,基層干部最難對付的不是群眾工作,而是另一些東西。
第一次讓我意識到問題的,是低保審批那件事。
那年秋天,石橋村有三戶人家申請低保,材料我都核實清楚了。
家庭情況屬實,完全符合政策標準。
我把材料整理好,送到孫國棟那里過目。
孫國棟翻了翻,點點頭表示沒問題。
接下來,就得找分管的張副鎮長簽字,再找劉書記簽字。
張副鎮長那關很順利,他看了一眼就簽了字。
但是劉書記那關,讓我第一次嘗到了什么叫心寒。
那天上午九點,我拿著材料去三樓書記辦公室。
門虛掩著,里面傳來說話聲。
我敲了敲門,趙海東的腦袋探出來,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他皺著眉頭:"什么事?"
我解釋道,材料需要劉書記簽字,是三戶低保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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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海東撇撇嘴,說劉書記正忙著呢,讓我等一會兒。
我應了一聲,就站在走廊里等著。
一開始我以為也就是十分鐘二十分鐘的事。
可是我站在那里,一等就是一個小時。
期間劉書記辦公室的門開開合合好幾次。
有縣里的干部進去匯報工作,有企業老板進去送材料。
每個人進去都不用等,進去了也很快就出來。
唯獨我,一直站在走廊里,像根電線桿子。
一個半小時過去了,我的腿開始發酸。
兩個小時過去了,趙海東從辦公室里出來,看見我還傻站著。
他似笑非笑地瞥了我一眼:"喲,還沒走呢?劉書記忙,你改天再來吧。"
我心里憋著一口氣,但還是忍住了。
我平靜地看著他:"不急,我等著就行。"
趙海東愣了一下,撇撇嘴,進去了。
又過了半個小時,劉國熙親自走出來。
他端著茶杯,慢悠悠地走向飲水機,接了杯熱水。
然后他轉過頭,看了我一眼,什么話也沒說,又回了辦公室。
那一眼里的東西,我看懂了。
那是居高臨下的審視,那是有意為之的晾著。
他在等我知難而退,在等我低頭求人。
可我偏不。
我繼續站著,一動不動。
足足三個小時后,趙海東才出來叫我進去。
劉國熙坐在辦公桌后面,連頭都沒抬。
他隨手翻了翻材料,拿起筆簽了字。
整個過程不到三十秒。
簽完字,他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他慢條斯理地開口:"下次材料準備齊全點,別讓我等。"
我忍著火氣,平靜地回了一句:"材料一直都齊全。"
劉國熙的臉色變了變,沒接話,揮揮手讓我出去。
我拿著簽完字的材料走出辦公室,心里五味雜陳。
我知道,這只是開始。
回到民政辦,孫國棟看見我的臉色就知道出事了。
他遞給我一杯水,嘆了口氣。
他壓低聲音問我:"等了多久?"
我喝了口水,緩緩開口:"三個小時。"
孫國棟沉默了好一會兒。
他看著窗外,低聲開口:"劉書記這人,你得學會適應。"
我問他是什么意思。
孫國棟看了看門口,確定沒人,才壓低聲音跟我說了實情。
劉國熙這人,最看不起的就是沒背景、不會來事的人。
在他眼里,工作能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會不會做人。
所謂會做人,就是逢年過節要有表示,有事沒事要往他跟前湊。
你不主動靠上去,他就故意給你穿小鞋。
讓你等三個小時,是最常見的手段。
他就是要磨你的性子,讓你知道誰是這里說了算的。
我聽完,心里涼透了。
但我不想妥協。
我問孫國棟,難道就沒有人管這種事嗎?
孫國棟苦笑著搖搖頭,他無奈地看著我:
"管?怎么管?人家又沒違紀,就是讓你等一等,你能告他什么?"
我沉默了。
他說得對,這種事情,既不違法也不違紀。
劉國熙簽字了,只不過讓你等了三個小時而已。
你要是告狀,人家說工作忙,抽不出時間,你能怎么辦?
這就是現實,這就是基層。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我不停地問自己,要不要妥協?要不要學著圓滑一點?
最后我想通了。
我做不了那樣的人。
我寧愿被晾著、被擠兌、被邊緣化,也不愿意點頭哈腰去討好一個我看不起的人。
反正我做的是民政工作,服務的是老百姓。
只要老百姓認可我,只要我問心無愧,其他的,隨他去吧。
從那以后,去劉國熙辦公室簽字,就成了我的常態。
每次去,每次等,少則兩個小時,多則三個半小時。
劉國熙從不明說為什么讓我等,他就是那么淡淡地晾著我。
有時候他明明在辦公室里喝茶看報紙,卻讓趙海東說他在開會。
有時候他分明只是在和人閑聊,卻讓我在走廊里站成一根電線桿。
趙海東每次看見我,都帶著一種嘲弄的笑:
"周科員啊,你這等功夫真是一絕,換我早不干了。"
我從不接他的話茬,只是淡淡地回一句:"事情總要辦完。"
時間長了,鎮里的人都知道,民政辦那個周紅斌,是劉書記不待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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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背后議論,說我是榆木腦袋,不開竅。
有人勸我變通一下,該送的禮還是要送。
也有人等著看我的笑話,看我什么時候熬不住,自己申請調走。
可我偏偏不走。
我不是沒有退路,憑我的學歷和能力,考到縣里不是沒有機會。
但我就是咽不下這口氣。
我想看看,這樣的日子,到底能持續多久。
2012年冬天,一場冷空氣席卷了整個河川縣。
石橋村錢大爺家的土坯房頂上,積雪壓塌了一角。
我接到村干部的電話,二話不說騎著電動車就去了。
寒風刺骨,我臉都凍得發青,但還是趕在天黑之前到了錢大爺家。
屋子里漏著風,錢大爺裹著破棉被坐在炕頭上,瑟瑟發抖。
他看見我進來,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他嘴唇哆嗦著拉住我的手:"紅斌啊,你咋來了?這么冷的天。"
我顧不上說話,先幫他把漏風的窗戶用塑料布封上。
然后又爬上房頂,用磚頭和油氈布臨時堵住了塌陷的地方。
忙活完,天已經黑透了。
我搓著凍僵的手,給錢大爺燒了一壺熱水。
錢大爺拉著我的手,嘴唇一個勁兒地哆嗦。
他老淚縱橫地看著我:"紅斌,你是好人啊,咱村的人都說你是好干部。"
我安慰他不要激動,這都是我該做的。
回到鎮上,我連夜填寫了危房改造申請表。
按照政策,錢大爺這種情況完全符合危房改造的條件。
只要審批通過,就能拿到補貼,把房子翻修一下。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材料送到張副鎮長那里。
張副鎮長看了看,說情況確實緊急,讓我抓緊去找劉書記簽字。
我深吸一口氣,又一次走向了三樓那間辦公室。
這一次,我又等了三個小時。
劉國熙在辦公室里和趙海東聊家常,聲音大得走廊里都能聽見。
他們聊的是誰家孩子當了干部,誰又新提了副科。
趙海東諂媚的笑聲一陣一陣的,聽得我直反胃。
中途趙海東出來接水,看見我還站在那里。
他挑著眉毛打量我:"周科員,又來等著呢?也不嫌累。"
我面無表情地回答:"事情緊急,必須盡快辦。"
趙海東撇撇嘴,端著水杯回去了。
三個小時后,劉國熙終于叫我進去。
他翻了翻材料,皺著眉頭看了我一眼。
他不緊不慢地敲著桌子:"危房改造?這事不急,再等等。"
我據理力爭,說錢大爺家屋頂塌了,再不修過不了這個冬天。
劉國熙冷笑了一聲。
他把材料往桌上一扔:"年輕人,別整天跑這些婆婆媽媽的事,要學會抓重點。"
我心里火往上竄,但還是忍住了。
我咬著牙開口:"劉書記,這是老百姓的安危,不是婆婆媽媽的事。"
劉國熙愣了一下,臉色陰沉下來。
他猛地把材料摔在桌上:"你教訓我?"
我深吸一口氣,沒有退讓。
我直視著他的眼睛:"我只是說實情。"
房間里安靜了幾秒鐘,空氣都凝固了。
劉國熙盯著我看了好一會兒,終于拿起筆簽了字。
他把材料甩給我,冷冷地吐出兩個字:"滾吧。"
我拿著材料走出去,手都在微微發抖。
不是怕,是氣的。
那種被人當成螞蟻一樣踐踏的滋味,讓我恨不得一拳砸在墻上。
但我忍住了。
我知道,沖動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錢大爺的房子比我的尊嚴重要。
只要材料簽下來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那年臘月,錢大爺的房子終于修好了。
我去驗收的時候,老人非要留我吃飯。
這一次我沒推辭,在他家吃了一碗熱騰騰的手搟面。
錢大爺坐在炕頭上,一個勁兒地往我碗里夾咸菜。
他眼睛紅紅地看著我:"紅斌,好人有好報,老天爺看著呢。"
我笑著寬慰他,說大爺你別說這些,這都是政策好。
老人搖搖頭,固執地看著我。
他握著我的手認真地開口:
"政策再好,也得有人愿意跑腿。那些光會坐辦公室的,老百姓心里都有桿秤。"
那碗面我吃得很香,也吃得很酸楚。
我想,這就是我堅持下去的意義吧。
這些年,劉國熙對我的態度始終沒有改變。
每一次簽字,每一次等待,已經成了一種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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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這種方式羞辱我,我用不動聲色的堅持對抗他。
我們之間沒有正面沖突,但彼此都心知肚明。
他看不起我,我也瞧不上他。
鎮里的人都以為我會熬不住,早晚得走人或者低頭。
可是一年又一年過去,我還是那個民政辦的周紅斌。
工資不高,職位不升,但老百姓的事,我一件也沒落下。
2015年春天,鎮里召開全體干部大會,劉國熙作工作報告。
講到最后,他忽然點名批評民政工作推進緩慢。
他站在臺上環顧四周:"有些同志,整天就知道跑村里,本職工作卻一塌糊涂,材料報不上來,時間卡不住。"
我知道他說的是我,但我沒有站起來辯解。
張副鎮長坐在旁邊,低著頭一言不發。
散會后,趙海東故意走到我身邊,皮笑肉不笑。
他拍著我的肩膀陰陽怪氣地開口:
"周科員,劉書記剛才說的,你可得好好反思啊。"
我甩開他的手,頭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辦公室,孫國棟沉默了半天。
他最后嘆了口氣,低聲勸我:"紅斌,算了吧,犯不著。"
我沒接話,繼續整理手頭的材料。
晚上回到宿舍,我一個人坐在床邊發呆。
那種壓抑的感覺,幾乎讓我窒息。
我掏出手機,翻到了考公網站的頁面。
縣里正在招考,我完全可以報名試一試。
離開這個鬼地方,離開劉國熙的陰影,重新開始。
可是想了一夜,我還是沒有報名。
不是舍不得這份工作,是舍不得那些信任我的老百姓。
石橋村的錢大爺,黃土嶺的李老太,河灣村的張寡婦……
他們那些期盼的眼神,讓我沒法說走就走。
我想,再熬一熬吧。
劉國熙遲早會走的,不可能在這個鎮上干一輩子。
等他走了,情況也許會好一點。
我就這樣安慰自己,繼續熬著。
一熬,又是三年。
2018年秋天,一個消息在鎮政府炸開了鍋。
劉國熙被列為縣委常委候選人,省委組織部將派考察組進行民主測評和個別談話。
這意味著,劉國熙很可能要高升了。
那幾天,劉國熙春風得意,走路都帶著風。
他專門開了一個班子會,強調要展現青山鎮的良好精神面貌。
趙海東比平時更加忙碌,進進出出地安排各種事情。
我坐在民政辦的角落里,冷眼旁觀。
心里不是滋味,卻也無可奈何。
我想,這世道就是這樣,會鉆營的人步步高升,老實干活的人永遠在底層。
劉國熙走了也好,換一任書記,也許對我會好一點。
可是我怎么也沒想到,命運在這個節骨眼上,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
考察組到鎮上那天,我正好在石橋村走訪。
村干部給我打電話,說鎮里來人了,讓我趕緊回去。
我騎著電動車往回趕,心里沒當回事。
這種考察,跟我這個普通科員有什么關系?
我連候選人都不是,民主測評投個票就完事了。
下午的民主測評很快就結束了。
劉國熙全程陪同,殷勤備至,臉上堆滿了笑。
我遠遠地看著他點頭哈腰的樣子,心里泛起一陣厭惡。
測評結束后,考察組組長宣布要進行個別談話。
這是慣例程序,抽選一部分干部單獨了解情況。
趙海東拿著一份名單湊到劉國熙耳邊嘀咕了幾句。
劉國熙看了一眼,微微點頭。
然后,考察組組長說了一句話,讓劉國熙的臉色瞬間變了。
他平靜地看著名單開口:"民政辦的同志怎么沒有?"
劉國熙愣了一下,解釋說民政辦人手不足,今天下村了。
組長沒有理會他的解釋,淡淡地補了一句:"那就加上吧,明天談。"
劉國熙的笑容僵在了臉上。
我站在人群后面,并沒有在意這個細節。
我以為,這只是考察組的例行安排,沒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第二天上午,當我走進那間會議室的時候,一切都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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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終于明白,命運有時候就是這么奇妙。
它會在你以為一切都結束的時候,給你一個意想不到的轉機。
那天早上,陽光很好,秋風微涼。
我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舊外套,拿著一個塑料文件夾,往會議室走。
說實話,我心里沒什么準備。
這種個別談話,無非就是問幾句對候選人的評價,走個過場而已。
我打算說幾句客套話,敷衍過去就算了。
畢竟劉國熙再怎么不待見我,也犯不著在考察組面前給他上眼藥。
我不是那種背后捅刀子的人。
會議室在二樓東邊,門半掩著。
我深吸一口氣,敲了敲門。
里面傳來一個沉穩有力的聲音:"請進。"
我推門進去,目光掃向房間正中央。
一張長條桌,幾把椅子,墻上掛著一幅青山鎮的全景圖。
桌后坐著一個中年男人,50多歲的樣子,面容嚴肅,目光銳利。
他正在翻閱一份材料,聽到門響,抬起頭看向我。
就是這一眼,讓我整個人都愣在了原地。
那張臉,我做夢都忘不掉。
十年了,整整十年。
他比當年老了一些,頭發花白了不少,但那雙眼睛還是那樣深邃。
是他,一定是他。
我的腦子轟的一聲,整個人都懵了。
他也認出了我,眼神里滿是驚訝和難以置信。
我們就這樣對視著,誰都沒有說話。
空氣似乎凝固了,時間也停止了流動。
我聽見自己的心跳聲,咚咚咚,一下比一下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