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革命的漫長歷程當中,黨內對于路線和策略方面的爭論還確實比較常見。毛主席他自己,在早期進行革命的時候,所提出的正確主張也常常不被理解甚至遭到反對。但是歷史具有有趣之處的是,它就像是一塊試金石,最終會弄清楚誰對誰錯。大多數曾經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在事實的面前,能夠明白毛主席是正確的,并且還真誠地改變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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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在十大元帥當中,有八位曾經因為各種各樣的緣由反對過毛主席。朱德總司令在紅四軍七大會議上,和毛主席有過關于前委權限的激烈爭論。劉伯承、聶榮臻等人,也曾經因為對毛主席的游擊戰術理解不夠深入,在寧都會議上站到了反對的那一方,使得毛主席一度失去了軍事指揮權。不過這些分歧,沒有動搖他們進行革命的目標。當實踐表明毛主席的路線能夠引領革命走向勝利的時候,他們就毫不猶豫地重新團結到毛主席的身邊。這種服從真理、修正錯誤的態度,正好體現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坦蕩胸懷。
博古和李德是例子。博古曾經是王明在國內的代理人,執行了與毛主席正確路線不相符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慘重的損失。在遵義會議這樣重大的關頭,他最初表示反對。后來?看到紅軍在毛主席的指揮下擺脫了困境、實現了轉危為安,他也并不愚蠢,最終解開了心中的疙瘩,支持毛主席。李德是來自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在親自指揮失利之后,看到毛主席用兵如神,他不得不承認:我聽了毛澤東的講課,他非常偉大,中國紅軍也非常偉大。梁漱溟以硬骨頭的形象而出名,在1953年與毛主席激烈爭論之后,在晚年表達了悔意,說當時態度不好,講話沒有考慮場合,還高度評價毛主席是具有世界性的偉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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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么一看,黨內大多都能夠認識到錯誤并且去進行改正,這幾乎已經成為眾人所共有的一種想法。
不過歷史總會存在例外的情形。確實有那么兩個人,直至生命終結都沒有真正地去糾正錯誤,這兩個人便是王明和張國燾。
王明存在著非常深刻的問題。他最初借助著共產國際的支持,推行著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左傾教條主義。隨后又轉向右傾,提出一切都要經過統一戰線這樣的主張,幾乎放棄了黨的獨立自主的原則。他所犯的錯誤路線給黨造成了極為巨大的損失,即便是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后,他仍然想要架空毛主席,去爭奪領導權。后來由于形勢的逼迫,他表面上收斂了一些,但是內心從來就沒有真正服氣過。在1955年的時候,他找了機會前往蘇聯治病,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在蘇聯期間他撰寫了眾多的文章,并且還出版了《中共五十年》這本書,對中國革命以及毛主席進行歪曲和攻擊。由此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心結一直到死都沒有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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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存在更為直接的分裂行為。在長征期間他自認為兵力強大,不執行中央北上的決定,還公然另立中央,幾乎導致黨和紅軍內部出現分裂情況。毛主席后來對斯諾提及,那是他人生當中最為黑暗的時期。之后張國燾被迫北上,但是在1938年卻借著祭拜黃帝陵的契機叛逃去投靠蔣介石。對于他的叛離之舉,毛主席有著寬廣的胸懷,沒有進行阻攔,并且還將他的妻兒送去與他團聚。但是張國燾并沒有進行反省。他之后流亡到香港,因為生活所迫接受美國的錢財報酬,撰寫攻擊中國革命的文字。在1976年毛主席去世之后,西方媒體采訪他時,他就淡淡地表示毛澤東也是平凡的人,一直不承認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他的最終結局是很讓人有所感慨的。
為什么大多數人最終都能夠心服口服,而王明、張國燾卻如此固執?我認為這不僅僅是路線之爭這么簡單。從更深入的角度來看,或許是他們固執地迷戀個人權威,并且不重視革命集體的紀律。在張國燾事件之后,毛主席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專門強調要加強黨的紀律,還提出了著名的四個服從原則,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全黨要服從中央。這可是用鮮血換來的教訓。王明一直披著馬列主義理論家的外衣,但是他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本質,使得他沒有辦法真正明白和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生命力究竟在哪里。
回顧這一段歷史,黨內不同的意見曾經有過爭論,最后達成了統一。這就好像大浪淘沙一樣。絕大多數同志在認識到真理之后,能夠果斷地向正確方向看齊,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這是我們黨能夠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原因。王明和張國燾的情況,如同鏡子一般,從反面展現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堅持民主集中制是特別有必要的。他們所發生的事情,給后人留下來的,不僅僅是歷史的回響,還有關于紀律、團結以及忠誠的深刻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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