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幾家核心媒體拋出的一份民調數據,讓國際社會驚掉了下巴,高市早苗的支持率,竟然不可思議地沖到了75.9%,而且在18到29歲這個本該最叛逆、最對政治冷感的日本青年群體中,她的支持率竟然飆升到了恐怖的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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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禁讓我們疑問,高市早苗為什么會如此備受追捧?日本到底發生了什么?
剝開這層表面上的飯圈狂熱,真正浮現出來的是日本年輕人切實的生存壓力,他們并不是對復雜的憲法修正案感興趣,而是因為生活拮據、工資跟不上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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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合組織的薪資排名里,日本已經從35個成員國中滑到第25位,對于經歷過“就業冰河期”余震的年輕人來說,所謂的“中產夢想”早就被不斷上漲的便利店飯團價格打碎。
超過三分之一的年輕人只能在非正式雇傭崗位上掙扎,這種看不到未來的無力感是之前幾任溫和型首相從未真正觸碰到的痛點。
高市早苗敏銳捕捉到了這種絕望,她直接繞過宏大敘事,給年輕人提出了一個非常現實的“求生方案”:把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從103萬日元直接提高到178萬日元。
對于在高物價環境下每一分錢都要精打細算的年輕人來說,這意味著每年能夠多拿到幾萬日元,是真正的實惠和生活救助,這招既冷酷又精準,抓住了年輕人最實際的利益。
日本年輕人大多無黨派,比例接近六成,他們并不在乎是自民黨還是在野黨,誰能讓他們的收入增加、讓生活稍微輕松一些,誰就是他們心中的“神”。
相比那些總是含糊其辭、只會“觀察研判”的官僚型領導,高市展現出的強硬、干脆甚至帶有一定破壞性的風格,恰好填補了青年心中巨大的權力空缺,讓他們看到了切實可感的政治回應。
而這場“早苗活”最讓人擔心的,并不只是年輕人拿到的經濟好處,而是一種被重新塑造的、充滿風險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年輕人眼里高市早苗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她的“棱角”。
她在國際場合中,即便制造麻煩也要表現出強烈存在感,這種姿態成了年輕人釋放焦慮的出口。
就算是去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這一行為在長期受右翼歷史修正主義和教科書影響的年輕人認知里,也被扭曲成了“捍衛國家尊嚴”或者“緬懷先烈”。
戰爭的慘痛記憶隨著代際更替而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經過美化、帶著悲情色彩的愛國主義幻象,這種幻象進一步變成了實際的軍費支出,在“周邊威脅論”的不斷渲染下,年輕人開始認同“只有武力才能保平安”的邏輯。
因此當2026財年的防衛預算被推高到前所未有的8.85萬億日元,同時計劃引進500枚美制“戰斧”巡航導彈和高超音速武器時,社會輿論的反彈遠沒有預期的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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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于,這是一場代價極高的經濟游戲,年輕人眼前獲得的個稅減免,很可能會在未來通過所謂“防衛特別所得稅”連本帶利地被收回。
從2027年起的增稅計劃,實際上就是用年輕人的未來來為現在的軍備擴張買單,左手發糖給年輕人,右手掏槍擴充軍備,中間產生的龐大赤字,最終仍然會落到年輕人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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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種靠年輕人熱情撐起來的支持率,本身就非常脆弱,就在前不久,僅僅48小時內這股熱情差點被一次激進的“試探”打破。
一位首相官邸高官在閉門會議上隨口提到“擁核”,瞬間觸碰了日本社會的道德紅線,廣島縣議會罕見地全票通過警告,媒體連續報道和質問。
這次挑釁性的言論,無論是否出自高市早苗本人直接批準,都暴露出這個內閣想徹底突破戰后體制的野心,雖然在野黨立即要求撤換官員,但這本身也可能是在測試民意的底線。
日本年輕人陷入嚴重的認知沖突:一方面享受經濟紅利帶來的好處,一方面又對可能卷入核沖突感到恐懼。
本國歷史和戰爭慘痛經驗幾乎與他們無關,他們從右翼敘事里吸收的是一種經過修飾的國家觀,高市早苗目前正處在這種局面中間,既有熱情擁護,也可能隨時面臨反彈,前方幾乎是懸崖。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不僅僅是高市早苗個人的問題,而是背后有成千上萬手持粉色應援棒的年輕人群體。
這些年輕人沒有親歷戰爭的痛苦,卻在右翼敘事里成長,把高度危險的軍國主義苗頭誤讀為一種潮流和“反抗精神”。
當鄰國年輕人開始崇尚強權、忽視歷史、為軍備擴張叫好時,這股青春熱潮的背后,其實隱藏著未來十年東亞安全局勢的潛在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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