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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work for life,還是live for work」
作者|葛幫寧
編輯|李國政
出品|幫寧工作室(gbngzs)
(接上篇《對話陳黎明(上):做1號位和2號位區別很大|汽車海歸志》)
▍07
唯一爬上40%分割路面坡度的車
幫寧工作室:我們來聊聊你的成長經歷,你出生在哪里?
陳黎明:我出生在云南昆明。3歲時,父親轉業,支援三線建設,我們全家從云南昆明搬到四川綿陽。我從幼兒園、小學、初中到高中,都在綿陽度過。
成長過程中有什么難忘的事?
小時候一直玩,屬于比較調皮的那一類。真正開始認真學習,是在高一下學期,“四人幫”被粉碎后恢復高考。有個常在一起玩的同學,他父母是知識分子,家里對學習抓得比較緊,他突然提前一年考上了大學。這對我沖擊很大,當時就下定決心,一定要上大學。
是突然之間懂事了嗎?
是的,特別想上大學。我是1979級考生,那時剛改革開放,電影院里放好多以前不能放但很好看的影片。我自驅力和自制力都特別強,不去看這些電影,把自己關在家里學習。
之前,由于受十年文革影響,沒有好好學習。高一下學期開始學習時,對于二元一次方程的求根公式和韋達定理等,都覺得非常驚奇。在復習準備高考階段,母親經常鼓勵我說“有志者,事竟成”。1979年,我終于如愿以償考上大學。
為什么選擇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與很多男生一樣,我從小就有航空夢,也報考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當時叫北京航空學院),但分數不夠,被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當時叫南京航空學院)錄取,讀航空動力裝置控制專業。后來,一直從事自動控制相關工作,如TCS、ESP和自動駕駛。
那時控制專業已經是前沿學科。
是的。1980年代,航空發動機電控是非常前沿的科學,但沒有經費、沒有技術,我感覺什么都不懂。讀本科時,我的本科畢業論文,在導師指導下,只能做航空發動機仿真計算。讀研究生時,導師轉向做機器人,我的碩士畢業論文是做機械臂控制。1986年,我碩士研究生畢業,留校當老師,也是教自動控制課程,教了3年半。
除留校外,當時還有其他選擇嗎?
我4年本科和兩年半研究生成績優異,留校是很自然的。父母想讓我回綿陽,去他們工作的單位,但我自己希望出去闖闖。如果沒有考上研究生,我就準備去航空廠或研究所工作。
到美國韋恩州立大學是有什么機緣?
那時大學老師工資不高,我是助教,每月120元(當時折合30多美元)。1989年,趕上1980年代出國熱潮,我也很想出去讀博。我通過了托福、GRE考試,本來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錄取,但獎學金出了點問題。
與此同時,我大學校友、研究生同學劉勝(202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把我推薦給美國韋恩州立大學機械工程系一位教授,他給了我全額獎學金。我就去了這所學校機械工程系攻讀博士學位,從事柔性機器臂動力學、振動和控制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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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博世底盤控制系統中國區攜手中汽中心,落實聯合國道路安全十年行動,在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宣講道路安全和技術
你怎么適應美國環境?
上世紀(參數丨圖片)80到90年代,中美之間各方面差距巨大,對我的沖擊也是巨大的。
剛到美國的第二天,我遇到的第一個挑戰是如何選課程注冊。當時在國內,本科和研究生所有課程都是學校事先規劃安排好的,不需要自己選課。但在美國,需要自己在厚厚的一本課程目錄里選擇課程。我完全不知所措,無從下手。幸好,在師兄的幫助下,完成了第一學期的注冊選課。
第二個挑戰是過語言關。我們那個年代學的都是啞巴英語,看和寫還可以,但聽說能力很差。
有一個印象非常深刻的文化沖擊,是在工作后遇到的。在國內讀書時,因為成績一直很好,老師給我們灌輸的理念是要謙虛,越優秀越要低調,“大概”或“可能”是口頭語。而在美國博世工作時,我的部門經理在年終績效評估時,給我的反饋是:能力很強,但not assertive(不夠自信),可以改進。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震驚,同時也給我帶來覺醒,讓我意識到中西方文化差異——謙虛在中國文化里是優點,而在美國文化里,就變成了缺點。我開始改變自己,在溝通交流時,變得更加自信。
第一份工作是在哪里?
康明斯柴油發動機公司。我不想繼續讀博士后,也不想做理論研究,而是希望學有所用,能解決實際問題,盡早產生實際價值。
在康明斯干了多長時間?
只有一年。我在印第安納州哥倫布市(康明斯總部所在地),太太在底特律,周末開車往返,單程6個小時,很辛苦。后來,我向TRW(TRW Automotive Holdings Corp.,天合汽車集團,現在的采埃孚集團)和博世投了簡歷,兩家公司都錄用了我,最后我選擇了博世。
當時對博世并不了解。選擇博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博世離我住的地方,開車單程比TRW公司省10分鐘。1995年,我加入博世(博世集團,Bosch Group)美國公司,位于大底特律地區一個衛星城Farmington Hills。生活逐漸穩定下來。我們在底特律北邊一個小鎮Oakland Township買了房子,兩個小孩就在那里出生。
你在美國待了15年。
對。1989年到美國讀書學習、工作生活,到2004年回國,總共待了15年。
在這期間,我偶爾回國探親,看到中國發展迅猛,跟出國時完全不同。我回國時的心情,跟出國時非常相似:當年很想出去,國外技術那么先進,特別想出去學習;現在中國發展這么快,自己卻是局外人,特別想參與其中(be part of it)。2004年,剛好有個機會……
回國的故事,我們后面再談,當時博世在美國是什么規模?
1995年我加入時,在底特律大約有350人,主要負責銷售和研發。除此之外,財務在芝加哥,工廠在南方。博世總部在德國,在美國主要做一些應用開發,那時完全沒有原創開發。
剛到博世時負責什么?
作為高級系統工程師,負責牽引控制系統(TCS)的應用開發,并支持客戶項目量產。在博世美國公司的前兩年,我支持了好幾個通用(GM)項目(Firebird、Camero等)和福特項目(Taurus、Mustang、Transit等)量產。
在這個過程中,我做了一些小的算法開發,系統解決了項目中遇到的環境電磁干擾,和傳動系統震動對ABS和TCS造成的問題。這些工作,后來還申請了兩個專利。
在博世美國公司的后7年,我做了兩個大項目。第一個是,開發四輪驅動牽引力控制系統。汽車要爬上40%坡度的分割路面,坡的一側是冰,另一側是瀝青路面。40%坡度很陡,人站在坡上都很難受,坐在車里感覺人都是仰著的。
項目車型是克萊斯勒Durango,是一輛全尺寸SUV,裝配了V8 4.9升,235馬力的發動機。博世與大陸、TRW同臺競爭。我負責開發四輪驅動牽引力控制功能。在4次3家公司的PK中,我開發的這套四輪驅動牽引力控制系統都拿到了第一名。最終,博世拿到了這個項目。
也就是克萊斯勒有項目需求,你們3家去競標。
對。誰家做得好,項目就給誰。那是時隔10年后,博世再次拿到克萊斯勒項目。
10年前,雙方因ABS有過一段恩怨。那是ABS(anti-lock braking system,防抱死制動系統)早期,博世要切換新系統,跟克萊斯勒談條件,博世說要EOP(End-of-Production,量產結束),你們趕快買一批。克萊斯勒不同意,還對博世非常有意見。結果就是,之后一直沒有給博世任何項目。
做這個項目時,有同事跟我講,博世不可能拿到項目。克萊斯勒跟TRW合作得很好,上下關系也很好,項目肯定會給他們。結果證明,博世的產品和性能最好,商務條件也不差,最終拿下了項目,我挺自豪。
是你一個人做,還是帶著團隊一起攻關?
就我一個人。當時因為上述原因,大家都不看好這個項目,同時技術難度又很大,怕浪費時間,都不愿意做。我比較喜歡做有挑戰的事情,就自告奮勇地接了。
做這種復雜系統,除了對四輪牽引控制系統要深刻理解,還要對整車傳動系統和制動系統有深刻理解,需要很強的綜合能力。我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都是學動力學和控制,又做控制,的確有很大興趣挑戰這個項目。
印象最深的是第三次PK,在位于密西根北部的密西根技術大學汽車測試場進行。所有測試項目中,最具挑戰的是爬上40%坡度分割路面。爬那座坡極具挑戰,大陸(Conti)和TRW那兩輛車一次也沒能爬上去。大陸那輛車在爬坡中,ECU控制器因載荷太大、溫度太高,燒壞了。
TRW的一輛車,在爬40%坡度分割路面中,V8 4.9升發動機輸出的巨大扭矩,把后軸差速器大約5毫米厚的鑄鐵外殼扭斷裂了。TRW的另一輛車,也是因為爬坡載荷過大,把液壓控制系統給燒壞了。
整個PK過程從頭到尾,只有配備博世四輪牽引力控制系統的那輛車,一趟一趟都能爬上去,我和其他博世在現場的同事都非常得意。晚上吃飯時,我們銷售總監還特意點了一瓶70多刀(美元)的葡萄酒,作為給我的獎勵。那是我當時喝過的最貴的紅酒。
爬40%分割路面坡度的技術難點在哪里?
四輪驅動牽引控制系統的工作原理,是通過制動系統,控制在冰面一側打滑的車輪,讓差速器把發動機輸出的另一半扭矩,傳輸到瀝青路面一側的車輪上,來產生向前的牽引力。
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通過控制系統,把發動機輸出扭矩,恰如其分地分配給瀝青路面一側的車輪。如果車輪上被分配到的扭矩太多,輪子會打滑,車輛失去穩定性,爬不上去。相反,如果被分配到的扭矩太少,輪子上的牽引力不夠,車輛也爬上不去。因此,一定要把系統性能控制在最佳工作點,把性能發揮到極致,才有可能爬上去。
PK接近尾聲時,測試場負責人告訴我,到目前為止,博世這輛車是唯一爬上40%分割路面坡度的車,沒有先例。之前,配備各種先進且昂貴的全時四輪驅動裝置(比如差速鎖,Haldex、Torsen等)的車嘗試過,但都失敗了。他們都感到不可思議,都很好奇博世系統怎么能做到。
你用了多長時間來開發?
前后一年左右。中間克萊斯勒組織了4次對比測試,大家在各種非常規道路上同臺競爭。
當四輪牽引力控制系統開發項目結束時,恰好博世開始新一代ESP 8產品開發工作,德國總部點名讓我去德國參與。這就牽扯出第二個大項目——開發新一代TCS(Traction Control System,牽引力控制系統)。
▍08
“太太問,我們的關系是不是有問題?”
幫寧工作室:總部點名,是因為四輪驅動系統讓你聲名大振?
陳黎明:是的,那是原因之一。之前,我還解決了幾個非常棘手的全球共性難題。我在德國總部的聲名很好,他們特別認可我。
但當時,我家老大即將出生,在美國生孩子都覺得挺有挑戰,更何況去德國?我和太太都不會講德語。因此,我婉拒了去德國參加平臺開發的機會,公司就派了另一位同事去。
新一代TCS產品開發,要用一種類似于C語言的新語言ASCET-SD來寫。之前,控制算法用機器語言(Assembly)寫。德國十幾個人的團隊把原來的算法,從機器語言翻譯成新的ASCET-SD語言,前后干了3年,做到B sample狀態,也就是功能有了,可以進行調試。
產品開發分幾個階段?
汽車行業通常分成ABCD 4個樣件階段。B樣件是系統有功能、可以開始調試系統的性能,但還在開發過程中。C樣件相當于性能達到要求,可以定型。D樣件可以量產。
德國團隊開發的B樣件,因性能達不到設計要求,最終沒有被批準釋放,沒趕上美國福特2004年Five Hundred車型開發樣件裝車時間。2001年初,我到博世瑞典冬季試驗場出差,任務就是學習德國另外一個團隊新開發的TCS算法產品,把它應用到美國客戶項目上。到那邊一看,原來的團隊已經解散,新團隊正在重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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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博世底盤控制系統南京工廠iBooster開業生產。iBooster是專門為新能源汽車設計的制動助力系統
重新開發到什么程度?
重新開發的算法只有一點點功能,完全用不起來。因為冬天時間有限,很短,所以冬季測試期間大家都特別忙。我老找項目經理問問題,問得他有些應接不暇。后來,我對他說,我有些想法,能否給我一輛車,我自己去試試。
項目經理一聽,特別高興,立即給我一輛車,這樣我就不會打擾他們了。前面提到,博世有個新開發工具(ASCET-SD),我就從頭開始學這個語言,學習用它來編程。
是德文嗎?
說明書都是英文。2001年初,在瑞典冬季測試場,我從第一行代碼開始寫,到2004年初,3個項目量產。
你同時做了3個項目?
對。開發出來的是平臺算法,可以直接應用到3個不同車型上,其中,有兩個通用車型和一個福特車型。福特車型有前輪驅動和全時四驅兩個變型。
我從算法第一行代碼開始寫,不斷地試和優化,直到完成整個系統。以前都是做應用開發,在別人基礎上再做一些小的開發,整體邏輯得跟著別人走。這次有機會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設計和開發,特別投入、特別享受這個過程。
這套系統算法從頭到尾都是新的。整個概念、軟件架構,里面的控制理論和邏輯,與之前的系統完全不一樣。我寫好代碼后,直接上車測試,好的代碼和算法留著,不好的就撂掉,不斷進化。
在開發過程中,一度被某個技術問題卡住,整個開發陷入困境,不知道怎么往下做,沒有任何思路。做不出來,整個開發工作很可能就前功盡棄,福特項目還在等我開發的算法……
這是在瑞典,還是回到了美國?
瑞典就兩三個星期,開發工作只是開了個頭,出差結束后就回到美國。整個開發工作在美國完成。
做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這個算法是全新的概念,起初只有大致想法和架構,不是那種從一開始就設計得很好,只要照做就行的。要先設計一個大的架構,然后一邊做一邊想,一邊實現。
相當于拓荒者。
在解決技術問題的過程中,大概有兩周,我都不跟太太說話,全身心投入,所有心思和時間都在開發項目上。從早上一睜眼到晚上睡覺,腦子里想的全是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甚至連晚上做夢都在想,可以說是如癡如狂,沉浸在那種全身心投入的狀態里。
有一天,太太很認真地問:我們的關系是不是出了問題?
跟孩子說話嗎?
也不說話,那時孩子還小。我整天都在想解決問題的方案,早上醒來就開始想,吃完早飯,開車到試驗場的路上也在想。
一般來說,系統工程師不用親自到試驗場做測試,匹配工程師去就行。但我認為,要開發出好的算法,一定要在車上進行充分驗證,所以每天早晨我第一個到試驗場。經常是我到了,試驗場的工作人員還沒到。我還是最后一個離開的,總被試驗場工作人員提醒“該下班了”。
終于有一天,靈感來了,我突然想到一個方案,一試,居然很好地解決了卡點和問題。從2001年到2003年,這樣堅持了整整3年。開發完后,馬上應用在3個客戶項目上,實現量產。
前面這些都是積累,就等著那個突破點。
是的。但在這之前,你不知道能不能突破,完全不確定。
也有可能突破不了?
對。團隊里另外兩個美國同事常問我,解決不了怎么辦?我也不知道是否能找到解決方案,自己心里也沒底。但我非常堅定地對他們說,一定要有信心,雖然暫時還沒有解決方案,我相信我們一定能找到。
這個過程讓我深切體會到,在山窮水盡的時候,一定要有堅定的信念。只要你堅持,上帝會眷顧你的。作為leader,必須要有堅定的信念。
還有跟你平行的其他團隊同時做這個項目開發嗎?
沒有。就我自己做。團隊另外兩位工程師負責維護車輛,如果車出問題,比如ECU燒掉了,他們就把修好;如果試驗車的狀態不好,他們就修理或調整好。冬季測試緊張的時候,我經常顧不上吃飯,他們甚至還會幫我準備snack(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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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蘇州研發中心,博世全球最高的樓
我的意思是,你們內部有沒有賽馬機制?
沒有。完全是自驅。
其實,你也可以不用那么殫精竭慮。
當時我覺得,這次很可能是我職業生涯中唯一的機會,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做正向開發。所以,我特別珍惜。
當時你那么年輕,為什么覺得那是唯一的機會?
博世的平臺開發都在德國,美國市場作為區域只做應用開發,也就是在平臺解決方案的基礎上,根據區域的需要,做一些簡單的補充應用開發。除非我到德國總部工作,才有可能做平臺開發工作,在美國基本沒有機會。
你對家庭犧牲了很多。
應該說,是家庭為我做了很多犧牲。
突破的時候是什么感覺?
就是那種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非常開心,身心都感到無比輕松。
怎么能找到這種突破點?
就是堅持。必須堅持,否則前功盡棄。
2003年,我去德國參加事業部全球開發者研討會,給技術專家和研發人員分享我開發的算法。那種情景,我從來沒有見過——會議室里坐滿和站滿了人,甚至連門口都擠滿了人。
他們來自博世全球?
對,主要是德國算法研發團隊的人。我分享了整個系統的理論基礎和架構、控制系統類型和問題,包括如何處理不同路面,比如冰面、雪面、砂石路面、分割路面、瀝青水泥路面等;如何把車與車之間不同的變量因素,如制動系統的卡鉗、剎車片、夏季冬季輪胎等變量,考慮在系統設計中;控制算法如何設計,以及在各種路面上實車測試的結果。
我講完后……
講了多長時間?
一個半小時。我把概念、方法、算法、試驗結果講完后,大家一起敲桌子,哐哐……我第一次碰到這種情況,德國人真的是……
你當時是什么感受?
挺欣慰。
還有個小插曲。2001年,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前一天,我飛到德國匯報項目開發進展,德國負責研發的SVP(Senior Vice President,高級副總裁)讓我放棄在美國開發的算法,再次要求我到德國開發一個臨時解決方案。那時,我太太正準備生老二,由于家庭情況,我不可能去德國工作。
美國負責研發的老板雖然是個德國人,但特別支持我。他看到開發進展很快,每周都能看到新功能不斷完善、性能不斷提升,就頂住德國方面的壓力,支持我在北美開發算法,直到完成量產。
我開發的算法,先后被美國、澳大利亞以及德國BEG(博世工程服務公司)的開發團隊,應用在多個不同車型上量產。大家都認為,這個算法特別好用,代碼數量少,性能上限高,容易在各種不同車型上匹配調試,應用開發周期短,成本低。而且,車型量產后,多年沒有出現一例售后質量問題。
即便有這么多優點,德國平臺算法團隊還是不愿意用,因為notinvented in Germany。
德國總部不用,你失望嗎?
沒有。因為這個算法已經在好幾個客戶項目上應用,像美國GM、Ford,日本Nissan和歐洲Ferrari,并得到非常好的反饋。所以我堅信,好東西最終一定會被大家認可、接受。
我回國前,寫好了完整的算法介紹和應用文件,這樣其他工程師才能學習理解,更容易應用到更多的客戶項目上。
我本可以申請很多項專利,但實在沒時間,收尾工作一直忙到離開美國前的一兩天。到最后一天,我才開始收拾整理辦公室的東西。到中國后,客戶項目又特別、特別忙,根本沒時間申請專利。
▍09
“開發TCS是一個傳奇”
幫寧工作室:這會讓你覺得遺憾嗎?
陳黎明:是有些遺憾,但我沒有特別在意。只要解決了問題,滿足了客戶項目量產需求,得到了大家認可,有沒有專利無所謂。
管理層收到各方面好評后,決定引入賽馬機制,與當時的主線(mainstream)算法進行PK,德國總部專門成立一個小團隊,研究學習我這套算法。回到中國后,我經常去德國出差,他們總讓我做培訓,講解算法設計思想和細節。
負責研發的副總裁跟我說,到德國來吧,我們馬上把這個算法放到mainstream里。但中國這邊有這么多客戶、這么多項目,我又負責整個研發,不可能去德國。我說,可以在中國遠程支持大家。
非常有意思。2011年,我被派到德國工作一年,為回來后接任底盤控制系統事業部中國區總裁做些準備……
相當于你接任前,被派到總部熟悉博世文化和人脈。
對。德國公司非常講networking,需要認識各方面的人,要建立人脈,這樣工作起來更順暢,反之會很難。
關于算法的名字,還有個小故事。為區分當時德國主線TCS算法,我開發的這套算法叫TCS-Fh(Fh代表博世美國底盤控制系統所在城市Farmington Hills,Michigan)。但沒過多長時間,當大家看到這個算法的性能遠遠超越之前其他算法后,美國同事就把這個算法改叫TCS-Chen,用我的名字來命名。后來,當德國組建小團隊研究我這個算法時,把它取名為TCS-Lean(Lean來自豐田和博世精益生產系統,這里指高效)。
每年冬天,博世底盤控制事業部董事會和負責研發的高層領導,都要去瑞典試驗場,體驗新技術和新產品。2012年初體驗回來后,一個負責研發的SVP跟我講,你應該去瑞典試驗場,體驗一下TCS-Lean,性能太好了。
我一聽就笑了……
他不知道是你寫的嗎?
他不知道。他問,你笑什么?我說,你知道嗎,那個算法是我寫的。真的嗎?真的,從第一行到最后一行代碼,100%都是我寫的。他跑過來,抓著我的手再三追問:是真的嗎?你能不能重新寫一個ABS系統?
那個冬季測試之后,我這個TCS算法正式被平臺算法團隊接受,放到全球平臺ESP系統里。ESP(Electronic Stability Program,電子穩定系統)有3大功能模塊:ABS、TCS和VDC(Vehicle Dynamic Control,車輛動態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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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博世互聯世界大會(BCW)上,禾賽科技(Hesai)獲博世首屆“開放博世獎”(Open Bosch Award)
你認為最終被接受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如前面所說,有很多優點,最主要還是性能好、質量好,應用開發效率高,沒有任何理由不用它。德國總部負責研發的管理層頭腦很清醒。從2003年底我設計開發完算法,到2016年才作為全球平臺算法量產落地,這中間用了13年。
特別有趣的是,經過這么多年、這么多曲折,最終落地的第一個全球平臺項目竟然是中國項目,是吉利的領克01。我特別開心。
給我講講這個領克項目。
領克01是吉利收購沃爾沃后,基于沃爾沃SPA(Scalable Product Architecture)平臺開發的第一個項目。博世拿到這個項目的ESP,用在領克01項目里的,正是博世最新發布的ESP 9.3,里面用的就是我開發的算法。
開發TCS算是一個傳奇。2021年8月,我離開博世前,因新冠疫情不能去德國,事業部全球高層給我開了一個線上farewell party。雖然過去十幾年里,高層領導已經換了好幾撥,但他們仍然記得這個故事,特別在那次會上做了分享,感謝我對公司的貢獻。
我離開前,團隊要送禮物。我說,最想要領克01車模,對我來說,它太有紀念意義了。
這個算法生命力很強,博世最新一代ESP 10系統,仍然在用這個算法。
這個算法沒有迭代嗎?
肯定有一些小的修改或者迭代,但主線不會變,架構、控制邏輯和算法不會變。除非現有算法有比較大的性能和質量問題,不能滿足客戶要求,否則,一般不會變的。
你是在博世取得最高技術成就的中國工程師嗎?
可能是為數不多的之一吧。
如果當年有機會去德國,你在技術方面的成就會不會更上一層樓?
不一定。在美國開發時,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想法,進行徹底的全新的設計。但在德國,可能受到很多牽制或約束,不一定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設計、開發和交付。
2003年寫出來,2012年左右才被認可,如果你真去德國,可能2004、2005年就應用了。
肯定會更早用到全球主線平臺方案(mainstream)里。他們讓我去德國工作,就是希望把算法放到全球主線平臺方案里。但當時,我無法脫身去德國……
你的第三個項目是什么?
前面兩個是我在美國工作時自己開發的產品。第三個項目是做中國市場的ABS/TCS/ESP主線平臺。
博世每年有100多個開發項目,每個項目都要做很多匹配開發工作,包括ECU(Electronic Control Unit,電子控制器)項目定制、軟件和算法參數調試,匹配開發時間很長,開發費用高。
ABS需要24個月,ESP時間更長,大約36個月。國內主機廠等不了那么久,一些友商如大陸集團能用更短時間開發出來。我要求研發團隊做中國的主線平臺(mainstream)。
我指導團隊,在不改動任何軟件和硬件設計的前提下,通過改變做事的方式方法,如軟件和硬件標準化,優化和規范匹配調試流程等措施,將ABS和ESP的匹配開發時間,分別從原來的24個月減少到10-12個月、從36個月減少到12-15個月,極大地縮短匹配開發時間、提升開發效率、降低開發成本,滿足市場和客戶的需求。
這為后續中國區業務快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是哪一年?是你到中國后做的事情嗎?
做這個項目是2007-2008年,是回國后負責研發期間,指導團隊做的。后面還有一個產品開發,是我主導,也有些傳奇。
具體講講。
我回國后,除做產品開發外,還經常跟銷售一起去拿項目。他們開玩笑說,我是半個銷售。那時ABS、TCS、ESP等專業技術,除我之外,沒有人懂。項目初期,需要我去給客戶講解技術和產品。
輪速傳感器是ABS、TCS、ESP系統的一部分,一個傳感器賣20-30元。博世的輪速傳感器雖然性能和質量都很好,但有一家自主品牌主機廠就是不用,原因是太貴。他們告訴我,霍尼韋爾同類產品還帶支架、線束和安裝到車上卡扣,整個加起來比博世輪速傳感器本身還便宜。
我非常震驚。調研回來后,我對團隊說,必須開發更便宜的產品。我的老板(Ferdinando Sorrentino,中國區總裁)也很詫異,居然是研發率先提出產品太貴、開發新產品,而不是銷售提出來。Ferdinando是意大利人,領導力極強,嚴謹又自律,特別喜歡中國,非常受大家尊敬。他是銷售出身,特別強調客戶導向。我倆配合默契,他支持我搞新產品開發。
作為主管研發的我來主導產品開發,因為牽涉到生產制造部門,難度可想而知。創新的最大阻力,在很多時候來自公司內部,生產部門不少專家都說,這個是核心工藝不能改、那個是關鍵設備不能動……結果,我們硬生生地把成本降低了30%。
你是怎么做到的?
打破條條框框、創新,請專業創新教練來講創新應該怎么做。首先要發散思維,收集方案和想法,不要一剛開始就說這不行那不行。不論多么不可思議的想法,都先收集起來,然后再選擇方案。
舉個例子。傳感器原來使用壽命設計目標是18年,我讓砍到10年,只有這樣,才能解脫大家的思想束縛,才敢想、敢創新。在創新階段,我們收集了10個方案,然后用包含若干個評估項的KT決策法,對10個方案進行評估篩選。
質量肯定是其中之一,并且是權重最高的評估項。評估結果是,現有設計分數最高,因為它有質量,而質量權重高于所有其他標準項。
在方案評估會上,生產、質量、研發負責人都在。我說,把質量拿掉。所有人都驚呆了。我解釋道,質量不是一天就能做好,否則我們啥也不用做了。拿掉質量評估項后,最激進的方案分數最高,我就拍板決定采取這個方案。
拿掉質量項后的方案?
對。我們選了最激進的方案做,雖然新傳感器的使用壽命目標被砍到10年,但耐久性試驗結果卻證明,最激進的方案仍然滿足18年的使用壽命。
品質并沒有犧牲。
原有產品太過度設計,放的余量太多。2011年產品做出來后,我正好到德國去工作,等我回來時,已經全部量產,當時準備了兩條生產線。銷售反映說,產品太貴,賣不出去。我很好奇,我們做了那么多創新,成本降低30%,怎么可能賣不出去?
是啊,成本不是降了三成嗎?
銷售是按照一個客戶項目的量,來計算生產成本。但這個客戶項目的量只達到一條生產線產能的1/3,也就是兩條生產線的成本全都被攤到這1/6的量里,產品成本自然就很高。
產能規模沒有起來。
但要按現有成本賣,肯定賣不出去。我去找核算價格的員工,讓他按兩條線的產量來核算成本,結果能降20%。這樣,產品就有競爭力了,兩條生產線的產能很快被填滿。
故事還沒完。我們做了很多創新,傳感器最核心的生產工藝是注塑。環氧樹脂注塑機以前都從德國進口,我要求團隊用國產注塑機,設備性價比很高,但在生產制造過程中,它不太穩定。
生產團隊就想更換回德國進口注塑機。我不同意。我說,你們去鼓勵(motivate)供應商改進質量,告訴他們,后面還會購買更多機器。團隊與供應商一起攻關改進,解決了問題,改進了產品質量。
最終,這個產品還拿到博世2017年全球質量獎。在博世,拿全球質量獎難度很大,因為生產制造是博世的核心能力之一,全球有幾百個工廠,德國和日本都以精益生產著稱,所以,中國團隊拿到全球質量獎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中國產品設計和生產團隊非常優秀。
復盤這個產品開發過程,覺得挺有意思:在項目初期方案評估時,把質量criteria拿掉,激發大家發散創新,找到最激進的方案。過程中,逼著他們與本土供應商一起攻堅,改進提升質量。最后,產品成功商業化,同時還拿到博世全球質量獎。挺有成就感。
我經常給工程團隊講,一個優秀的工程師在設計階段,不能只考慮技術問題,同時還要考慮產品的商業成功。
這個項目做成功后,中國團隊在產品設計和生產工藝開發方面的能力,有了質的提升,為后續承擔全球平臺產品開發和母工廠(mother plant)職責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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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職業生涯里,有兩個階段特別tough”
幫寧工作室:來談談你回國的事情。2003年,中國底盤控制系統團隊有多少人?
陳黎明:不到10個人,有3個德國人,再加幾個中國人。2002年第四季度,第一個德國人才來到中國。
你在美國時,就知道要在中國組建底盤控制系統團隊?
知道。原來在美國一起工作的一名德國同事,回德國后,被派到中國上海。2003年,我回中國時去看他,跟他們3個德國同事一起吃飯。吃飯時就聊到,他們很需要像我這樣背景的人:一是會講中文,二是懂系統和軟件。他們3人都是應用工程師出身,懂匹配調試,但不懂系統和軟件。
2003年,我休假回美國后,開始申請中國的職位。那時候,博世一般會從德國總部派人來中國,而不會從北美等其他區域派人,當時我算是例外。
北美市場有多大?在博世全球中占什么樣的地位?
北美底盤控制系統對應的北美市場,大概占到全球的1/4。當時,博世全控制系統有歐洲、北美和日本幾個大市場。日本不只是本土,還出口到全球,所以量比較大。2003年,博世底盤控制系統在中國的業務才剛剛開始……
底盤控制系統美國區總裁是德國人,挺開明,批準了我回國工作申請。他認為,北美市場也需要與中國市場建立聯系。2004年,我被外派到中國,按照要求,工作3年后再回北美。結果3年后,總部讓我延長時間,從3年延長到5年,又從5年延長到7年。
博世對外派高管有個規定,7年是最長期限,不能再延長。到第6年時,博世美國聯系我,希望我回去負責研發。同時,德國總部也找我,希望我留下來,負責中國區業務。我認為,從職業發展角度來看,中國區總裁是新平臺、新領域,我一直做研發和研發管理,接觸面雖然多,但沒有真正管過業務。因此,還挺有興趣留下。
但太太希望我回去。我們在美國的房子還留著,沒賣,在中國又沒有買房。
當時拿到綠卡了嗎?
1993年就拿到了。那時候中國霧霾嚴重,小孩嚴重過敏……我給太太做了蠻多工作,她后來同意留在中國。
太太很支持你。
是的,特別感謝她的付出和支持。她同意后,我們才把美國的房子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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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博世XC事業部德國質量和項目管理團隊到地平線上海張江辦公室交流學習
2004年回國后,你負責什么?手下有多少人?
負責組建研發團隊和設立研發中心,擔任研發高級經理,當時只有4個人。
整個中國區多少人?
中國區底盤控制系統有20人左右,包括銷售、研發、質量和生產等。
在這個領域,中國市場有多大?
講一組數字,你就能感受到市場有多大:如果客戶告訴你,一年5萬輛車,就是非常好的大項目,一般項目只有2-3萬輛。為開拓市場,我和銷售跑了很多主機廠,基本都是自主品牌,像奇瑞汽車、長城汽車、吉利汽車、東南汽車、海馬汽車、長安汽車、上汽集團、哈飛汽車、一汽集團、上汽通用五菱等。
回想起來挺有意思。那時,ABS、TCS和ESP都是絕對的高科技,我到各主機廠做培訓,給主機廠工程師介紹ABS、TCS和ESP的工作原理,手把手地教他們如何實車測試,如何評估ABS、TCS和ESP的性能。
2004年,中國汽車行還處于野蠻生長階段,你對選擇留在中國后悔嗎?
沒有。一點都沒有那種感覺。(深思片刻)我真的從來沒有那個時刻。
回國后,一直覺得很興奮,到處都是需要做的工作,總覺得帶寬不夠、時間不夠用。2004年,剛回國時,博世底盤控制系統只有簡單的生產,至于產品開發團隊和能力、開發設備和基礎設施等什么都沒有,完全是從零做起。
要組建開發團隊、要招人。除研發能力需要急速提升外,項目管理能力也需要提升,質量管理體系和產品開發流程需要快速建立。同時,還要跑客戶,拿到項目。拿到項目后,國內又沒有測試場地做開發,需要把測試車運到德國進行匹配開發,因此急需在國內建設冬季和夏季測試場地。
當時,中國汽車工業還處于起步階段,車上應用的主被動安全技術相對比較落后,亟待提高。很多車型還沒有配備ABS技術,安全氣囊只有駕駛員側有安裝,副駕駛側和后排都沒有。所以,我個人的知識、經驗和才華有很大施展空間。
從個人職業發展來看,回國后,在認知、帶團隊和管業務能力上,有極大提升,職業發展有很大成長空間。雖然回國前,有一段時間很糾結是否要太太辭掉工作,全家一起回來?現在回過頭看,當時的決定非常正確。
也有很艱難的時候。負責研發時,團隊有干勁,也有拼勁,一直都很順利。后來接手中國區總裁時,正值博世全球采購組織機構大調整,將各事業部的采購和供應商管理合成中央采購事業部,進行統一管理。
這樣一來,任何一個客戶項目,哪怕用原來一模一樣的設計和材料,以及原有供應商所有采購流程,都要從頭到尾重新全部走一遍。所有客戶項目都無法按時交付,所有事情都推不下去……
那是哪一年?
2012年。我剛接手中國區總裁,就要面對調整結果。
總部為什么做這樣的調整?
全球集中采購。這樣才有量,有量才有議價能力。這個事業部100萬的量、那個事業部幾十萬的量,集中到一起就是1000萬的量,跟供應商談1000萬的量就能很好地談價格。
但是,當時全球調整對事業部的業務影響非常大,我做了很多協調工作。與一些愿意做事的中央采購事業部的同事,一起做了很多特殊管理和放行,保證客戶項目按時量產。
在我的職業生涯里,還有一個階段特別tough。
具體是什么時間?
2013年1月1日開始,底盤系統控制事業部從總部到各國家或區域組織,從以前的功能導向型組織(公司的運營管理以銷售、研發、生產、質量等為單位來運作),變革為業務驅動型組織(公司的運營管理以業務單元為核心單位來運作)。
中國底盤系統控制下設4個業務單元(business unit),我除了做中國區總裁外,還兼任其中一個業務單元的負責人,相當于同時做兩份全職工作。我兼任負責的業務單元包括好幾個產品線,產品雜、品類多,而且還有一個產品類負資產嚴重。
在之前的功能導向型組織里,雖然每個產品類都單獨核算成本和利潤,但很多成本很容易分攤到其他賺錢產品類里去,因此,那時所有產品都賺錢。
其實也有不賺錢的。
變革為業務單元后,我要求每個業務單元親兄弟明算賬。每個業務單元的每個產品都必須單獨核算,這樣每個產品的經營情況就一清二楚。
我負責的業務單元,有一個產品凈利潤虧損4000多萬元。但這個產品屬于commodity(通用件),不像其他產品如ESP,技術門檻高,售價也高。相反,該產品技術門檻低,誰都可以做,而且市場競爭激烈,要想扭虧為盈,挑戰非常大,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
我用了3年時間,與團隊一起把這個產品的凈利潤,從負4000多萬元做到正700萬元。同時,我還負責中國區業務。那幾年特別辛苦,基本沒有周末,基本沒在晚上12點半前睡覺,幾乎每天都如此。
這3年半,你怎么一點一點地把它做到盈利?
一個業務單元就是一個小公司,要管銷售、研發、生產和質量。要管理所有財務指標,固定資產投不投、投多少、什么時候投,樣樣都要精打細算。你就是business owner,正負都要負責。
我帶領團隊,分析每個產品型號的量有多大,值不值得做,要不要換。盡量避免那種投入大、產出小的產品型號。對于這類產品,銷售逐漸收縮,然后盡早退出。另外,減少產品的變形,盡量收縮集中到少數幾個型號上,把量做大,減少生產線和模具的投入和分攤。這是其一。
其二,控制成本。提升生產線設備利用率,嚴控研發成本,整個價值鏈上各環節都嚴格控制,一分錢一分錢地摳。管commodity和高科技產品完全不一樣,需要投入的時間和精力不一樣。我基本一周7天……
每天都上班,每天都加班。
對。周末我不去公司,在家里工作。太太特別不理解。
她覺得你比在國外更辛苦。
辛苦得太多。在國外工作比較舒服。她說,別人是work for life(工作為了更好的生活),而你是live for work(活著為了工作),完全倒過來了,沒日沒夜。沒時間陪小孩,也沒時間陪家人,for what?
你怎么回答?
我說,這是責任。我既然負責中國區,負責這個業務單元,雖然已經開始找BU負責人的繼任者,但沒找到之前,我必須承擔起來,盡自己最大努力達到業務目標,扭虧為盈。不能交一個爛攤子給繼任者。
那時候你整體管理多少人?
2012年接手時,大約2000人,我離開時有4500多人。研發人員比生產人員多,研發2000多人,生產不到2000人。
更多是做產品適應性改進,還是具備自主研發能力?
剛開始都是做應用或者測試,根據中國的應用場景,做一些小的適應性改進,但沒有能力、也不被授權做設計上大的變更。后來,我們才爭取到為中國市場自主開發新產品。
轉折點發生在什么時候?
大概是在2009年,我還在管研發。首先,推的第一個產品是輪速傳感器(前面提到的產品開發案例),由中國團隊為中國客戶本地化開發的第一個產品。隨著本地研發團隊能力增加,我們輪速傳感器團隊承擔最新一代傳輪速感器全球平臺開發。換句話說,就是這個全球平臺產品,由中國團隊負責研發設計和生產制造工藝開發。
后來,我們的輪速傳感器產品線工廠成為事業部全球母工廠。在博世,母工廠的權利和責任很大,負責全球所有輪速傳感器工廠生產工藝開發和生產過程質量管理,以及產能協調。
非常不容易的轉變。
非常不容易。對外資企業尤其是對德國企業來說,非常難。現在,情況會好很多。
中國汽車電動化、智能化發展快,帶來變化。
那時,汽車零部件企業中,基本沒有在中國開發全球平臺產品并作為母工廠的,即使有,也極少。
離開前一兩年,我把L2+輔助駕駛系統全球平臺開發爭取到中國,這是非常大的轉變。我一邊說服事業部董事會,同時說服集團CEO,通過集團CEO向事業部董事會施壓。最終,才把全球最先進平臺產品拿到中國來開發。
最近幾年,中國汽車產業在電動化、智能化方面發展很快,相關技術和應用不斷創新,在全球形成引領格局。國際主機廠和供應商開始把一些平臺設計工作,逐步轉到中國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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