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作為社會學家的毛澤東

作為社會學家的毛澤東

呂德文/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研讀毛主席著作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人的成功具有其方法論上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源于其將社會科學精神，特別是社會學學說引入對中國社會內部復雜性的分析。社會學本質上并非抽象理論，而是一門經驗性科學。其核心要求在于把握社會問題時，必須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或西方理論的宏大概念進行概括，否則將喪失分析力和科學性。

毛澤東同志的早期工作，在無形中為新興政治力量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治國理政工具，即實證主義工具。這使得循證科學得以進入國家治理活動，并且是從最底層架構開始的深刻改造。因此，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現代性政黨，其先進性不僅體現在先進的組織和代表人類解放前途的意識形態，更在于其方法的先進性。其社會調查研究看似樸實直接，卻是在中國傳統的治國理政中所缺乏的。

中國傳統治理模式可概括為“典籍治國”。文人士大夫主要依據經典典籍，并結合個人生活經驗進行治理。一位好縣官的評判標準，往往在于其個人品德、同理心及對民眾的同情心，而非其社會調查能力或專業技術知識。他通過自身的道德修養和對百姓訴求的理解，將國家政治訴求落實于實踐。

然而，近代中國面臨異常復雜的國內外環境，社會矛盾叢生。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先進的政治集團，除了需要先進意識形態和高超組織技術，還必須具備科學的工作方法，以確保前者有效落實。毛澤東同志的工作，從一開始便找到了改造中國社會的關鍵方法，其科學依據在于循證決策——任何重大決策前必先進行調查研究。

例如，為說服黨內外繼續推進農民運動，他并非依靠口號，而是通過詳實的調查報告呈現證據。此舉的關鍵意義在于引入了循證的方法與理念，宣告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講求科學的政黨，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與民主精神。盡管并非科班出身，但其調查報告體現了高度的客觀性與科學性。

可以這么說，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完成了從“文人治國”到“社會科學家治國”的轉變，治國方略從單純意識形態轉向依靠科學論證。關鍵是，其科學論證并未喪失立場。

對比毛澤東早期調查報告與同時期學院派的社會調查報告，可以發現前者具有獨特價值。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例，其精彩之處在于實現了立場、觀點和材料的高度統一。通常，高水平的學術報告至多能做到材料與觀點的統一。然而，毛主席的報告實現了三者合一，關鍵在于其具有鮮明而統一的立場。

學院派報告往往受“價值中立”觀念影響，刻意回避立場。但任何分析報告都不可能完全脫離立場，缺乏立場的報告猶如沒有靈魂。報告需要明確解決什么問題、為誰解決。唯有具備立場，報告才有靈魂和生命力。《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卓越，正在于它既是科學的，又是藝術的；政治性很強，卻實現了學術與政治的高度統一、科學與藝術的完美融合。

相比之下，毛主席的部分調查（如《興國調查》）在方法上也接近學院派風格，調查更為瑣碎精細，主要運用階級分析法對職業類型進行分類剖析。從學習調查報告寫作的角度而言，這類調查亦具參考價值。撰寫調查報告的難點在于將材料進行有結構的表達，這背后需要理論和工具支撐。首先要對研究對象進行分類，并厘清各部分之間的邏輯關系（如平行關系或遞進關系），而這都建立在科學認識的基礎之上。

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及其能夠開創全新實踐，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是一個現代政黨，擁有現代科學知識作為指導。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不僅應被視為意識形態，更應被轉化為一門社會科學，成為治國理政的具體原則和工具，而非完全抽象的理論指導。例如，階級分析法不僅是一種理論觀點，更是一種工作方法。借助它，可以準確把握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并進行深入分析。

任何社會科學理論對于中國而言，在初始階段都是外來學科，都面臨本土化以及簡歷自主知識體系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其中的核心議題。探討如何實現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何將其轉化為可供使用的治國理政知識來源和有效工具，其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調查研究。

一個反例是 “托派”。單純看其理論文章，似乎境界很高，分析也頗具邏輯，主張同時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等，表面上是“純粹”的馬克思主義。但其根本問題在于脫離實際。若按其理論指導，中國共產黨將變成僅依靠純粹工人階級的孤立團體，連農民（因擁有少量土地被視為有產者）都被排除在依靠力量之外。這在當時工業薄弱、產業工人稀少的中國是行不通的。同樣，托派反對與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合作。然而，當時中共力量弱小，革命是實踐而非純粹理念。在特定條件下，基于革命主要矛盾（如反對軍閥或帝國主義），與包括蔣介石勢力在內的力量進行有限合作是策略需要。

托派及早期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后者更多是對共產國際指令的機械執行），都屬于未能實現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它們凸顯了外來學說如何實現本土化，進而建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自主知識體系這一根本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鑰匙正是調查研究。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在從事革命活動的同時，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毛澤東同志每到一個地方，幾乎都會開展調查。這堪稱中國近代史上真正意義上深入認識中國社會的開端。若重寫中國社會學史，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這些調查實踐應占據主要地位。這些調查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最為深刻，成功實現了從個案研究到一般性抽象的升華。其每個個案調查都旨在解決當時的普遍性問題，因為其問題意識源于普遍的革命實踐需求，這與純學院派研究有本質區別。

例如，在進行尋烏調查時，毛澤東注意到客家婦女革命積極性較高的現象，并關聯到她們不纏足、體力較好等地域文化特征。從馬克思主義追求平等的立場出發，婦女解放是革命題中之義。因此，瑞金時期的蘇維埃政權制定了以婚姻自主為基本原則的婚姻法，旨在解放婦女。但政策實施后，通過深入調查（如尋烏調查）發現了一個尖銳矛盾：婚姻自主原則與保護貧下中農權益之間產生了沖突。

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經濟脆弱的貧下中農家庭，其婚姻關系也最為脆弱。若完全貫徹婚姻自主，最容易導致離婚的群體正是貧下中農，這可能造成大量底層家庭解體，反而將本應依靠的革命力量推向對立面。這揭示了社會結構的復雜性：婚姻在本質上也是一種資源分配。優勢階級（如地主）享有更多婚姻資源，而底層農民（如雇農）可能面臨娶親困難。所以，不能單純從價值立場出發，而是要實事求是，分清革命的主次矛盾，從而調整政策。

以筆者家族史為例：曾祖父作為小手工業主，經濟狀況較好。他除了蓋大房子（命名為“華山別墅”，華山是他父親的號），還從同宗貧困家庭抱養（實質是“過繼”，在鄉土語境中近乎“賣”）了一個男孩作為弟弟，并為其分配家業、娶妻。這一行為表面上符合倫理，背后卻折射出深刻的階級關系：只有極端貧困的無產者家庭才會“賣”兒子。對于被抱養者而言，這固然是生活安置，但在鄉土社會中也可能伴隨身份上的屈辱感。

回到《尋烏調查》所面對的政策困境，如果僅機械運用階級概念劃分，這位被抱養的“曾四祖父”應屬革命依靠對象，而作為手工業主的曾祖父則可能成為革命對象。但在實際鄉村社會情理中，實際情況遠比理論復雜。革命若導致社會結構徹底顛倒，未必能立即解決所有個體的生存發展問題（如能否娶妻），而舊有秩序下，通過一定的經濟契約（如過繼）反而可能提供某種生存保障。

因此，蘇維埃政權在發現婚姻法實施中的問題后，及時進行了政策調適。在堅持婚姻自主原則的前提下，補充規定離婚需經蘇維埃組織批準。批準的原則是區分矛盾性質：對于地主妾室等受階級壓迫和人身依附的婦女，離婚予以支持；對于貧下中農家庭的婦女，則重在調解教育，批評丈夫可能的不當行為，并通過權力救濟保障婦女權益，而非簡單鼓勵離婚。

這體現了基于深入調查的辯證施政：只有通過科學的社會學分析，才能把握革命實踐日常面對的極端復雜性，使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深度結合。

這種通過田野調查實現本土化理解的方法，使得調查研究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傳統中的核心基因。同一時期，中國學院派社會學（如吳文藻、費孝通倡導的“社區研究”學派）也在走向基層，其發展的“社區研究方法”與中國共產黨的田野調查方法形成了共振。兩者都強調個案研究（“解剖麻雀”）和類型比較，旨在從具體經驗中提煉一般性認識。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為從個案上升到一般提供了哲學方法論；而學院派則通過江村、瑤山、云南三村、邊疆民族研究等不同類型社區的對比來達成整體認識。

總體而言，從實證科學進入國家治理的角度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進行的系列農村調查，成果最為直接、顯著和突出。它們不僅具有重要學術價值，也構成了現代中國改造知識譜系的關鍵部分。這些調查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為它們背后代表了整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術界“走向田野”的運動潮流。因此，中國共產黨不僅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實上也引領了諸多學科走向田野，其影響甚至波及諸多人文學科的產生與發展。

在強調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今天，重讀作為社會學家的毛澤東，具有重要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