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天,法國巴黎。
中國駐法大使黃鎮收到了一份臨時通知,說是國防部副部長粟裕將率團短暫停留三天。
那會兒外交接待很講究,尤其是像粟裕這樣級別的人物,安排必須妥當。
黃鎮當時心想,這趟路走得挺遠,怎么也得讓將軍放松放松。
他笑著問粟裕:“巴黎好地方多著呢,將軍想去哪兒看看?”
粟裕沒多想,答得干脆:“我想去諾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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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鎮愣了一下。
說實話,這不是他預想的答案。
巴黎的美術館、凡爾賽宮、香榭麗舍大街,哪個不是響當當的文化符號?可將軍偏偏說了諾曼底,戰火早已熄滅的舊戰場。
這事兒要從頭說起。
1949年年底,一份機密命令交到了粟裕手中——第三野戰軍準備渡海解放臺灣,由他擔任總指揮。
他知道,這不是普通的軍事行動,這是一次真正的兩棲作戰,復雜程度遠遠超出之前的任何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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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開始研究海戰,尤其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登陸戰。
諾曼底,在他心里早早寫下了重重一筆。
可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
中央決定將“解放臺灣”計劃暫時擱置。
這場戰役就此停下腳步,也成了粟裕此后幾十年心頭的一個結。
所以21年后,在法國,他才提出這個請求——去諾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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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為了緬懷,也不是為了觀光。
他去,是帶著問題去的。
從巴黎到諾曼底,車程五六個小時。
那天車上,沒人說話。
車窗外是連綿的田野和風車,法國同志本想介紹一下沿途風景,粟裕卻一直低頭在翻筆記。
他拿著鉛筆,一筆一劃地畫著地圖,把諾曼底各個灘頭、交通線、港口位置都標在小本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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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在看風景。
他是在看戰場。
車隊到了阿洛芒什鎮,法國方面還安排了一位軍事學者隨行。
剛下車沒多久,粟裕就圍繞當年的戰役節奏,拋出了四個問題:
“盟軍一共動用了多少人?都怎么運過去的?”
“人工港的結構是什么樣的,具體建了多少個水泥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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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水泥墩子是怎么固定的?有沒有詳細數據?”
“9000多艘艦船在這么小的縱深里,怎么安排坦克協同?”
法國學者聽完,沉默了。
他搖了搖頭:“對不起,這些我都回答不了。”
粟裕點了點頭,也沒說什么。
他轉身走向海灘,踩著濕軟的泥沙,一步一步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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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風挺大,天色陰沉,海邊只有他一個人,腳印在退潮的沙灘上留了一長串。
走了二三里,他終于在灘涂盡頭找到了幾塊殘存的水泥墩。
那是當年臨時港口的遺跡,布滿青苔,邊角有些坍塌。
他蹲下來,摸了摸表面的結構,一邊記錄數據,一邊比對自己畫的草圖。
誰也沒打擾他。
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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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復盤”。
那一天,整個代表團在諾曼底待了十個小時。
沒有拍照,沒有留影。
只有筆記、腳印,還有那句他下車前說的:“不虛此行。”
回國后,粟裕把這次考察寫成一份報告,題為《關于諾曼底登陸戰役的幾點技術觀察》。
報告送到了葉劍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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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看完后說了一句話:“這篇報告,對我軍未來的海陸空協同,有重要意義。”
說起來,粟裕一輩子很少談自己。
但凡說起戰役,總是講“部隊怎么打”“對方怎么布防”。
可唯獨臺灣,他從沒真正放下。
他曾跟孩子說:“等全國解放了,就帶你們回家鄉。”可直到生命最后,他也沒能帶他們回去。
因為在他心里,全國解放,必須包括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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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帶著妻子楚青在上海街頭散步。
走到一家咖啡館門口,他突然停下,說:“這家店不錯。”
楚青好奇地問他:“你也懂這些?”
粟裕沒多想,指著二樓窗戶說:“你看,從這上面架幾挺機槍,這整條街都能封住。”
楚青笑了。
她明白了,他眼里看到的,不是生活的浪漫,而是城市戰的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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