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權力到權藝 趙長青的“藝術生涯”

深秋，北方的風已經帶了點涼意。某省會城市一家小型拍賣公司的展廳里，燈光打在玻璃展柜上，反射出一片虛虛晃晃的光。
那天的拍賣圖錄上，有一幅不起眼的書法作品，紙本橫幅，四個大字：“厚德載物”，署名“趙長青”。拍賣公司給的估價是8000到12000元。現場幾位老藏家翻到這一頁時，只是輕輕掃了一眼，就搖搖頭：“這字，結體松散，用筆猶豫，連市級書協會員的水平都夠嗆。”
拍賣開始后，前面幾件拍品按部就班地成交，氣氛平平。輪到這幅“厚德載物”時，拍賣師懶洋洋地報出起拍價：“8000元，第一次。”場下一片安靜，幾乎沒人舉牌。就在拍賣師準備說“第二次”的時候，后排有人舉起了號牌：“1萬。”緊接著，又有人舉牌：“2萬。”隨后，“5萬”“10萬”“20萬”……價格像被什么無形的手推著往上竄。短短三分鐘，這幅估價不過萬元的字，被抬到了120萬元。拍賣師的聲音明顯有些發飄：“120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成交！”木槌落下，掌聲稀稀拉拉，幾個真正懂行的人臉上寫滿了疑惑：“這字，怎么就值120萬了？”
他們當時并不知道，這幅字的作者趙長青，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身份：中國書法家協會原分黨組書記、副主席；而那位“神秘買家”，背后站著的，是一個個正在排隊等待書協審批會員資格的商人墨客。

這場看似普通的藝術品拍賣，其實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權錢交易：表面上，是商人“高價收藏”了一位“著名書法家”的作品；實際上，是他用120萬，買了一張通往權力圈子的門票。若干年后，當紀檢機關翻出這場拍賣的記錄時，他們用一句話概括了這類交易的本質：“這不是在買字，這是在買官、買身份、買資源。”
趙長青并不是一開始就以“書法家”自居的。他早年在地方工作時，公開身份只是一名普通干部，既沒有書法專業背景，也沒有參加過任何正規的書法比賽。真正的轉折發生在他調入中國書協之后。2005年，他從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省文聯黨組書記任上調入中國書協，擔任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
上任之初，他曾向組織明確表態：“自己不是搞書法的，三年內不參加展覽。”這是一種姿態，也是一種自我保護。但僅僅三個月后，他就把自己的作品掛上了大型展覽的墻面。那天，他站在臺上，深色西裝筆挺，案幾早已擺好，宣紙鋪展，硯臺里墨香氤氳。主持人熱情地介紹：“下面有請中國書法家協會分黨組書記、副主席趙長青先生，為大家現場揮毫！”掌聲響起，趙長青提起毛筆，略一沉吟，寫下“翰墨傳情”四個大字。字寫完，臺下有人帶頭叫好，有人拍照，有人鼓掌，閃光燈此起彼伏。后排幾位練了幾十年字的老書法家卻悄悄皺了皺眉：“這字，基本功都不扎實，結構松散，筆畫無力，也就是個老干部體。”但他們什么也沒說，因為他們清楚，坐在臺上的這個人，掌握著一個關鍵權力：誰能進中國書協，誰能當理事，誰能當副主席，很大程度上由他說了算。
趙長青顯然也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點。他上任后不久，就打破了書協內部“三年不參展”的慣例，開始頻繁出席各類筆會、展覽、論壇。他的名字，迅速和“書法家”三個字緊緊綁在一起。在一次內部飯局上，他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當官的收錢，不是貪污就是受賄；我收錢是稿費，既不犯法又不犯罪，頂多交點稅。我收錢，不用躲，不用藏，直接存銀行；不怕警車叫，照樣睡好覺。”這句后來被辦案人員反復提及的“順口溜”，幾乎可以視作他對自己斂財模式的精準總結。
從那以后，他開始系統經營自己的“藝術人設”：到處題字，給企業題，給學校題，給酒店題；到處辦展，在北京辦，在地方辦，在境外也辦；到處出書，一本又一本作品集，封面上印著“著名書法家”“書法教育家”等頭銜。
每一次題字、每一場展覽、每一本畫冊，背后都有真金白銀在流動；有人幫他安排“出場費”，有人幫他談“潤格”，有人幫他統計“作品銷量”。一個從未接受過系統書法訓練的官員，就這樣被包裝成了“書法名家”。而這，只是“用一幅畫洗干凈一個億”的第一步：先把自己，變成一個“有價值的藝術家”。
在趙長青的會客室里，掛著一幅他自己寫的“天道酬勤”。來拜訪他的人，很多都會先抬頭看一眼這幅字，然后笑著說：“趙書記的字，越來越有味道了。”說這話的，有地方書協負責人，有想入會的“書法家”，也有拿著項目來的商人。
其中，有一位來自山西的老板李某，第一次見到趙長青是在一個筆會上。那天，他站在一旁，看著趙長青揮毫，然后小心翼翼地上前遞上名片：“趙書記，我是做文化產業的，一直很仰慕您的字。”趙長青點點頭，把名片隨手放在一邊。

幾天后，李某又出現在趙長青的辦公室門口，這一次他帶了一個精致的錦盒，里面是一塊上好的硯臺。寒暄幾句后，他話鋒一轉：“趙書記，我想加入中國書協，您看，能不能給個機會？”趙長青沒有立刻回答，只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片刻后才開口：“入協會，要看藝術水平，不能隨便開后門。”李某趕緊點頭：“是是是，我也想提高自己的水平。”趙長青順勢說：“這樣吧，你可以先收藏一些我的作品，多看看，多學學。”李某心領神會。

幾天后，他通過中間人“買下”了趙長青的幾幅字；沒有正式合同，沒有市場估價，只有一張簡單的收據，上面寫著“稿費”。但李某心里很清楚，他買的不是字，是一個“準會員”的身份。后來，當他如愿拿到中國書協會員證時，他在朋友圈發了一張照片：他和趙長青并肩而立，背景是一幅寫著“厚德載物”的字，配文是“藝術之路，剛剛起步”。只有他自己知道，這條路的“起步費”，是幾十萬現金。
在趙長青案中，辦案人員梳理出了一條清晰的“洗錢鏈條”。
第一步，是用“稿費”的名義收錢。李某第一次想給趙長青送錢時，是準備用現金的，他把一個裝著幾十萬現金的紙箱悄悄放在辦公室角落。趙長青看了一眼，皺了皺眉：“你這是干什么？拿走。”李某一愣，趙長青頓了頓，又說：“你要是真喜歡書法，可以買我幾幅字。”幾天后，那箱現金變成了幾張寫著“稿費”的收據。對趙長青來說，這是“合法收入”；對李某來說，這是“文化投資”；對權力來說，這是一次完成得極為順滑的利益輸送。
第二步，是用拍賣和“托兒”抬高價格。光有“稿費”還不夠，要想把這幾十萬、幾百萬真正變成“洗干凈”的錢，還需要讓這些字在市場上“看起來很值錢”。于是就有了開頭那場拍賣會：一幅估價8000元的字，被拍到120萬。
舉牌的往往不是真正的藏家，而是商人安排好的“托兒”：有的是拍賣公司自己人，有的是和商人有業務往來的老板，有的甚至就是行賄鏈條上的一環。他們不在乎這幅字到底值不值錢，只在乎這幅字的“交易記錄”能不能成為日后的“證據”，證明這筆錢是“市場行為”，不是“行賄”。一旦有了這樣的“市場記錄”，趙長青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你看，我的字，就是值這個價。”
第三步，是用“投資收益”的名義完成最后洗白。當這些字在不同拍賣會上被反復“轉手”，價格被一次次推高時，另一個魔術開始上演，把行賄的錢變成“投資收益”。舉個簡單的例子：商人A用100萬“買”了趙長青的一幅字，兩年后這幅字在某拍賣會上被商人B以300萬“拍走”，而商人B其實是商人A的合作伙伴，甚至就是同一利益鏈條上的人，最后這幅字再回到商人A手里。
從賬面上看，趙長青有了100萬“賣字收入”，商人A有了200萬“藝術投資收益”，但這300萬，本質上可能都是從某個項目里“挖”出來的國有資產。通過這樣的操作，非法所得被包裝成了“藝術投資收益”，在賬本上干干凈凈。辦案人員在復盤這類案件時，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他們不是在收藏字畫，他們是在用字畫給黑錢洗澡。”
趙長青的“藝術價值”，本質上是權力的衍生品，而中國書協的會員、理事資格則是他最值錢的“籌碼”。
他上任后，通過調整政策規定、放寬入會限制、拓寬理事增補渠道等方式，把本應憑專業水平準入的協會門檻，變成了可以買賣的“生意”。為了讓自己的“書法作品”更有“市場”，他還處心積慮發展行政部門有實權的領導干部入會，編織龐大的“關系網”，既可為企業老板朋友承攬工程項目牽線搭橋，又能通過這些“特殊會員”的追捧抬高自己的“藝術身價”。
黑龍江省某市人事局干部郭某某違規獲取二級美術師資格，趙長青明知其職稱虛假，仍違規將其調入中國書協，事后收受對方在生日和母親喪事期間送上的禮金11萬元。據起訴書指控，2006年至2019年間，他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獲批會員、當選理事、協調工程項目等方面謀取利益，直接或通過他人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486.65萬元。
在長達13年的任職期間，趙長青獨斷專行、恣意放縱，完全拋卻工作職責，深陷名利場不能自拔，對整個書法行業的政治生態造成了嚴重破壞。直至2019年10月28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消息，宣布其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這場以藝術為名的貪腐盛宴才迎來終結。
2020年7月，他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同年8月，在山東德州中院一審開庭時，他當庭表示認罪悔罪；11月30日，法院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百四十萬元，受賄所得贓款贓物及其孳息依法沒收上繳國庫。面對辦案人員，這位自封的“書法家”終于坦承：“我就不是一個書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