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球員北上記：路不寬，一群優勝者選擇了“難”

撰文丨劉天諭

編輯丨張欽

機長沙曼（Capt Kim Sharman）走進啟德機場的時候，以繁忙著稱的客運大樓異常空曠。值機柜臺只開了兩三個，穿制服的人正推著各式機場設備往外走。他過了安檢，在滿是記者和機場管理層的房間停留了一會兒，然后走向駕駛位。“您也許已注意到，這是最后一班從啟德機場出發的商業航班，”他說，“機場在我們升空一刻便會關閉，讓我們一同參與這場歷史大事。”

1998年7月6日凌晨，香港最后一任外籍民航處處長施高理（Richard Siegel）按下按鈕，熄滅跑道燈光。運營了73年的啟德機場正式關停，飛機穿梭于大廈間的奇觀成為歷史。27年后，一座造價世界第二的啟德體育園出現在市中心的機場舊址上。作為香港最大的體育基礎設施，啟德體育園注定要見證許多歷史性時刻。

今年6月，香港隊第一次用啟德做主場，入場人數破了香港足球賽的紀錄。香港隊的茹子楠向42570位觀眾謝場時難掩激動，“中超也很震撼，但這里真的是自己地方，也是我生涯之中最多觀眾入場的比賽。發夢要做到的事，今天都做到了。”

在香港，職業足球聯賽只有“香港足球超級聯賽”（簡稱“港超”），人們會把“球”說成“波”。球員“練波”、“踢波”，球迷“睇波”。“球會”就是“俱樂部”，“球季”相當于“賽季”，時間是每年8月到下一年5月。一年只有13場香港隊比賽，更多時候，茹子楠作為梅州客家的球員上場。

今年是他到梅州的第四年，也是內地聯賽香港球員人數最多的一年。中超、中甲俱樂部里的香港球員，有香港本地人、混血兒和在香港待滿七年、拿到特區護照的入籍兵。他們是香港足球體系的優勝者，幾乎所有人都入選過香港隊，不少人還有留洋經歷。香港隊的國際排名常年在榜單的后三分之一左右，平均比中國隊低大約60位，這意味著北上踢球的門檻不低。

進入內地俱樂部的門也一直很窄。如今，每支中超、中甲球隊只能擁有一名占用國內球員名額的港澳臺球員。這項規則開始于2018賽季，相比2016年起施行的“港澳臺球員的轉入和轉會要占用外援名額”，已經算是寬松。再往前，中國足協官網上現存最早的“球員身份及轉會規定”是2009年版本，這一年港澳臺球員的轉入和轉會按內援計算，不過，當時中超、中甲俱樂部每年的內援流動存在限額，一般只有5人左右。

2002年，第一位香港球員加盟了內地俱樂部，之后的23年里，北上踢球的總人數從1變成了41。這個數字大概是今年中超、中甲俱樂部外援人數的四分之一。

香港有過輝煌的足球歷史。亞洲第一個職業聯賽在這里創立，上世紀的香港球員一度能掙到比英國球員更多的錢。后來，更多亞洲玩家入場足球，香港“亞洲足球王國”的頭銜失落了。職業聯賽的球市也逐漸萎縮，香港再也不是能用高薪吸引世界球員的地方，不少職業球員開始做兼職，一天打兩份工。

新千年的鐘聲敲響時，香港足球的好時候過去了。為了在待遇更好的聯賽踢上球，有香港球員開始向外看。長期以來，去外國踢球的香港人屈指可數，出了國他們很難出場，無法在當地的職業聯賽立足。想要外流的香港球將目光轉向內地，發現了這里更適合：有人出場次數寥寥，覺得“不公平”、“過得不開心”，但也有人能坐穩主力，身價翻倍，甚至入選中國隊。

從2002年開始，內地俱樂部的香港球員人數在2016年達到了9人的波峰，這個數字在2022年和2023年重現，疫情之后，北上踢球的香港球員人數畫出了一條快速上升的折線，并在今年達到了歷史最高點，16人。

他們的選擇和經歷都為更年輕的香港球員提供了參照。外流不再是一個模糊的詞匯，內地俱樂部就在深圳河對岸，像是一個目標，一種認可，一項獎勵。

為了“生涯最好最好的合約”

2015年冬天，廣西，夜色中，一輛轎車停在冬訓基地外。歐陽耀沖從車上下來，環顧四周，只看見一棟立在沙灘邊的舊樓。他沒去過深圳之外的內地城市，也說不清廣西在地圖上的位置，天氣挺冷的，他懷疑司機走錯了。

歐陽耀沖26歲，剛從葡萄牙留洋回來，是香港的職業球員，也入選過香港隊。這次到冬訓基地，他要爭取通過中甲升班馬貴州智誠的試訓，并趕在2016年之前和球隊簽下合約。幾天前，中國足協更新了一份文件，決定調整港澳臺球員轉會政策。新年鐘聲敲響后，港澳臺球員的轉入和轉會不能再用國內球員名額。

香港球員要被算作外援了。當時每支球隊只能注冊5名外援，金元時代正邁向最高峰，第一個稅后年薪超過1000萬歐的中超外援即將出現，然后是第二個、第三個。他們的薪水是國內球員的十倍以上，來中國前就是足球明星。香港球員無法與他們競爭外援名額。

“想掙錢”，歐陽耀沖說，葡萄牙第三級別聯賽的“工資很低”。為了趕上通往金元時代的末班車，他決定把去歐洲和日本踢球的夢想先放一邊。香港隊頭銜和留洋經歷也讓貴州隊為他的試訓按下快進鍵，被壓縮了，承諾與簽約之間的空檔也被跳過，從落地廣西到簽完合同，歐陽耀沖只花了不到三天。

在貴州，他的薪水是國內球員中最高的，每場還有幾十萬元贏球獎金。“做什么工作一周能掙幾十萬？”除了在內地踢球他想不出別的。同年簽約天津泰達億利的香港隊中后衛基藍馬（Jean-Jacques Kilama）也拿到了“生涯最好最好的合約”，月薪近40萬港幣（約33.88萬元），每場20萬港幣（約16.94萬元）贏球獎金。“回到家鄉親友都爭相歡迎我、祝福我，”他說，“跟他們吃喝玩樂的日子，快樂得要死。”

幾乎所有簽約內地俱樂部的香港球員都和歐陽耀沖、基藍馬一樣，有過代表香港隊出場的經歷，是香港足球體系的優勝者。內地的足球水平高于香港，參與過梁諾恒轉會梅州客家的香港足球經紀人Kevin說，“香港球員要外流，本身至少也要踢港隊或大球會。就像一間學校每年只得數人升讀大學，你考全級一百多名，我為何要花時間推薦你？”

參與國際比賽往往和接到內地俱樂部邀約高度相關，除此之外，代表香港隊和廣東隊踢一年一屆的省港杯也是一條北上的通路。上世紀8、90年代，作為新中國成立后首個由地方舉辦的涉外體育賽事，省港杯經常一票難求。如今這項比賽受到的關注大幅下降，香港媒體為它寫下一個形象的新頭銜：內地球會揀蟀場所。

2018年初，21歲的徐宏杰踢了人生第一場省港杯。他在港超球會標準流浪踢后衛，是香港青年隊的常客，只在成年隊踢過一場友誼賽。2018年的廣東隊以梅州客家球員為班底，香港隊主場踢完省港杯首回合，標準流浪的總監找到徐宏杰。“梅州客家有意引進你，你翌日告訴我決定。”香港媒體“香港01”記錄了這筆轉會的更多細節，五天后，徐宏杰和梅州客家簽下了五年長約，薪水是原來的五倍。

他成了中國足協再次修改港澳臺球員規則后，第一批北上踢球的香港球員之一。2018年是“粵港澳大灣區”概念升為國家戰略的第二年，新賽季開始前，中國足協根據首次注冊地和戶籍重申了港澳臺球員的定義，宣布每支中超、中甲球隊能擁有一名占用國內球員名額的港澳臺球員。

這項規定延續至今，成為內地俱樂部愿意接受香港球員的基礎規則。只要規則允許，球員會自然流向待遇更好的地方。

很長一段時間里，香港球員在世界球員中屬于高薪一族，“外流”對他們來說是個陌生的詞匯。上世紀40到80年代的香港足球“黃金時期”，球員們像明星一樣受追捧，有人坐著直升機從一個球場飛到另一個，有人的轉會費能買四棟樓，有人在香港踢球的收入比在英國還高，不少歐洲國家的國腳因此愿意來香港。

1993年到2011年，有超過14位內地球員先后南下，他們大多非常年輕，或對升入甲A 一線隊不抱希望。成為南下的“國援”意味著得到更高的薪水和入選香港隊的機會——自從1993年國際足聯開始公布球隊世界排名，香港隊常年排在125位左右，比中國隊低大約70位。

那時候，甲A俱樂部主力的月薪是2萬元左右，這個數字在一些香港甲組聯賽球會是3-5萬港幣（約3.18-5.3萬元）。香港球員北上進入水平更高的聯賽，如果在甲A 做替補或者踢甲B ，每月只能拿到幾千元。

2002年，21歲的吳偉超拒絕老牌球會南華的2萬港幣月薪（約2.12萬元），轉投尚在甲B、月薪4000元的廣州隊，成了第一位加盟內地俱樂部的香港球員。降薪北上的行為讓他“被人笑足兩年傻仔”，直到2009年，他都是內地俱樂部里唯一的香港球員。要等到2010年許家印花一個億買下廣州隊，金元時代的大幕緩緩拉開，第二位北上踢球的香港球員才會出現。

金元時代，投資人投資足球主要是為了獲得品牌曝光，球員的高薪建立在內地球市的基礎上。不算各渠道轉播，走進球場看中超的觀眾一直數以萬計，而2000年之后香港的球市一直難有起色。80年代中期，香港足球總會開始推行“全華班”政策，入場人數降為原來的三分之一。等到三年后外援重回頂級聯賽、投入超千萬的球會再次出現，公眾對足球的熱情已不復從前，香港球市再難達到70年代一半的水準。

90年代末，曾經的“亞洲足球王國”又發生了5名球員操縱香港隊在世預賽中輸球這樣“嚴重的假波羞聞”。假球案后，政府公布的新一期“重點發展體育項目”資助名單里，奪牌希望渺茫的足球沒有出現，負責培養運動員的香港體育學院也裁掉了足球部。

到了2000年初，香港球市邁入“冰河時期”。2024-2025球季，平均每場港超的入場人數是685人，和冰河時期沒有明顯差別。中間的20多年里，香港隊在國際賽場上取得的成績始終沒有讓更多人走進本地聯賽的球場。2009年香港隊贏下了首枚國際綜合運動會足球項目金牌，第二年，頂級聯賽的入場人數不升反降。香港隊時隔54年重返亞洲杯決賽周的2022年，情況也是類似。“香港人都好健忘，”香港隊球員陳肇鈞說，“看到球員入了兩個好球，晉了級，一剎那高興過后，明天上班已經忘了。”

球市制約著香港球員的收入。直到金元時代落幕、國內球員的稅前年薪被限制在500萬元以下，內地俱樂部仍能開出比港超球會更優厚的薪水。據鳳凰網體育，2023年，港超薪資水平最高的球會杰志給球員的月薪大概在4-6萬港幣（約3.72-5.58萬元），僅與中超中下游球隊的水平相近。

殊途同歸

內地不是唯一能讓香港球員掙到更多錢的地方，如果想要提高足球水平，他們還有很多選擇。北上踢球趨勢形成的過程，也是香港球員摸索外部世界、權衡外流目的地的過程。

時間回到吳偉超北上廣東的2002年。上一次有球員外流是40年前的事了，吳偉超能想到離開香港，多少和他父親是廣東移民有關。比吳偉超小三歲的香港球員張健峰后來回憶，自己年輕時“沒有外流，最大原因是由細到大（從小到大）都沒人告訴我有這條路，我沒想過可以出外踢波。”

戴文康是較早將目光投向香港之外的人。他從事金融行業，人脈和積蓄頗豐，有一份“對足球說不出的熱情”，和一個兒子。他打算把他培養成職業球員，他給他起名戴偉浚。

父親的投入讓戴偉浚的職業生涯變得難以復制，戴偉浚成長的過程中，香港球員往外走的可能性也漸漸清晰。2005年，對香港青訓水平感到不滿的戴文康與幾位家長合資成立了小南國足球隊。戴偉浚和隊友接觸到來自廣東和英國的著名教練，小南國也引起港超球會東方的注意，戴文康與東方十多年后的合作在這里埋下了伏筆。

戴偉浚11歲那年，戴文康決定一家三口移民英國。進入英國青訓體系更有機會升入當地的一線隊，拿到英國護照，將來不用勞工證就能在職業聯賽出場。在英國和荷蘭，戴偉浚度過了9年“腦海中只得足球”的生活。

香港隊的國際排名常年在榜單的后三分之一左右，球員的足球水平普遍偏低。他們會從自己的經歷中意識到，如果不是成長于當地的青訓體系，也沒有移民的打算，個人主導的留洋會非常辛苦。

歐陽耀沖對此深有體會。為了爭取日本第三級別聯賽的一次出場機會，整整一年，他從未缺席一場訓練。職員口中沒人愿意去的、沒報酬的、往返要六小時車程的球隊社區活動，他全都報名，希望俱樂部能看到自己“全心為球隊付出所有”。到了比賽日，交給他的任務卻始終是幫球隊照看場外的攤位。球迷們逐漸臉熟他，“場場都是你幫手！”他們說，然后遞過來一瓶水，叫他加油。

曾任香港足球總會技術總監的艾拿臣（Thorlakur Arnason）覺得，如果沒有青訓或移民做前提，考慮留洋的香港球員應該嘗試和球會合作，“球會要為球員找一條清晰的發展道路，讓他們放心。”

戴文康的想法和艾拿臣類似。2019年，他被東方任命為球隊的特別顧問，他之前考察過的葡萄牙二級聯賽俱樂部科瓦彼達迪，成了東方的長期策略合作伙伴。香港球會嘗試以合作的形式送球員留洋，當初和戴偉浚一起在小南國學球的茹子楠是被東方選中的那個。

新的合作模式也出現了。曾在港超球會杰志做主教練的甘巴爾有一項“全球青年精英足球計劃”，他會從世界各地選出30位球員去西班牙集訓，然后在球員與當地俱樂部間牽線搭橋。2022年，杰志宣布參與甘巴爾的計劃，第一批飛往西班牙的球員有3個人，20歲的陳晉一（Shinichi Chan）是其中之一。

外流的路越來越寬，剩下的就要靠球員自己。戴偉浚用9年時間換來8場英甲、一張狼隊U23的合約，和之后一整年的等待。他不想再等下去了。中國隊的國際排名比香港隊高，為了入選中國隊的機會，2020年，21歲的戴偉浚來到中超。轉會深圳佳兆業的第三年，他落戶深圳，成了第一位代表中國隊出場的香港球員。

踢不上球的經歷也在茹子楠身上重現。在梅州客家穩坐主力是后來的事了。2019年，他站在一群和自己膚色不同的人中間，耳朵里都是陌生的語言。“一起床就覺得今天很艱難很辛苦，甚至對練波有恐懼。”他的第一次外流只持續了半年。

如果沒有受傷，陳晉一或許會在西班牙待得更久。從杰志轉會到西班牙第三級聯賽的皇家聯合之后，他花了半年時間等工作簽證，留洋的一年里只踢了五場比賽。回香港做手術前他第一次踢上了首發，眼看當時的隊友后來升入西甲，他自知“不如他”，又難免想“會否有機會是自己，覺得自己可能就差一步。有點欠運。”

作為有較強進攻能力的左邊后衛，陳晉一在香港隊能踢主力。2024賽季，上海申花原本的左邊后衛崔麟長期傷缺，接替他的是偏重防守的楊澤翔。主教練斯盧茨基對兩個邊后衛的進攻屬性提出更高要求之后，徐皓陽代替了楊澤翔，但他一直是踢中場，對左邊后衛不夠熟悉。

陳晉一就是這個時候加盟申花的。2022年在西班牙時，他的身價是20萬歐，等到2025賽季結束，在申花度過的一年半令他的身價翻了兩倍多。左路也成為申花重要的進攻走廊，亞冠精英賽上，陳晉一攻破球門，成了第一個在亞冠精英進球的香港球員。

如今，“外流”這個詞對香港球員來說再也不遙遠，許多人說不清外流的想法何時第一次出現，它好像原本就在那里，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動作。他們達成了一種共識，有機會想到外面看看，“如果切實際一點”，就是去中甲、中超。

為了做成球員北上的生意，香港足球經紀人Kevin從外流球員的經歷中總結出規律，“混血、港籍、左閘、留歐，這些在內地聯賽會很吃香。”他開始為球員定制職業路徑，比如送港法混血兒杜國榆（Remi Dujardin）留洋芬蘭。后來，杜國榆北上加盟了丹東騰躍。

或許，留洋可以理解為香港球員加盟內地俱樂部之前的一場歷練。無論他們是否選擇北上，去外國提升足球水平，就是增加進入內地聯賽的可能性。直到15歲去了美國，安永佳（Matt Orr）才“眼界大開”，“我不再是那個特別的球員，我意識到必須提高自己。”2022年他在廣西平果哈嘹一鳴驚人，在香港時，他一度覺得“足球太容易”。

“我熱身時就微微嘴在笑”

人在異鄉會忍不住對事、物比較異同，然后感受差距。說起在內地的生活，香港球員的關注點總是類似。

徐宏杰剛到梅州客家的2018年，俱樂部還沒有搬去橫陂的足球小鎮，基地的環境“不算好”。他住在20平左右，帶陽臺和獨立衛浴的宿舍里。房間的米色地毯很舊，門右邊，五斗柜的一個抽屜破了。陽臺窗戶下的白墻留著黑色的雨水痕跡，洗過的衣服掛在陽臺橫拉的鐵鏈上，衣架的彎鉤從鐵鏈孔里穿過。

他說自己“很享受”，畢竟出了宿舍，健身房和訓練場就在視線內。香港的土地緊俏，沒有一間球會提供吃、住、訓一體的基地，花兩三個小時在住處、球場、餐廳、健身房和治療室之間奔波是球員生活的常態。大部分球會要和公眾用同一片訓練場。場地歸政府所有，一家港超球會想嘗試一天兩練，訓練間隙球員們無處可去，留在場地的人全被球場管理員趕走。

等到茹子楠抱著“這次只有少許機會都要去爭取”的想法來到梅州客家，新基地的宿舍已經寬敞明亮如酒店房間。回憶起疫情后去剛剛開放的新工體踢北京國安，他說自己“熱身時就微微嘴在笑”。球場里坐了四萬多名觀眾，“每次掉界外球也只聽到他們用粗口鬧我（罵我），但感覺其實幾爽（很爽）。有四萬人入場睇波（看球）是每個球員都希望經歷的事。”

在梅州客家的第二年，茹子楠坐穩了主力位置，身價比在港超時翻了一倍。并非所有香港球員都能像他這樣在內地俱樂部站穩腳跟。不同于普遍打滿整個賽季的外援，今年中超、中甲聯賽的香港球員，出場超過 15次（聯賽共30場）的只有6個人。過去23年里，在內地聯賽中出場次數寥寥的香港球員也不在少數。

當初說著“想掙錢”、“想幫球隊沖超”的歐陽耀沖只在中甲踢了三場比賽，2017年底就離開了貴州。中國足協承認的“香港球員”，是首次注冊在香港足球總會、持有特區護照的香港居民。新規發布后，貴州隊在兩位香港球員中選擇了法圖斯（Festus Baise），他曾在補時階段用一粒頭球絕殺天津權健，是貴州沖超的功臣。換帥和引援從未影響法圖斯主力中后衛的位置。

對歐陽耀沖來說，貴州是食堂餐桌上的老干媽辣椒醬、只能打籃球的夜晚，和為了消磨時間故意在堵車上花掉的許多個小時。

時間回到2016年。

和貴州隊簽約沒多久，地產企業恒豐集團的投資進來了，歐陽耀沖跟著俱樂部從廣西回貴州，住進“很好的酒店”。他對接下來的一年“好樂觀”，想“收獲兩位數進球”。

新賽季的開頭確實如他設想般順利，連續三次出場，只要贏球就能拿幾十萬的獎金。第四場中甲開始前他去踢了足協杯。一次正常的對抗之后，他左膝的前叉韌帶斷了。為什么要在關鍵時候受傷？他想起比賽獎金，腿里的血“砰、砰、砰的”，心里還是“很想踢”。助理教練說“把腿扎緊一點，咬咬牙”，“咬不到”，他只能回答。

從香港養傷回來，兩個月過去了。“你現在不可能有機會了，可以找一個球隊外租出去。”新任主教練對他說。直到2017賽季結束，歐陽耀沖的名字再也沒有出現在球隊陣容里。“我是跟一個經紀人、總經理、教練團來的，之后換了別的教練團，我不是他的人，我就什么都沒有了。他們一直想把我踢出去，友誼賽都不讓我踢，連裝備都不發給我。我沒所謂，我一直留著，就被趕去了二隊。”

和留洋的內地球員一樣，北上的香港球員來自足球水平更低的地方，又是當地俱樂部的外來人。“不公平的對待在所難免”，他們經常說。曾效力南通支云的香港球員李毅凱記得，“有些隊友刻意不傳球，或者到時機盡失的時候才傳過來，攻勢被迫中斷反而責怪我。”

更多時候，歐陽耀沖想表現得灑脫，談論完記憶中的一處細節，他會立刻加上一句“當時工資可以”，或者“我沒所謂”。離開貴州時他還有合約未完，俱樂部賠給他一整年的薪水。

自從2002年第一位香港球員進入內地聯賽，23年來，還沒有人選擇留在內地生活。

“我想要落葉歸根。”吳偉超說。北上踢球13年后，他留下96場中超、130場中甲的香港球員內地出場紀錄。37歲那年，他在港超球會東方結束了球員生涯。

香港隊的行政經理陳正德曾將世界杯、五大聯賽比作“高級西餐廳或懷石料理”，他覺得香港足球像“屋邨大排檔、茶餐廳，沒有什么高貴食材，不過叉燒湯意加分奄列，配上一杯凍奶茶仍有一番風味。”

和內地相比，香港足球水平更低、市場更小，也更寬容。愿意的話，職業球員可以一邊踢球一邊讀完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的校隊里幾乎都是港超球員。小的時候，他們有人會在地鐵上抽時間寫作業，晚上去球會青年軍訓練。等到升入一線隊，訓練變成早上開始，他們就把大學的課都調到下午，遇上考試或 pre 再向球隊請假。

香港人不必為了成為職業球員，早早丟掉人生的更多可能性。他們甚至可以打多份工。梁冠聰今年 33 歲，他多次入選過香港隊，也一直是港超球會的主力。與此同時，他還是電視臺的足球解說、女子球隊主教練、體育節目主持和保險經紀人。前些年他又開了一家公司，安排退役球員進學校教球。

北上的球員往往沒有類似的經歷，多數時候，香港球員做兼職是不得已。和內地球員一樣，他們也會遇上欠薪。港超球會愉園曾一整年沒有發薪水，為了維持生計，有球員每天下午送8-10單Foodpanda，走一萬多步，掙幾百塊錢。疫情期間，曾效力沈陽中澤的方柏倫決定全職送外賣，“你不要以為送外賣很差，”他說，“勤力時月入可以有5萬港幣。”

歐陽耀沖曾打心底里認為“在香港踢球沒意思”，陳傲軒覺得，香港足球也沒那么差。他今年22歲，學生時代想要兼顧讀書和踢球，過得有些辛苦。但捱過去就行了，他現在是港超球會冠忠南區的球員，也不打算做兼職。冠忠南區屬于小球會，聯賽的看臺也總是空蕩蕩。但訓練結束和隊友吃飯、比賽之后跟球迷聊著天走到地鐵站，都讓他挺開心的。

“在香港這個節奏很快、壓力很大的地方，能把自己喜歡的事情變成工作，我覺得很好了。”陳傲軒說，如果更好一點，就是能有去內地俱樂部的機會。

他對三年前去印尼踢U20亞洲杯外圍賽的經歷念念不忘。站在東爪哇省的杰洛拉邦托莫體育場上，一切都新鮮，教練的聲音還沒傳過來就被看臺上三千人的助威吞沒，地上鋪的是針草，球在上面比在香港的大葉草上滾得快，對手節奏也快，“每個人像騎著一輛電摩托”。

香港隊的U20亞洲杯以連輸告終。回去之后陳傲軒發現自己踢得更好了，一個月后魔力消失，“又回到那種慢節奏里”，好像什么都沒發生過。

他會看中超、中甲的直播，北上踢球的香港球員都是他曾經的隊友或對手，他們的表現能幫他感受內地聯賽水平。無聊的時候他就在德國轉會網搜自己的名字，看完數據覺得，作為前場球員還得多進幾個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