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1931年9月18日的夜，是中國歷史上最沉痛的黑夜之一。當日本關東軍的炮火轟開沈陽北大營的大門時，它不僅撕裂了東北的寧靜，更在一個擁有四萬萬人口的古老國度心頭劃下了一道深可見骨的傷口。
在“尊重日軍不抵抗主義，避免沖突”的電令下，裝備精良、兵力十倍于敵的東北軍主力，如潮水般退出了世代生息的故土。短短數月，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錦繡河山淪于敵手，三千萬同胞淪為亡國奴。
國恥與悲憤，籠罩著整個中華大地。然而，歷史的韌性恰恰在于，它從不屈服于絕望。當官方層面的“不抵抗”政策帶來巨大的屈辱與迷茫時，在東北那片廣袤的白山黑水之間，無數不愿做亡國奴的軍人與平民，卻自發地燃起了抗爭的烽火。
他們是正規軍的叛逆者，是地方警察，是普通的農民，是嘯聚山林的豪杰，甚至是曾經的文弱書生。他們用手中的土槍、大刀，乃至血肉之軀，向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者發起了悲壯而決絕的沖擊。
這是一段長達十四年的血淚史，遠比人們熟知的八年抗戰更為漫長和酷烈。從沈陽城頭的第一聲抵抗槍響，到林海雪原里的最后一次沖鋒，東北軍民用行動詮釋了何為“從未放棄陣地”。
他們的故事，不僅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更是中華民族在危亡之際，從不屈精神中汲取力量、走向新生的源頭活水。
這片黑土地上的每一次抵抗，都在向世界宣告：中國，是永遠不會屈服的。
01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沈陽城北的北大營，駐扎著東北軍最精銳的獨立第七旅。秋夜寂靜，士兵們大多已進入夢鄉。誰也未曾料到，一場蓄謀已久的陰謀正在黑暗中悄然引爆。
隨著南滿鐵路上一聲巨響——日軍自導自演的“柳條湖事件”，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的炮火便如雨點般傾瀉在北大營的營房上。國殤之夜，就此拉開序幕。
從軍事角度看，這本應是一場毫無懸念的戰斗。北大營內駐有近萬名中國士兵，而發動進攻的日軍不過數百人。然而，一份來自北平的電令，卻如一道無形的枷鎖，捆住了所有將士的手腳。張學良“切請諸君，尊重日軍不抵抗主義，避免沖突”的命令，通過層層傳達，變成了“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的荒唐指令。
歷史的鏡頭，記錄下了這屈辱的一幕：中國士兵在長官的命令下，卸下槍栓，放棄陣地，甚至在日軍的炮火和刺刀面前赤手空拳地逃亡。軍械庫內嶄新的武器無人使用，營房被烈火吞噬，數百名官兵在混亂與迷惑中徒然犧牲。
天亮之時，這座東北軍最堅固的堡壘已落入敵手。緊接著，日軍以北大營為據點，向沈陽城區發動全面進攻。
沈陽城，這座東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一夜之間變成了人間地獄。日軍的鐵蹄肆意踐踏，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面對這一切，絕大多數東北軍和警察機構都嚴格執行了“不抵抗”的命令，選擇了撤退和避讓。巨大的絕望籠罩著這座城市，似乎整個東北的命運都將在沉默中淪喪。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選擇了沉默。在巨大的恥辱和悲憤中，總有那么一些鐵骨錚錚的靈魂，敢于違抗那道“不打”的命令，用行動來捍衛軍人的天職和民族的尊嚴。時任遼寧省警務處處長兼沈陽市公安局長的黃顯聲將軍，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
當不抵抗的命令傳到他這里時，這位愛國將領拍案而起，他無法接受讓自己的弟兄們眼睜睜看著家園被蹂躪而無所作為。
他毅然決然地向全市警察下達了一道與上級指令截然相反的命令：“公安局各分局、隊，將盡力抵抗，非到不能支持時，決不放棄陣地！”“市區不能打，就拉出去，一定打到底！”
這道命令，如同在死寂的黑夜中劃過的一道閃電。一時間，沈陽城內零星但堅決的抵抗槍聲響徹夜空。在黃顯聲的親自指揮下，三經路警察署、商埠三分局、南市場等地的警察及公安分隊，利用街壘和建筑為掩護，與數倍于己的日軍展開了殊死巷戰。他們是那場巨大悲劇中的逆行者，是第一批用生命向侵略者說“不”的勇士。
盡管這場抵抗因力量懸殊而顯得悲壯，許多警察血灑街頭，最終無力回天。但它的意義卻無比深遠。這是“九一八”之夜，中國有組織力量打響的第一槍。它宣告了，即便是在最高當局選擇退讓的時刻，中華民族的抵抗意志也從未泯滅。黃顯聲和他的警察部隊，用鮮血做出了一種抉擇——一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抉擇。
當黃顯聲命令殘余部隊攜帶武器彈藥退出沈陽，向錦州集結時，國殤之夜雖已落幕，但一個新的序幕卻悄然拉開。撤退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場更漫長、更艱苦斗爭的開始。
那夜的槍聲雖然微弱，卻喚醒了無數沉睡的心靈，在三千萬東北同胞的心中，播下了日后燎原的抗爭火種。山河破碎，是屈辱偷生，還是奮起反抗？
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由黃顯聲和他的部下用生命寫下。
02
沈陽的一夜淪陷，如同一記響亮的耳光，打醒了沉浸在“和平”幻想中的國人。山河破碎的現實，激起了全國范圍內排山倒海的悲憤與抗議。在官方層面猶豫不決、國際社會空洞調停的背景下，來自中國共產黨和民間的兩種聲音，率先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將零星的抵抗情緒，匯聚成一股有組織、有方向的救亡圖存洪流。
反應最迅速、立場最鮮明的，當屬中國共產黨。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即9月19日，中共滿洲省委便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這是全中國第一份號召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宣言。宣言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的侵略本質，并發出振聾發聵的號召：“工農兵勞苦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用自己的武裝將日本帝國主義‘逐出中國’！”
緊接著，中共中央密集發聲。9月20日，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22日，作出《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的決議》；30日，又發表《第二次宣言》。這些文件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黨的中心任務：“加緊組織領導發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警醒民眾的民族自覺”，并號召全國工農兵“打倒帝國主義”。
在那個民族危亡的十字路口，共產黨的宣言如燈塔一般，為苦悶和彷徨中的人民指明了唯一的出路——武裝自衛，收復失地。這不僅是政治口號，更是對后續所有抗日武裝斗爭的理論奠基和精神動員。
與此同時，另一股強大的救亡力量在民間迅速崛起。大批因“不抵抗”而流亡到北平的東北籍官員、學者、社會名流和學生，成了國破家亡最直接的受害者。他們痛心疾首，奔走呼號，決心用自己的力量拯救危亡的故鄉。
9月27日，北平西單牌樓舊刑部大街12號的奉天會館東院——哈爾飛大戲院，人頭攢動，群情激奮。流亡的東北愛國人士在此正式召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成立大會。閻寶航、高崇民、杜重遠等一批在東北極具聲望的人物被推舉為委員。
內心同樣備受煎熬的張學良，也悄然資助了30萬大洋，表達了他對這種民間抗爭的復雜支持。
救國會的宗旨非常明確：團結東北同胞，組織和支援抗日武裝力量，抵抗日本侵略，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它迅速成為團結海內外東北人士的一面旗幟。救國會的成員們，有的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向國內外揭露日軍暴行，爭取輿論支持；有的負責募集資金和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往東北前線；還有的甚至親自策反偽軍，聯絡各地義勇軍，直接參與到武裝斗爭的策劃與組織中。
這個在危難之際催生的民間組織，爆發出驚人的能量。它像一個神經中樞，將流亡在外的東北精英與仍在白山黑水間堅持戰斗的草根英雄緊密聯系在一起。它為那些自發的、零散的抵抗武裝提供了寶貴的經費、藥品、武器和情報支持，讓這些初生的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和發展。
如果說，黃顯聲在沈陽城頭打響的第一槍是抵抗的“點”，那么中共的宣言和救國會的成立，則是將這個“點”迅速擴大為“面”。前者從政治和思想層面，確立了武裝抗日的合法性與必要性；后者則從組織和實踐層面，為武裝抗日搭建了平臺，凝聚了力量。
星火已然初燃。一股由政治號召與民眾吶喊交織而成的強大潛流，正在積蓄力量。它預示著，東北的抗爭絕不會停留在幾聲零星的槍響，一場更大規模、更為波瀾壯闊的全民抵抗運動，即將在冰封的黑土地上，如火山般噴發。
03
當東北軍主力奉命撤入關內，廣袤的東北大地似乎成了一片力量的真空。然而，侵略者很快就發現，他們占領的只是一座座空城，卻無法征服這片土地上的人心。在“不愿當亡國奴”的共同信念下，一場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民眾自發武裝抗敵運動——東北抗日義勇軍運動，如雨后春筍般蓬勃興起。
“義勇軍”，這個名字本身就充滿了悲壯的民間色彩。它的構成極其復雜，宛如一條由無數支流匯成的江河。其中，有三股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