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后，李銀橋找到海軍司令：這一封信，是主席生前留您的

1976年9月，在一個霧霾天氣的早晨，李銀橋拿著牛皮紙信封闖入海軍大院。哨兵差點沒有認出他，他是毛主席的前衛士長。他的軍裝領口敞開著，眼白有血絲，聲音沙啞得如同砂紙被磨過一般。他說道：“我要見到肖司令，主席有東西留給他”。那時肖勁光正在辦公室準備主持渤海灣演習會議，聽到這番話，鋼筆尖停在文件上，洇出一團墨漬。毛澤東已經去世十多天了，這遲到的囑托就好像一顆啞彈，使得滿屋子都安靜下來。

我認為這封信的傳奇之處不在于內容而在于時機。毛主席晚年給海軍題寫了不少字，但是私人信函卻很少。最為奇怪的是信封上所落款的日期是1976年8月25日，而那恰恰是毛澤東生命的最后一周，當時他連進食都存在困難，卻用顫抖的字跡寫下了海軍要搞好，讓敵人怕這九個字。這樣的臨終關懷，比任何戰略部署都更具深意。如同李銀橋后來跟子女所說的：主席最后放不下兩件事，一件是老百姓能夠吃飽飯，另一件是海軍能夠遠航。

記得在翻閱檔案的時候看到一個細節，肖勁光展開信的時候手指抖動得很厲害，幾乎把紙邊撕破。這位掌管海軍長達二十七年的司令，這時候倒像是新兵拆開家書一樣。其實兩人之間的淵源早就埋下了伏筆，1953年毛澤東視察海軍艦艇，在長江號的艙室里突然問肖勁光：你能夠讓潛艇潛到夏威夷？肖勁光回答說需要一定的時間，主席微笑著拍他的肩膀說：三十年不夠就用五十年，我們這一代人種植樹木，總歸要讓后人能夠乘涼。這種跨越二十三年的對話接力，比小說里的伏筆還要精準。

這么看起來，信紙背面的水漬更讓人去思索。李銀橋記得主席寫字的那一天，護士在更換冰袋，融化的水滴落到信箋之上，把怕字的豎心旁給暈染開了。這無意之中的浸潤，使得墨跡有了悲愴的立體之感。肖勁光在讀信的時候掉下的熱淚，又在同一個位置疊加出了新的暈染，兩代人的情感通過一張紙完成了隔空的交融。

李銀橋在送信的時候遇到了一些周折。他首先被中辦值班室攔住，值班室表示中央有規定，主席的遺物暫時封存需要轉到海軍司令部。之后他來到海軍司令部又遇到參謀的質疑，參謀稱在非常時期得先請示軍委。最后他拿出一張1962年毛澤東親筆書寫的李銀橋可隨時見朕的手諭，這手諭還是當年的玩笑性質的作品，他拿出這手諭才讓場面得以鎮住。這種利用歷史碎片來叩擊現實關卡的荒誕情形，就是那個特殊年代的一個縮影。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這封信實際上是毛澤東海軍戰略的最后一次修訂。在1975年5月的時候，他和海軍領導進行談話時還十分急切，稱核潛艇哪怕是經過一萬年也要研究制造出來。而他臨近去世時留下的手跡卻展現出少有的柔和，將戰略威懾轉變為讓敵人心生懼怕的心理震懾。這種從器物層面向精神層面的提升，如同他早年所說的鋼多氣要更多一樣，真正強大的海軍，最終必須扎根在對手的敬畏情緒之中。

肖勁光將信裱糊在辦公室的玻璃板下面。旁邊還特意放置了一張1953年毛澤東視察海軍的老照片。畫面當中主席的軍大衣被海風吹得鼓起來。玻璃的倒影里，映照著1988年交付的新式驅逐艦模型。這樣的時空疊印，也許是對這封遺信最為完滿的回應。寫信的人成為了紀念堂里的臥像，收信的人也已經頭發花白，可是信里的期許，正在變成鋼甲劈開波浪的現實。

話說回來，歷史有時候就愛開這樣帶著淚水的玩笑。李銀橋送完信回到家中，發現衣袋里還有主席病房里的來蘇水的味道。他突然想起在1949年開國大典的前一個夜晚，毛澤東在通宵批閱完文件之后突然問他：銀橋你說岸上的燈塔亮還是船上的航燈亮？還沒等他回答，主席自己接著說道：燈塔能夠照亮百年，航燈只能亮上一程。我們這些共產黨人應該去做燈塔。這一幅三十年前的舊畫面，成為了這封海軍遺信的最佳注釋。

現在北海艦隊的官兵還常常說起這個故事，只是版本多了一些浪漫的色彩。有人稱主席所使用的信紙是宣紙，墨汁當中摻入了珍珠粉，所以字跡在黑暗之處會發出熒光。民間這樣的敘述自行發展，這難道不就像是另一種燈塔的光芒？那九個毛筆字，早已超越了紙張的使用期限，在浪濤的聲響之中一次次重新顯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