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明代石橋發現“重慶”二字，文物部門稱系古人幽默之作

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中，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左嶺街道的明代“重慶橋”被登記為新發現不可移動文物，隨即因橋名引發網絡熱議：橋名里的“重慶”是否暗指今天的直轄市？

2025年12月17日，上游新聞記者從當地文體站得到的答復干脆利落，橋名里的“重慶”并非地名，而是“重新慶賀新橋竣工”之意，與地域意義上的重慶毫無瓜葛。

短短一句話，把網絡熱梗拉回歷史現場，也牽出一段被水網、鄉紳、碑刻共同記錄的明末修橋往事。

崇禎年間的左嶺鎮，長港水自南向北穿流，港面寬十余丈，枯水季亦有三米深。周莊村和長港對岸的田地、碼頭被一水分割，村民往來只靠一條窄木橋。

木橋每遇春汛必垮，糧船、柴船只能候在港外，再靠人力肩挑。

根據地方史料記載，崇禎十二年（1639）鄉試解元嚴君化辭官歸里，目睹鄉民往來艱辛，遂倡議并主導了重修石橋的工程。工程于次年二月開工，歷時約一年半，建成單孔石拱橋一座。

橋體竣工當日，鄉民慶賀，嚴君化提筆蘸墨，在大拱券正中題寫“重慶橋”三字，取“重新慶賀”之義，刻在條石上，筆畫至今清晰。

橋成之后，長港兩岸連成一線。橋東新塘碼頭裝卸的布匹、石灰可直接上車，橋西周莊的稻米、蘆葦可直抵水邊。

清乾隆《江夏縣志》記載，左嶺“重慶橋”與上游“高橋”、下游“雙橋”并稱“長港三橋”，是江夏東部鄉民赴武昌府城的重要通道。

在漫長的歷史中，橋體曾歷經戰火與歲月侵蝕，但主體結構始終完好，并在后世得到過必要的維護。

上世紀六十年代，長港上游修建車墩湖水庫，港道被截彎取直，舊港逐漸干涸，“重慶橋”下水面縮成一條窄溝，橋的交通功能被附近公路橋取代。

橋體雖被雜草、灌木包圍，但拱券與題刻保存完整，成為左嶺老街上最顯眼的明代遺存。

此次文物普查中，把“重慶橋”列入新發現不可移動文物。

普查隊員對橋體進行了全景建模，確認拱券正中“重慶橋”三字為明代原刻，欄板上的纏枝蓮紋、云紋亦為同期風格；

橋面后期鋪設的水泥層下，原鋪的青石板仍嚴絲合縫。

經專家評審，古橋被認定為“保存較好的明代鄉紳捐建石拱橋”，具有突出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目前正按程序申報核定保護級別。

回望整個事件，網絡熱議的“重慶”二字，不過是古人常用的喜慶詞匯。

根據官方在本次普查中的核實與解讀，橋名寓意“重新慶賀”，與作為地名的重慶市并無關聯。

在記錄民間建筑的傳統文獻中，就有“橋成之日，里民重慶”的類似表述；江南地區現存清代橋梁中，浙江湖州、江蘇常熟各有一座“重慶橋”，均為重修后“重新慶賀”之意。

武漢左嶺的“重慶橋”之所以引人遐想，一方面因為直轄市重慶聲名在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公眾對鄉土史跡的陌生。

當地文體站表示，橋名不會更改，下一步將在橋旁設立說明牌，把“重慶”二字的來歷、崇禎年間的捐修過程、歷次維修記錄完整呈現，讓“熱搜”真正變成“課堂”。

明代“重慶橋”是一例典型的鄉紳公益工程，名稱、形制及碑刻題記構成了重要的歷史證據。

它既與今天的重慶無關，也與商業炒作無涉，卻讓人們看到明末湖廣鄉村的社會動員能力，看到一條小河、一座石橋如何與地方經濟、交通、水利緊密相連。

橋體幸存至今，成為觀察明代江漢平原鄉村生活的實物標本，也為武漢新增一處可以觸摸的“草根級”文物。

未來若能在保護前提下適度開放，讓公眾站在拱券下仰望“重慶橋”三字，或許比任何熱搜都更能拉近人與歷史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