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評價中國：環境很好，街道也干凈，不過有一點比不上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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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網絡上印度游客對中國的真實反饋時會發現，即便是對中國的城市面貌最為苛刻的印度博主，一旦置身于上?；蛏钲诘慕诸^巷尾，也不得不承認：這里的地鐵站寬敞明亮如同購物中心，公園綠地即便位于偏僻角落也始終有人精心維護，就連常被忽視的公共衛生間，不僅配備了洗手液、擦手紙，還毫無異味，潔凈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而回到德里，夜晚的街道上常見牛群隨意穿行，交通秩序混亂；由于垃圾處理系統嚴重滯后，缺乏足夠的焚燒廠和分類機制，大量廢棄物只能露天堆積，在酷熱氣候中迅速發酵，滋生蚊蠅病菌。甚至連被視為神圣象征的恒河，也被工業廢水與生活污水持續污染，承載著難以承受的生態重負。

然而面對這種直觀且巨大的發展差距，許多印度人總能搬出一張心理安慰牌——制藥業。每當談及基礎設施或公共衛生的短板時，他們總會巧妙轉移話題至藥店：“你們的道路再寬闊平整，能將一瓶抗癌藥的價格壓到幾千盧比嗎？”

這份自信并非空穴來風。對于熟悉電影《我不是藥神》的中國觀眾而言，印度仿佛是一個現實版的“藥神之國”。在歐美市場售價動輒數萬元人民幣、足以拖垮一個中產家庭的原研抗癌藥物，在印度經過本地仿制后，價格可能驟降至十分之一，甚至更低。這一模式也讓不少非洲與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將其視為延續生命的最后一道希望。

“廉價神話”背后付出的代價

我們必須深入剖析這把“價格利刃”是如何鍛造而成的。以羅氏、輝瑞為代表的西方醫藥巨頭，研發一款新藥通常需要十年以上周期，投入資金高達數十億美元，期間伴隨著極高的失敗率。為保障巨額投資得以回收，嚴格的專利保護成為其生存根基。但印度卻走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徑。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印度政府便修訂了《專利法》，僅承認“工藝專利”，而不承認“產品專利”。這意味著只要改變藥品的生產工藝流程，即使最終產物完全相同，也不構成法律意義上的侵權行為。

即便在2005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印度表面上調整了法規以符合TRIPS協議要求，但仍保留了關鍵的“強制許可”條款。一旦國家認定存在重大公共健康危機，便可授權本土企業繞過專利壁壘，直接生產仍在保護期內的救命藥物，而原研藥企所能獲得的補償極為有限。

憑借這種被外界稱為“合法仿制”的制度設計，印度藥企成功跳過了耗資巨大、周期漫長的原始研發階段。當歐美科研人員在實驗室中夜以繼日攻堅克難時，印度的技術團隊只需購入已上市藥品，通過化學分析確定成分結構，再依托國內低廉的人力成本與原材料優勢，快速實現規?；瘡椭啤?/p>

這也解釋了為何全球知名的創新藥物鮮有出自印度之手。在這一體系中，印度并未扮演發明者的角色，而是演化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醫學復印機”。

藏在“隱形成本”里的“黑暗”

一種新藥從實驗室走向臨床應用，最關鍵的環節是人體試驗階段。在歐美地區，這項工作必須配備高額保險，并接受嚴格的人體倫理審查。若受試者出現嚴重不良反應，制藥公司可能面臨天價賠償，甚至破產風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逐利資本悄然轉向了印度貧民窟中的“低成本資源”。

對于數億每日收入不足幾美元的底層民眾來說，參與藥物試驗成了一種高風險卻現實的謀生方式。許多受試者文化水平極低，看不懂英文知情同意書，根本無法理解自己服用的是潛在救星還是致命毒物，唯一清楚的是試驗結束后能拿到一筆現金補貼。

僅在2007年至2010年短短三年間，就有至少1730名印度人在各類藥物臨床試驗中死亡。更令人震驚的是2012年發生在印多爾的一起丑聞：醫生竟在未征得監護人同意的情況下，向智力障礙兒童試用尚未完成安全評估的新藥。

當這些“人體試驗品”倒下之時，理應守護他們權益的監管體系卻形同虛設。大多數受害者家庭得不到任何實質性賠償，即便獲得，金額往往僅有數千英鎊，連一場像樣的葬禮都無法負擔。

藥品監管的全面失控

為了追求極致低價和寬松仿制環境而犧牲監管強度，所打開的不僅是便利之門，更是無數安全隱患的大口。在印度，基層執法力量嚴重不足，大量藥店柜臺不僅銷售常規藥品，更因處方管理制度名存實亡，使得阿片類止痛藥、鎮靜劑等高度成癮性管制藥物幾乎可以隨意購買——無需處方，無需身份驗證，只要有鈔票即可成交。

救人與害人之間，在這個失序的體系中界限日益模糊。那些看似“平價高效”的仿制藥背后，可能是波動劇烈的純度控制，今天服用有效，明天換一批次就可能混入有毒雜質，帶來不可預知的風險。所謂“廉價紅利”，正逐漸被社會治安惡化、毒品泛濫等問題所吞噬。

常有人提問：中國同樣擁有龐大人口基數，為何不能效仿印度模式，無視國際專利規則，讓百姓普遍用上“幾千元的仿制藥”？

答案冷峻而真實：如果一個擁有十四億人口、正處于知識產權制度建設關鍵期的大國，選擇走上“放棄原創、全面山寨”的道路，無異于自毀根基。一旦專利保護蕩然無存，本土制藥企業將立即喪失投入長達十余年進行原始創新的動力——誰愿意辛辛苦苦培育果實，卻任由他人輕易摘??？

如此一來，我們永遠只能淪為技術追隨者，產業鏈再完整，核心技術命脈仍掌握在他人手中，國家安全與醫療自主也將長期受制于人。

更重要的是，中國選擇了另一條更為艱難卻更具可持續性的路徑。我們沒有通過沖擊專利體系換取短期低價，而是依托強大的國家醫保平臺，運用全國統一采購的議價能力，逐步將天價藥品價格壓降下來；通過集中帶量采購，徹底擠掉流通環節中的虛高水分。

與其盲目艷羨那個建立在貧困人群試藥與監管真空基礎上的“仿制藥帝國”，不如清醒認識到：世間所有命運的饋贈，早已在暗處標定了沉重的代價。在這個星球上，從來不存在真正的“神藥”，唯有依靠制度間的良性博弈，才能在拯救生命與推動科技進步之間，艱難開辟出那條最狹窄卻最堅實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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