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山都被搶空了，甚至還要進口垃圾？中國：這不是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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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現在拉著一整車生活垃圾，駛入河南、湖南等地的縣級城市兜售，非但不會被驅趕，反而可能收獲笑臉相迎，甚至有人主動支付中介費來牽線搭橋。

這并非虛構笑談，而是真實發生的行業現象——為確保焚燒爐持續運轉，不少地方的垃圾處理企業向運輸方提供每噸50元的額外激勵，只為“喂飽”設備。

十多年前，我們還在為“垃圾圍城”焦頭爛額；今天，卻要四處搜羅垃圾來維持產能運轉。短短十年間，中國垃圾處理行業為何上演了如此劇烈的角色反轉？

填埋是唯一的無奈選擇

回溯十余年前，垃圾無處可埋是各大城市的普遍難題。以北京為例，2010年每日新增生活垃圾高達1萬噸，全國范圍內，幾乎每一座城市都被堆積如山的廢棄物所包圍。

彼時應對方式極為單一，核心手段只有一個：填埋。

紀錄片《垃圾圍城》中呈現的畫面至今令人難以忘懷：城市邊緣，黑色垃圾堆連綿起伏，如同大地上的惡性腫瘤，無聲蔓延，視覺沖擊強烈，直擊人心深處。

滲濾液如墨汁般從垃圾堆中滲出，肆意流淌，嚴重污染地下水源；風起之時，塑料袋隨風翻飛，遮天蔽日，構成那個時代特有的生態傷痕。

有人或許疑惑：為何不直接焚燒？并非不愿，實屬不能。

早期焚燒技術尚不成熟，低溫燃燒極易產生二噁英，其毒性可達砒霜的900倍，且無色無味，一旦控制失當，焚燒設施便成了潛在的毒源，威脅周邊居民健康。

出于安全考量，填埋雖非良策，卻成了唯一可行的選擇。

截至2015年，全國城市與縣城生活垃圾年清運量已達2.58億噸。更令人警醒的是，當時中國還承接了全球56%的固體廢物進口，被動成為“世界垃圾桶”，只為換取制造業所需的低成本再生資源。

頂層設計發力焚燒廠扎堆建起

轉折點出現在2017年，多位中國科學院院士聯名提交建議，提出一個日后廣為流傳的理念：垃圾并非廢物，而是錯置的資源，是沉睡于城市之中的礦藏。

隨后，《十三五全國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正式出臺，政策、資金與土地支持同步到位，在這一系列利好推動下，垃圾焚燒項目建設如春潮涌動，迅速在全國鋪開。

建設浪潮之猛烈前所未有：從2015年至2019年短短四年間，全國焚燒廠數量由百余座躍升至四百余座，增幅接近三倍。

然而，發展節奏過快也埋下隱患——擴張迅猛，調控滯后，產能過剩問題很快浮出水面。

截至2024年10月，我國已有1010家企業投身垃圾焚燒領域，配備焚燒爐共計2172臺。

這些設施合計日處理能力達111萬噸，按年計算可焚燒約4.05億噸垃圾。

而現實是，全國每年的生活垃圾清運總量僅約為2.62億噸，這意味著超過1.4億噸的焚燒產能處于閑置狀態，成為懸在整個行業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焚燒廠餓肚子縣域項目處境凄慘

產能過剩并非均勻分布，而是呈現出顯著的區域失衡。一線城市因垃圾分類體系完善、垃圾產量穩定、財政保障充足，焚燒廠運行率普遍超過90%，運營狀況相對良好。

但在三四線城市及縣域地區，情況截然不同。

許多縣級焚燒項目在規劃階段過于樂觀，設計規模龐大，實際運行卻發現日收垃圾量不足設計容量的一半。

江蘇全省擁有90座焚燒廠，其中三成采取“運行三天、停爐一天”的模式；溫州部分大型焚燒設施面臨原料短缺困境；河南商水某廠更為艱難，長期僅能維持單臺爐運行；上海周邊個別焚燒廠閑置率甚至達到50%。

過去盈利依賴國家電價補貼，每度電可獲0.65元補助，成為企業重要收入來源。近年來隨著財政壓力加大，補貼逐步退坡，靠發電拿補貼的時代已然終結。

河北一座設計日處理1200噸的焚燒廠，實際每日僅接收900噸垃圾，長期低負荷運行導致經營困難，一年虧損超2000萬元。

挖舊垃圾山找活路

為了生存，環保企業被迫轉型，從單純的垃圾處理者蛻變為精于算賬的市場參與者。既然單純發電難以為繼，那就另辟路徑——將焚燒產生的熱能轉化為工業蒸汽，供應周邊化工園區或區域供暖系統。

別小看這一轉變，經濟效益立見高下：每噸垃圾可產兩噸蒸汽，而蒸汽銷售利潤較發電高出每噸50元。

前述河北虧損工廠被行業龍頭并購后，轉向熱電聯產模式，一年內扭虧為盈，多創收4000萬元，實現絕地重生。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新產垃圾不夠燒，企業開始打起陳年填埋場的主意——曾經深埋地下的垃圾，如今被重新挖出再利用。

從深圳、廣州等一線城市，到浙江金華等地級市，挖掘機紛紛開進封存多年的垃圾填埋場。

深圳玉龍填埋場便是典型代表。該場始建于1983年，2005年完成封場，累計填埋垃圾達255.15萬立方米。如今這里正被系統性開挖，其中輕質可燃物被分揀后送至焚燒廠用于發電。

此舉不僅緩解了燃料緊張局面，更是一筆精細的經濟賬：當前技術進步疊加垃圾分類成效，廚余垃圾已被剝離，剩余干垃圾熱值顯著提升，無需添加輔助燃料，發電效率大幅提高。

山東部分焚燒廠引入AI智能控溫系統，每噸垃圾發電量可達500度，足以滿足普通家庭四個月用電需求。上海采用的“FAST工藝”更為先進，能將難以處置的飛灰轉化為工業用鹽和爐渣集料，每噸爐渣可制成300余塊環保磚，并從中回收銅、鐵、鋁等金屬資源，真正做到“變廢為寶”，連殘渣都能變現。

中國方案走向世界

更值得自豪的是，中國不僅解決了自身的垃圾治理難題，更開始向全球輸出技術與經驗。

2017年之前，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固體廢物進口國，為獲取廉價原材料承受著沉重的環境代價。2020年11月，中國政府宣布自2021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進口各類固體廢物，這一決定曾引發部分西方國家集體抗議。

而今，中國的垃圾焚燒技術水平已躋身世界前列，多地排放標準嚴于歐盟。例如浙江省規定，顆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限值均低于現行歐盟標準。

在滲濾液處理、臭氣收集與凈化等關鍵技術環節，中國企業已實現全流程閉環管理。這種閉環不僅是技術突破的體現，更為行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支撐。

光大環境、康恒環境等一批龍頭企業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業務版圖延伸至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并實現逆向輸出，成功落地歐洲多個項目，展現出強大的國際競爭力。

據中華環保聯合會統計，截至2025年5月底，中國企業參與的海外垃圾焚燒項目已達79個。

昔日的世界垃圾接收站，今日已成為全球固廢處理技術的重要輸出國。

回首這十年變遷，垃圾從人人避之不及的負擔，演變為爭搶的資源，背后折射的是中國環保產業的被動升級與主動變革。

所謂的“垃圾荒”，并非垃圾真的消失，而是我們的處理能力提前跑完了賽程。

這種“幸福的煩惱”雖暴露了早期規劃中的粗放與預判不足，但也充分證明：只要理順機制、激活市場，再棘手的環境難題也能找到出路，甚至孕育出巨大價值。中國垃圾產業的逆襲之路，正是這一邏輯的最佳注解。

參考資料：金投網《從“圍城”到“稀缺”，中國居然缺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