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野怪現狀，明明大家齊心作戰，為何有的將領陳毅指揮不了

1948年1月，華東野戰軍高級軍事會議上，陳毅神色凝重的坐在作戰地圖面前，他不時的用紅藍鉛筆在地圖上圈圈劃劃，窗外則是凜冬的山東丘陵，屋內雖然擺上了小烤爐，但陳毅依然顯得心事重重。

“粟裕的作戰思路非常有新意，”在猶豫了一會兒，陳毅停下了，對著身邊的參謀說道:“但下面的反應未免有些……”話沒有說完，陳毅便露出一絲苦笑。

而同一時間，在百里外的某司令部，幾位華野縱隊司令員正在司令部查看地圖，在看了一會兒后，一位野戰軍司令員終于鼓足勇氣，說道:“我知道陳司令的命令是最高指令，可是他并不知道我們這里的情況啊！”

這奇怪的一幕并非空穴來風，它是真實發生在華東野戰軍的戰史里，它被某些軍事研究員稱之為“指揮怪圈”。

陳毅雖然一直被華東全軍上下承認或服從，一些作戰指令也基本上可以執行，但在一些實際戰事的決策和戰術執行上，陳毅那里卻出現了“指揮不暢”的表現。

原因何在？

從歷史的細節中，我們可以知道這樣的怪事并非簡單的統帥與將領之間的服從與否的問題，而是一段關于信任、實戰效率以及戰爭藝術交織的指揮制度的問題。

“資歷”與“戰績”的天平:指揮權威的真正來源

實際上，人民軍隊的權力來源可以解讀華東野戰軍這一階段的指揮權威形成原因。

一方面，人民軍隊存在“制度權威”的開明任用，陳毅是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和政委，他直接受命于我黨最高軍事單位:中央軍委。

而組織賦權于他也是考慮到他的豐厚資歷:他有20年的革命經歷，參加了南昌起義，在井岡山時期領導并指揮了革命隊伍，在南方三年游擊戰中有重大貢獻，新四軍成立的主導者等等。

這樣的資歷自然符合紅軍、新四軍、八路軍指揮體系的制度權威的認定，它的認定也有利于革命進行。

不過這種權威也不是唯一的，還有另一種更有利于革命更殘酷的權威來源:戰績權威。

這種權威參考將領的實際戰績，簡單來說就是誰打的勝仗多，誰更有作戰經驗，部隊的實際行動就聽誰的。

這種權威比較開明和實際，它甚至會出現不聽上級而聽主戰將領的情況，這種權威是通過無數的鮮血和炮火中歷練形成的。

粟裕的實際戰令也是這種“戰績權威”的體現，蘇中戰役七次連戰連捷，三萬兵力力克國民黨12萬勁敵，并取得了殲敵5·3萬的好成績，這一戰也震驚世人。

孟良崮戰役，被稱為險中取勝的奇跡之戰，在強敵環伺的狀態下全殲國民黨五大主力整編74師。這些戰績贏得了全軍將士的信任，也讓他們形成一種良性循環認知:跟著粟裕，必能勝仗。

而陳毅的態度也讓戰績權威有了生存的空間，他理解并支持這種權威下的指揮效果，“真正能打勝仗的還是粟裕，我只是部隊的臺面和支架。”

這種程度的支持，使華東野戰軍在實際戰事中避免了許多軍事挫折，但是這種支持也依然存在殘缺，兩種權威在實際作戰中相遇，難免會出現無法兼顧的結果。

一些崛起于實際戰火的將領，對戰場的形勢往往能看的更直接更深刻，一旦遇到粟裕那些更有實戰效率的戰令，他們心中的天平便會向粟裕傾斜。

這不是違抗命令，而是追求搏殺戰斗的最優解的嚴苛表現。

歷史學者劉統的一句話很好的概括了這種指揮體系的狀態:華野指揮體系主要是陳毅掌舵大體方向，粟裕具體謀劃實際戰事細節。只是這種體系在極端和復雜戰爭環境下會顯露一些短板。

性格光譜:豪邁的主心骨和細節的天才戰略的激烈碰撞

權威來源是在結構中影響具體決策，而性格差異則是華野指揮關系的另一個“重要注腳”。

陳毅有著詩人元帥的豪邁闊達氣度，他的優勢在于對戰爭大局的精細把控，而他的指揮風格自然會更加的注重大方向。

而其中的具體戰略細節，他可以也愿意放權于手下的精兵強將，他對手下，能做到團結各個不同的聲音，這種包容能夠讓那些真正行之有效的決策順利進入執行狀態。

而華野有很多戰將:許世友、王必成、葉飛等，都是在真實的槍林彈雨中成長起來的“細節將領”。

他們敢于打硬仗、并且有著靈敏的戰爭嗅覺:能分清戰場態勢，知道如何調配戰爭資源，能敏銳的查探出戰機等。

陳毅的戰事大體的命令，他們能做到服從和執行，但若是到了具體執行決策的環節，他們更喜歡聽從粟裕的意見，因為粟裕的決策是建立在實際戰況下做出的。

這從豫東戰役第二階段就可以看到，1948年6月，華野兵團在結束開封戰役后，針對區壽年兵團有了誘敵深入的戰略部署，粟裕給出的命令是讓各縱隊進行不斷的協同和轉換。

然而有些司令員發現在執行粟裕的命令時，會遭遇一些戰場上的壓力，因而他們直接與粟裕討論:在有些軍事行動上打點折扣。

不過他們卻不傾向和陳毅討論，因為粟裕的決策更符合戰役態勢，而陳毅的決策則會建議他們面對困難，有一些考慮不實際的表現。

這種差異在于才能的不同維度所產生的必然結果，陳毅是“統帥型人才”，負責戰役乃至戰局的大體方向和節奏，粟裕和那些一線的戰將則為“名將型人才”，他們負責著戰役的細枝末節或戰役本身。

在面對真實殘酷的戰情時，他們之間的沖突或矛盾便會凸顯出來，這個時候，兩者的溝通便會更加的直觀和不近人情，因此便有了“指揮失調”的現象。

而且這些將領的指揮不動，并非全部都是因為陳毅的命令不符合戰場實情，他們可能是考慮到了陳毅彼時需要統籌全局，因此不想讓陳毅工作壓力太大，便選擇了和粟裕這樣的主將去消化戰場上的問題。

信任的“延遲兌現”:保存實力的初衷到全局犧牲的團結

華野部隊成分多樣化，有一部分來源于長征后的幸存戰士，也有出身于南方游擊隊的戰士，還有來自山東地區的八路軍武裝身份的戰士。

這些戰士能在殘酷的戰爭中挨到解放戰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此一些指揮員非常珍惜手下的“家底”，只是最開始的時候，這種情緒會和全局戰略產生摩擦。

陳毅是華野的最高統帥，但他也要配合中央的全局戰略，因此有些軍令是非常殘酷和不近人情的，比如讓手底下的將領率領相關部隊進行犧牲量大的軍事任務，而有些將領，自然達不到中央的高度，難民產生“保存實力”的想法。

比如1947年7月的南麻、臨朐戰役時，華野內線兵團因為連續多日作戰，已經處于極度疲勞的狀態，然而他們依然要繼續同敵軍作戰，因為敵軍防守嚴密，所以導致華野內線兵團損失很大，個別部隊處于沮喪情緒中。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指揮員有放棄逃避的心理，而陳毅收到指令，要讓他部配合劉鄧大軍的千里躍進大別山的軍事任務，雖然不少將領有些抵觸，但陳毅依然堅決執行軍令。

而這樣的軍事指令的猶豫和困難，真正的產生根源是局部與全局、當下和長遠利益之間的矛盾導致的。

真正的信任是要經歷很多的考驗才可以形成的，而陳毅所遭遇的“指揮失調”只會存在戰爭初期，隨著戰爭目標和戰爭進程的改變，這種陣痛最終自我彌合了。

在淮海戰役中，粟裕指揮下的華野如同利劍出鞘一樣的勢不可擋，比如碾壓黃百韜兵團、圍殲黃維兵團，亦或追擊杜聿明軍團，這些戰役華野都近乎完美的完成了既定目標，這也說明了在戰役中成長的華野，已然彌合了“指揮失調”的陣痛。

怪圈消解:陳毅的包容和戰爭熔爐的煉化

實際上，這種指揮失調只存在于戰爭初期，在經歷了最初的亂態后，華野的這種“指揮失調”最終演變為全局服從，這和陳毅的包容脫離不了關系，是他的政治智慧和寬廣心胸讓華野的各個將領在磨合中走向了契合。

陳毅知道粟裕這些將帥的能力，自然選擇放權于他們，也讓他們做到和而不同，在一次毛主席電詢粟裕他們和陳毅的指揮關系如何時，陳毅的回答則彰顯了他作為最高統帥的睿智:粟裕同志負責華野大部分指揮之責，他如今的指揮水平已可以做到獨擋一面，我愿意全力支持。

而且陳毅在做人的工作上也展現了統帥的風格，其人格魅力被很多將帥盛贊。

在戰役中，有些有能力的將帥或多或少會出一些錯，而陳毅作為最高指揮員，免不了要面對這些尷尬，但他高明在于批評人時能做到以理服人，批評結束后，給足了他們面子，這也是一個合格統帥的基本素養。

同時陳毅非常關心手下，他和許多基層指揮員都關系處理的非常好，而他在部隊低迷沮喪時，能用自己的積極態度感染全華野，因此陳毅才可以讓手下的將帥做到和而不同 。

他們之間的隔閡，最終在戰爭熔爐的煉化下，成為了最牢固的“鋼圈”，把陳毅、粟裕、其他諸將緊緊捆在一起，在經歷了生死換命和共同浴血的真實歷練后，陳毅和粟裕他們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信任。

那種信任是任何困難都擊退不了的，而后的淮海戰役中的華東和中野的密切配合，以及華野各縱隊的高度協同說明了陳毅和粟裕他們有了更堅固的信任防線。

不少歷史學家表示:陳毅以及粟裕他們的互相信任和包容，讓華野的爆發力和戰斗力都發揮了以一當十的水平，自然在戰場上所向披靡無堅不摧。

這段歷史也讓我們明白，所謂的指揮怪圈無非只是革命進程的一部分，革命集體因為擁有各種杰出人物，因此才會做出一些讓人難以接受的反常行為，但他們的目標和身上的責任其實本質上差別不大。

因此也告訴了我們，所謂領袖就是要有足夠大的包容力，這種包容力，要能承載截然不同的信念，把不同的優勢整合在一起，讓他們在動態平衡中找到通往勝利的道路，而陳毅對“指揮失調”的包容，也證明了他的高度責任心以及偉大的人格魅力，最終消弭了華野的那些“指揮失調”的怪圈。

那道橫亙在陳毅他們面前的隔閡，根本不是什么信任的真空，而是一條紐帶，一條連接不同信念和不同選擇的革命紐帶，它讓戰術和戰略、局部和全局、才能和權威緊緊的聯系在一起了，最終鑄就了鋼鐵巨龍一樣的強大力量。

這或許就是為什么后人對陳毅遭遇的指揮失調的事情一笑而過，那是因為它代表著陳毅以及粟裕和無數個普通戰士一同奮斗的信任和理解，而這些小插曲，也注定在滾滾波瀾壯闊的解放歷史中平靜的隱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