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全國的貴州“大四清”運動親歷記

來源：原載于《史林》2014年1期

原題：親歷1964年轟動全國的貴州“大四清”運動

作者：胡一民

作者簡介：胡一民，1926年10月生，四川成都人。1948年南京大學政治系畢業，赴解放區，1948至1950在華北大學 （正定）一部學習。參加西南服務團南下貴州，先后擔任貴州團省委副書記、貴州省委政策研究室組長、貴州省體委副主任、貴州人民廣播電臺臺長、貴州省廣播電視廳副廳長等。著有《人生四部曲》《個人權利與社會意識：個人與社會關系新論》等。

1964年前后，我在中共貴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這年秋天，在貴州現代歷史上是一個不尋常的季節。陰云密布的政治風云籠罩貴州大地，龐大的“四清”工作團進駐貴州，掀起了奪貴州省委和貴陽市委大權的架勢。他們最先以貴州省委名義召開馬拉松式的三級干部會，大揭省、市階級斗爭的蓋子。為了上下結合，又由中央組織部從全國調集了1000多名“支黔干部”，要他們緊急調來貴州，說是“貴陽市委爛了”，“貴州省委爛了”，貴州“資本主義泛濫成災了”，要到那里奪權。

他們來后，除一部分人直接參加奪省、市委某些部門的大權，參加揭省、市階級斗爭的蓋子外，大部分又組成兩個龐大的“四清”工作團，分別包了遵義縣蝦子區和晴隆縣雞場區、碧痕區的重點“四清”，大揭農村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的蓋子，大批大斗農村基層干部。這“四清”工作團除了中紀委及中央機關的干部、從各省抽調的支黔干部作領導骨干外，還從貴州省、地、 市、縣各級黨政機關抽調部分干部參加。一時大軍壓境，黑云壓城，貴州干部風聲鶴唳，人人心驚膽顫。

事情的起因是，從宏觀上來講，當時客觀上的政治形勢是中央兩個司令部圍繞“四清”的斗爭升溫。一個搞“桃園經驗”，著重是對基層干部以清經濟為主，奪他們的權；一個是提升“四清”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擴大為清思想、清組織、清政治、清經濟，并且以清政治為主，自下而上地開展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斗爭，逐步把階級斗爭之火引到省、市以上的領導干部。這時的貴州首當其沖。

從貴州的情況看，是出現了導致一場大斗爭的爆發點。中央和西南局收到不少檢舉揭發材料，反映原貴陽市委書記伍嘉謨，在花溪、惠水縣一帶住高級賓館、招待所，小病大養，與打針的女護士發生了不正當的男女關系。如按正常情況，上級組織或紀委派人來查清伍的問題，對其作實事求是的處理就可以了，用不著興師動眾，小題大做。但當時正處在“左”的指導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氣候下，貴陽市和貴州省成了抓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的典型，這就不是伍嘉謨個人的問題了。

由伍的錯誤，推而論之，認定貴陽市因“自由市場”泛濫，各行各業都在搞“資本主義”，已成了“小香港”。聯系追查到伍的后臺省委第一書記周林等省委領導人，反映在全省的工作上，1959年、1960年，貴州在困難時期大搞“反瞞產”、刮“共產風”，出現少數縣大量死人的事件未得到處理，成為“四大名旦”漏網之魚。緊接著1961年、1962年，全省大刮“單干風”，已基本上“包產到戶”，“資本主義”泛濫全省。一時間，貴州成了第一個把“四清”運動引申到省一級領導的全國典型。這就是當時震動全國的有名的“貴州大四清”事件。

這時，我們省委政策研究室人員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人到省委三干會上整理材料，參加揭階級斗爭的蓋子；一部分則被調到“四清”工作團，下鄉去搞“四清”。下去之前，我們學習了以劉少奇為主制定的前《二十三條》 （修改稿），聽了王光美在昆明作的“桃園經驗”報告的錄音。這對我們震動很大。我們下去搞“四清”，就是要按此樣板操作。

更令人震動驚心的是省委三干會開得如火如荼。會上揭發的大量材料令人吃驚不已，涉及到省委及各部門領導人從工作到生活以及政治的歷史。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在當時條件下，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大膽揭發，反正還有核實的過程，講一些過頭的話也是難免的。也有個別品質惡劣、動機不純的人，如周林的某位姓黃的文字秘書，大量揭發的“鋼鞭材料”，從工作上起草的文件，到日常生活中的所謂“私房話”，夸大捏造，起了轟動效應：一可取悅于到會代表，二可在上面邀功請賞。但在背后此人也遭人議論，為人所不齒。

我們這些被分配參加“四清”工作團的人，可以說是懷著誠惶誠恐的心情，來到工作團團部報到。我參加的工作團是到晴隆縣碧痕區的，先在安順學習一個月的文件，首先進行自身的“四清”，交代問題。說清楚問題不大的才能下去搞“四清”，否則要清退回去。我們“四清”工作團的團長是中央軍事學院的一個少將，他帶來了一些部隊上的同志，完全按軍隊一套建制，工作方法、作風也是軍隊的一套。省軍區也有人參加。時任省軍區副政委的李再含，為工作團碧痕區分團團長。

我們隨工作團總團部下到碧痕區安固公社，總團部在這里安營扎寨。然后三至五個人一個小組，再分到生產隊。我們研究室同來的有潘廷映、徐揚和我三人，但不在一個生產隊。晴隆縣本來就是貴州的一個貧窮山區，我去過很多地方，可以說沒有絲毫平地，都沒有這里山大坡陡。從碧痕到安固，全是上山，生產隊在半山坡上。我負責的這個生產隊，工作組有三人，進駐時，每人都背著手槍，如入敵占區。

我們分頭住在貧下中農家，搞扎根串連，按“桃園經驗”，要經過訪貧問苦，首先把根子扎正。對貧下中農也要查三代。經過調查，幾乎每戶貧下中農都“不干凈”，不是本人歷史上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沾親帶故的人中有問題。真像是用顯微鏡找細菌，問題無所不在，幾無可信之人。只能在比較中挑選問題小的人?！案印闭业搅耍涍^他們搞串連，了解大、小隊干部的問題，結果是95% 以上的干部都不可信。晴隆這個地方，解放初期鬧過土匪，在國民黨殘余匪兵的裹脅下，相當多數的群眾都背著背兜去哄搶過東西，如果把這些群眾都定為“小毛匪”，那簡直就是“洪洞縣里無好人”了。

工作組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去搞“扎根串連”，實際上是在對貧下中農“查三代”，對基層干部進行背靠背的審查，弄得人心惶惶。另一個雞場區，也是“四清”工作團的重點，“四清”工作隊主要是部隊的同志，一進村就開展斗爭，聲勢嚇人，有幾個大隊干部驚嚇得自殺了。相比之下，我們這個公社在總團部的直接領導下，還稍穩一點。

這個月的工作真夠艱苦，夜以繼日地查訪。當時強調 “三同”，吃住都在貧下中農家，連豆腐也在禁食之列。這一套“左”的神秘的做法都是工作團按“桃園經驗”布置的。今天來看這個問題，不是在追究個人的責任，而是在總結經驗教訓。我們當時在那里工作了一個月，在一股極“左”思潮的指導下，做了些傻事、錯事，不僅是枉費心機白辛苦一場，甚至是害人。

一個多月后，另一個《二十三條》下來了，強調要相信95% 以上的干部和群眾是好的。這兩個95% 的估計，正好把原來的分析和估計翻了過來。以后又要來做解放干部，依靠群眾的工作。這時，我們已經離開晴隆，把“擦屁股”的工作留給后來的同志了。當然，我在這里，并不是說這后《二 十三條》就正確，它是要把斗爭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是要把基層干部推上更高一層樓，給他們上綱上線，成為“走資派”。這也是應當徹底否定的。

原來，“四清”工作團大揭省、市委“階級斗爭的蓋子”，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省委三干會告一段落，省委領導核心的“問題”已大量揭發出來，接下來要深入開展省、市委各部、辦委機關的“四清”，進一步揭發省、市委的問題。我們三個在晴隆縣參加“四清”工作的同志也被通知回來，參加西南局辦公廳直接抓的省委辦公廳和研究室的“四清”運動。我回來后，研究室的“四清”運動已進行了一段，正在揭發省委和辦公廳、研究室的問題?！八那濉惫ぷ鹘M已進駐研究室，組長是西南局的陳鴻儒，說是四川省銀行的一個中層干部。其余二人為支黔干部。在西南局重點抓的“四清”運動中，還有一個特殊人物，就是那位在三干會上因大揭、特揭省委第一書記周林的隱私而出名的黃姓文字秘書。他儼然是“顧問”，是工作組的非工作組成員。

斯時，省委“四清”運動的調子已經越來越高了。所揭發的問題都要上升到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這個綱。周林犯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這是“四清”工作團定的調子。 我剛從鄉下回來，還跟不上趟。“四清”工作組指定我一個人在辦公室成天寫揭發材料，指名揭研究室領導人汪行遠的問題。我還是第一次經歷被禁閉式的寫揭發材料，心情不免緊張，不知從何下手，又未見到三干會揭發的材料，不知調子有多高，水有多深。我只好把研究室工作的筆記本都翻出來，發現與“四清”工作團調子對上號的就記下來。這樣，大約寫了幾頁交上去，結果是不行，過不了關。我們研究室工作人員中有一個“四清”積極分子，也可以說叫“打手”吧，叫王同臻的，在工作上他是調查組組長，我是綜合組組長，他居然也來逼我：“我們都寫了一大本啊! 你和汪行遠這么多年在一起，關系又密切，寫這么一點是交不了差的。一要上綱上線；二要有私房話?！蔽矣X得這個人變得真快啊! 過去還是對汪行遠畢恭畢敬，肉麻地吹捧。后來，此人調到西南局工作，“文革”中成為西南局造反派頭頭，奪了西南局的權，在成都是頗有名氣的。原來此人真是野心不小?。≡谀菚r就開始暴露，竭力迎合和投靠“四清”工作組。

我軟磨硬拖地過了一個多月，《二十三條》下來了，對領導的揭發暫時告一段落，轉入一般干部的“洗手洗澡”，解放大多數。研究室是圍繞省委的意圖轉的，省委的錯誤，研究室當然會有，而研究室的工作錯誤，人人有份，大家都來檢查交代執行“周林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問題。這個調子是工作團統一定下來的。

這次“四清”，主客易位，過去，我們是下去清別人，這次變成了清我們自己。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重點放在清政治、清思想上。把過去研究室工作中一些抵制或緩和 “左”的錯誤的做法，如對“包產到戶”，未視作兩條道路斗爭問題，未采取階級斗爭的方法去硬糾，而是強調改善經營管理，鞏固集體經濟；允許社員私人養羊和一兩頭大牲畜；壓縮大隊提成和取消大隊儲備糧，下放大隊副業，等等，都被認為是“搞資本主義”、“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這些問題，又都是從個人所寫的調查材料或起草的文件中暴露出來的，是明擺著的。

至于個人歷史，50年代“審干”中已作了“清楚”的結論。最難說清楚的是“和汪行遠的關系”，因為說我是汪的親信嘛！所以，在“四清”中，我是研究室倒數第二個解放的，倒數第一個是研究室副主任喬學珩，很多文件和材料都是經過他的審閱、修改后才發出的，當然他要多承擔一些責任，但未把他視作“走資派”，和大家一樣洗手洗澡，也算“待遇”不錯了。

至于那個特殊人物——姓黃的文字秘書，名義上說是參加研究室的“四清”，實際上是太上皇，因為，每個人的檢查，都要經過他點頭才能過關。而他自己卻干凈得很，手一點都不洗。其實，省委好多文件都是他起草或經過他修改的。他一點都不“洗一洗”。原來他參加的用意本是在搜集揭發周林、汪行遠的材料，其實，他最后也無所收獲，兩手空空而去。但研究室的25個同志，在“四清”工作組和這位秘書的高壓下，不僅人人都要檢查過關，而且有25%的人因個人這樣那樣的問題而受到處分，打擊面不可謂不大。

我自參加工作以來，在這“大四清”中，可以說第一次受到大的沖擊和打擊，所幸未受到什么處分。解放過關后，我和喬學珩都因系知情人而被抽調到省委專案組，參加查證材料。因為這時對周林等省委領導人的審查已進入專案調查、核實及寫結論階段。對歷史問題的調查另有專人負責，我們只參加對現實材料進行核實、整理，因為這方面的揭發材料太多了，需要核實整理。除喬學珩和我以外，還有辦公廳負責機要工作的劉夫亞等同志，因為他們也是知情人，而且解放過了關的。負責專案組的是新調來支黔的張健民，時任省委組織部長，后升任省委副書記。當時，周林已免職，靠邊候審。李大章兼任省委第一書記，原來的貴州省委算徹底改組了。

關于周林的問題，揭發的大約是：困難時期貴州死人的事件；貴州包產到戶，大搞單干，“城鄉資本主義泛濫”；包庇重用“壞人” （如伍嘉謨）；個人生活作風腐化糜爛，等等。我們的核實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凡當時中央有指示精神的，不算；省委常委會有記錄可查的算數，道聽途說的不算 （我們專案組的劉夫亞同志一直是作常委會的記錄，有完整的檔案可查）；生活作風上有真憑實據者算，捕風捉影者不算。

生活作風問題之受重視程度，可謂貴州“四清”之一大特點，原因是貴陽市委書記伍嘉謨有和女護士的男女關系，以此類推，省、市各級領導人都要追查男女關系，幾乎人人都要承認有“男女關系”才算正常，才能過關，否則認為不正常。某省委常委主動承認有“兩個”，很快過關得到信任。市里某些干部被追得緊，只好承認“一個”，但到最后落實時，只好老實地說，這一個就是自己的老婆。真令人啼笑皆非。

至于周林等省委領導人被加的“罪名”，最大最多的就是說貴州搞包產到戶，全省達到80%以上，造成城鄉資本主義泛濫。其實，根據我們后來核查，貴州包產到戶面最大的1961—1962年，也只有40% 。工作團領導把社員的家庭副業，也通通算為單干，所以就夸大為80% 。而且這是農民自覺起來抵制“左”的錯誤，克服暫時的困難，使農村經濟得以恢復，到1963年已下降到8% 。至于省委周林等領導人，為了度過困難，戰勝災害，曾說過借一點公田，給社員種蔬菜或一季夏收作物；對邊沿分散的山區，可以讓他們搞包產到戶；城市里應當允許農民挑蔬菜進城零售，現在看來，對恢復經濟，克服困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在當時就把他們的講話作為搞資本主義的證據材料。

“四清”工作團還對解放以來貴州工作下了一個歷史結論：“一個根子不正 （干部根子）、兩個不徹底 （土改、鎮反）、三關未把好 （三反五反、肅反、審干）”。這個面涉及就廣了，把貴州從土改、鎮反起的工作都否定了，不僅否定了歷屆貴州省委的領導、廣大干部和積極分子，而且把當時領導貴州工作的西南局也否定了，實際上這個矛頭已經直接指向了解放初期任西南局第一書記、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

在省委擴大會議討論“周林所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結論的會上，周林據理反駁主持會議的“四清”工作團領導。那次會議，我們參加專案組核實材料的幾個同志也列席旁聽了，因為要作會議記錄和便于進一步的核查。據我回憶，在“結論”寫到困難時期的死人事件時，周林承認有錯誤，但認為這是全國性帶有共性的問題，是在大刮“共產風”的大環境下產生的，只不過貴州搞了反瞞產問題暴露得早，其實，四川的問題并不比貴州差，死的人不見得少，只是未公開暴露。該領導沒有資格來講貴州的問題。談到包產到戶、單干等問題，周林辯駁說：省委只說過在少數邊沿分散的少數民族地區應當允許，對中心地區出現的包產到戶，不要硬糾，不要搞斗爭。貴州包產到戶的面被夸大了，從1963年起，已開始出現好的形勢。該領導等人來，反被搞得更嚴、更緊了。

總之，周林始終不服，對“結論”不承認，嚴詞拒絕。當時給我的印象是：周林的腰桿真硬，在巨大聲威、 壓力面前，居然敢頂，敢嚴詞申辯、駁斥。當然，在該領導等人看來，認為周林態度極端惡劣，于是報告中央，撤了周林貴州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等待進一步的處理，但還保留西南局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實際是靠邊站了。

出乎意料的是，中央很快作了人事調整，將該領導調回西南局，另調西南局書記處書記賈啟允來貴州任省委第一書記，工作組另一位領導也調回中央任原職。這里反映了兩個矛盾：一是中央，起碼是鄧小平認為工作團領導對貴州總的看法過頭、過激；二是反映了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和李大章的矛盾，李井泉也認為工作團領導等對貴州的問題看得過重，傷害了貴州廣大干部。所以，李井泉派了他比較信任的賈啟允 （他們都是晉綏邊區的，賈是他的老部下）來貴州，名為繼續開展“四清“運動，實為收拾殘局，挽回人心。

這期間有點插曲。李大章任省委第一書記期間，曾決定成立書記處辦公室，任命喬學珩為主任，另有王同耕、王同臻、洪云鵬還有那個有名的“四清”積極分子的秘書為副主任，我也忝列為副主任之一。其任務是為書記們服務，起草文件、講話等。按說，我應該高興了，因為被信任了。但是，我卻高興不起來，一則經過“四清”，我已不愿意再搞文字工作；二則有那么幾個極左的積極分子，今后很難相處。幸虧李大章很快調回，才未成為現實。賈啟允來后就把這個機構撤銷了。因為他也對姓黃的秘書不感興趣，認為他是可怕的投機分子。

李大章在貴州時，把被稱為“周林搞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黑參謀部”的省委政策研究室撤銷了。 汪行遠下鄉去參加“四清”，接受鍛煉，等待處理。研究室有幾個同志受了處分，被下放到地、縣或其他單位，其余合并到省委辦公廳，成立辦公廳下屬的農村“四清”辦公室。我也被留在“四清”辦公室，享受正處級待遇，但未正式任命職務。喬學珩為省委辦公廳主任兼“四清”辦公室主任。賈啟允來后，仍繼續保持周林的專案組，以便查清他的問題，寫出結論，上報中央。

但他更關注的是解放大批干部，特別是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因此，他在修文縣搞了一個解放基層干部的“十六條”政策，受到區、社干部的歡迎。另外，對縣以上干部也進行安撫。他首先是召開了一次新的省、地、縣三級干部會議，比較實事求是地討論貴州的問題，周林的錯誤，還有如何解放95% 以上的基層 （社、隊）干部。這是在1965年的夏天，我因還在專案組，在三干會上服務。我的重點是核實周林的材料。三干會結束時，要向中央寫一個報告，別人先寫了一稿，賈不滿意，最后要我來寫這個報告。因為這次會議已出現了實事求是的氛圍，不少同志說了些中肯的意見。人們的頭腦也不是那么熱了。我主要是采納了他們的意見，寫報告時，根據已核實的材料，大大壓縮了周林的問題，報告中的語氣也比較緩和。

另外，對貴州問題的看法，經過三干會討論，否定了工作團領導定的貴州80% 搞包產到戶的調子，經過若干點的調查，結合面上統計的材料，把家庭副業排除在外，到1963—1964年，貴州包產到戶或單干的面已降至8—10% ，也肯定了貴州廣大干部是好的，否定了那個“一個根子不正”、“兩個不徹底”、“三關未把好”的荒謬結淪。關于生活作風問題，也否定或淡化了那些捕風捉影的不實之詞。

這個報告寫出來后，很合賈啟允的看法，而且，他還加上一條要求中央不必再派支黔干部?！八那濉惫ぷ鲌F領導在時，再要求中央派出2000多名干部，已到1000多名，要求繼續調派。賈啟允則認為沒有必要再派了。當然，這批支黔干部絕大部分是好的，是忠誠于黨的事業的，但他們受了工作組領導極左思想的影響，帶著框框，必然與貴州原在的干部相處不好，徒增不團結因素。所以，賈的這個考慮也是可以理解的，以后中央也就未再派支黔干部了。至于省級機關的“四清”運動，除原來已開展的省委機關等少數單位外，其余也就未再開展了。

三干會后不久，聽說中央要開中央工作會議了，負責專案工作的省委副書記張健民，要專案組留下我和少數幾個同志，抓緊把材料分類整理裝訂好，準備賈啟允到中央開會時帶去。由于有關周林的結論材料歸類裝訂都是我經手，到中央開會時，賈啟允要我帶周林的結論和有關附件材料去。 同去開會的，除賈的秘書戴禧融外，還有省計委的兩個處長，因為那次中央工作會議要討論新的五年計劃。

我們作為會議工作人員，和會議代表一起同住北京東長安街王府井路口的北京飯店，那時北京飯店還未修建新樓，既使是舊樓已是當時北京最高級的賓館、飯店，是中央開高級干部會議常住的地方。一般人是住不進去的，我是第一次住在這里。住的地方不用說了，我生平第一次住這樣高級的房間，而且會議的伙食也是第一流的，都是第一流的高級廚師做的。文娛生活也十分豐富，每晚不是看中外名片，就是請各劇種的名角來演唱。那年運氣真好，正逢上開全運會，開幕式和閉幕式不用說了，都是跟隨代表們到主席臺旁邊就坐，而且每天都有球票，可以有選擇地看。因為這些開會“代表”的身份不同了，都是中央委員和各省的省委的第一書記。我們工作人員跟著首長，一起沾光。

本來我的任務就是去送周林的材料，材料送到就算完成任務，但是賈啟允要我留下，等中央的批復，我只好留下來。那時中央工作會議的小組會，按大區分組，討論地點在人民大會堂某個省廳，會議記錄和寫簡報要由各省的秘書輪流擔任，其他省都去了兩個秘書：一個是第一書記的機要秘書，主要管首長的文件、電話和照顧起居生活；另一個是文字秘書，主要是整理材料和起草發言稿。 有幾個省的機要秘書就是第一書記的夫人，這樣更便于保密和對首長的生活照顧。搞文字工作的另有專職的文字秘書，輪流參加小會記錄和寫簡報。賈啟允來貴州不久，只帶了戴秘書一個人，以搞機要工作為主，兼做點文字工作。戴秘書實際不可能去小組會作記錄和寫簡報，我正閑著，就拉我去湊合與各省文字秘書輪流作小組記錄和寫簡報。西南局小組，除西南幾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 中央委員外，還有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有時中央首長也臨時來參加。參加這樣的會議作記錄，也算我生平最開眼界的一次。

一直到會議結束，對周林的問題，中央都沒有什么正式的批復。后來我問戴秘書，他說，小平同志講：材料給我們就行了，你們地方就不用管了。事實上，也就不了了之了。周林還是到成都擔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中央領導層和西南局一、二把手之間的矛盾，無怪后來“文革”期間西南局二把手要支持造反派大造李井泉的反了。我交完材料，就算完成任務，國慶已到，參加了國慶觀禮即回貴州。所謂貴州大四清也就正式結束了。

中央工作會議后，貴州也開三干會來貫徹。我仍留在省委辦公廳“四清”辦公室工作。但卻增加了為省委第一書記賈啟允做臨時的文字工作任務。三干會上傳達中央精神，這是書記自己的事，我主要是起草會議結束時的講話和會后向中央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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