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是被一場婚禮逼上絕路的

“女教師新婚當天墜樓身亡。”

在這樣一個新聞中，許多信息被隱去，讓人如鯁在喉。

直到昨天才有了后續報道——

遺體已火化安葬，后事由父母辦理。

這普通的表述背后，我們無法想其間有多么復雜。

之前有傳聞新娘從婚房跳下后，遺體陷入“拉鋸戰”——

婆家稱婚禮沒辦完不算過門；新娘父母則稱已經嫁出去了，拒絕退彩禮；而一樓的住戶要求賠償，婆家娘家相互扯皮......

△ 后期報道澄清，傳言部分不實，娘家人（父母）一直守在現場，極度悲傷

一個28歲、熱愛生活、受學生愛戴的女老師，用決絕的方式與煩惱切斷聯系。

沒想到在她走后，也未得到清凈。

她似乎仍然是一個被支配、被算計的對象。

然而這悲劇不是一時沖動沒想開，她明明已經斗爭很久，甚至從17歲就開始。

七年，從畢業開始，我對抗了七年

加上大學四年，十一年

我失敗了

有人問，為什么不逃離？

逝者已逝，沒有人能替她回答了。

或許她不是完全沒有別的出路，但一張大網正在收起，覆蓋著她，和她這一代的同齡人。

即，代際矛盾好像越來越明顯。

尤其是在婚戀問題上。

一邊是盼著抱孫子的父母，一邊是“走走停停”的孩子。

今天在社交平臺上，我們頻繁看見父母在抱怨孩子的“不孝順”，而年輕人則抱怨長輩的催婚。

有的，甚至變成不可挽回的悲劇。

也是這個月。

一個山東小伙子，在與父母爭執后，進山失聯，被發現時已經走了。

兩代人的觀念沖突，是個老問題了。

只不過過去，年輕人選擇了出走——是逃離，更是在追逐改開以來波瀾壯闊的城市化大潮。

《站臺》中，年輕人離開山西小鎮，離開父輩的生活方式，追逐火車奔向遠方。

《漫長的季節》，兒子不愿意接父親的班，不愿意守著一個瀕臨倒閉的工廠， 想要去南方闖蕩。

但如今呢？

時代在回潮。

年輕人不卷了，逃離北上廣，擠進體制內，將目光移向了小鎮、縣城或者出生的農村。

這當然不失為另一種選擇。

因為大家也期許著更舒適的生活節奏、更低的消費水準，更穩定的工作生活……

但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

這一代的年輕人，不可避免地，將和自己的父輩有更多生活空間的重疊。

矛盾凸顯出來，也就不稀奇了。

他們是互聯網中成長起來的一代，是中國歷史上受過高等教育最多的一代人。

然而與他們迎面相遇的縣城，無論從觀念還是權力結構，卻并沒有隨著時代的巨變而過多松動。

于是。

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縣城。

因為它不再是一個可以拋在身后，居高臨下“關懷”的對象。

兜兜轉轉。

一部上映在20年前，故事背景在50年前的電影，居然嚴絲合縫地預言了今天。

《孔雀》。

它與現實都刺痛人的一點在于——

如果我們只看見“個別特例”、“個別壞父母”、“個別極端情緒”……

就無法看見。

青春在馴服和抵抗之間，頭破血流的掙扎。

01

為什么沒跑呢？

一部分原因是：

比起直接暴力，更普遍的情感綁架是難以逃脫。

很巧，《孔雀》的故事發生地也是河南的某個小縣城。

每一個章節開篇都是家人吃飯。

“七十年代的夏天”“我們一家五口”“爸媽身體好”“我們很年輕”。

沒有強調特殊歷史，只有小鎮人家的日常。

鏡頭語言溫柔平和，美術風格歲月靜好，就像如今許多人對縣城的想象。

家庭片？

沒錯。

但反雞湯。

準確地說，《孔雀》捕捉了中國小鎮傳統家庭的“真正傳統”——

集體主義高于個體情感。

最有代表性的長鏡頭：

一家五口堆蜂窩煤，5個人默契分工，在沉默中安穩運轉。

一場大雨突至，勞動成果眼看要毀。

可像是排練過一樣，這家人依舊分工明確、緊密、各司其職。

依舊沒臺詞。

這很“傳統”。

與其說東亞家庭觀念強。

不如說是種高度緊密的集體主義，個體對個體的理解與交流，既不必要也不必須。

看中的是個體對集體的關系。

是責任與權力。

付出最多的母親，身處權力頂峰，甚至肩負對外社交；日常里沉默不語的父親，又會向母親“偷偷告密”，偶爾還要充當打手。

其中，奉獻與犧牲是主旋律。

還是那個長鏡頭——

雨太大，家人紛紛放棄。

只有母親不甘心，冒著大雨，狼狽又執著地挽救眼前無法挽救的一切。

依舊沉默。

沒有意義，但像種情感控制。

或許無意，但犧牲換取了敬畏，敬畏又塑造權力。

《孔雀》通過姐姐與弟弟的命運對比，展現了兩種結局：

受到父親失控的暴力，弟弟能拔腿就跑，離家出走；而更想獨立自由的姐姐，卻遭受到隱形控制，不得不妥協。

比如。

母親發現自己少了錢（姐姐用的），她心里有數但不指責不攻擊，只哭著訴苦。

直到姐姐遞上了毛巾，完成了臣服。

讓東亞孩子學會“懂事”的，很少是直接、粗暴的批評教育。

類似的還有《陽光普照》。

母親點根許久不抽的煙，滿臉愁苦，卻不提任何要求，直到兒子主動提出幫忙。

事成了，她立刻滅掉煙轉身而去。

相比“應該”“要懂事”“為你好”，“有人付出了更多”才是普通東亞父母施加控制、孩子難以逃脫的法理依據。

真正該直面的問題，是綁架和控制。

被綁架的只有孩子？

退后一步你會發現，電影中的縣城與現實中一模一樣

在家這個小集體外面，還有一個大集體。

02

結不結婚重要嗎？

打個比方——

姐姐用絕食的方式，表達不滿，捍衛自己人生選擇的機會。

在家人眼里像天塌了。

他們關心。

先遞到你手里。

再送到你嘴邊。

還不行？

父親給母親一個眼神，全家上手了。

饅頭塞進嘴里，家人忐忑地退開，臉上似乎帶著歉意，像是完成了什么“不得已”。

其實，人生里被塞進口中的不止一個饅頭。

你反抗了這個，又拒絕不了另一個——

婚姻、孩子、住房、編制……統統都是長輩的期待，甚至是“強制愛”。

姐姐天性浪漫，胸懷理想主義。

會拉一手漂亮的手風琴。

但家里只想讓她穩定，有面子，就大費周折托人安排了“理想工作”：托兒所阿姨。

干砸了。

接下來的善后方式，城市年輕人或許很難想象：

沒有院方出面，沒有程序調解，沒有賠償協商。

只是母親帶著她，親自向受傷孩子上門賠不是。

區別恰恰在此：

這個小社會運轉起來不靠契約，而是靠人情往來和面子維系。

誰想向上走，就得靠關系、靠托人、靠送禮來建立關系網；誰出了岔子，誰就得在所有人眼里低一輩子頭。

人情社會的規矩不寫在紙上，而是在每個人的嘴巴和眼光里。

這種可怕的眼光貫穿《孔雀》整部電影。

“做自己”？

是一種病。

張靜初飾演的姐姐想逃。

為了能當上傘兵，她企圖花錢送禮，帶著強烈目的與征兵處的戰士套近乎。

向往軍旅生活？

還是向往愛情？

都不盡然。

當傘兵的初心，就來自于她工作壓抑、生活處處受限，當她看到天上隨風飄蕩的傘兵，她心動了。

她看見了無比具體的自由。

注解這份自由的，還有一個明確的地理坐標。

她夸征兵處的男人說話口音好聽，像播音員，對方說出了姐姐的真正向往。

我們家是北京的

“北京”不只是首都。

不只是好工作。

而是一個更大的世界，是一個可以匿名、可以重啟、可以不被熟人目光釘死的天地。

《孔雀》上映于2005年，是中國城市化的白熱階段，“北漂”這個詞聽起來仍然十分誘人。

有同樣想法的年輕人不只姐姐一個。

賽道很擠。

當時去大城市才是逃離。

但如今反了過來。

代替冒險的，是安全與穩定。

年輕人順從了？

反抗上一代是永遠的本能，回到傳統當中只會讓矛盾加劇。

更何況。

他們見過了，或者說掏出手機就能看見“那些天空中的降落傘”。

看見自由就在那里，而我在這里。

關于“別處”的想象，將永恒映照此地的匱乏。

沒有了冒險的通道，剩下的只有聽從安排，“體面地”結婚、生子、融入集體。

直到這些年輕人成為“傳統”的一部分。

成為父母口中的：

“你看看別人。”

03

幾年前，有人在網上給馬文才翻案——

“祝英臺和馬文才有婚約”“梁山伯是小三”“不管在哪個年代，婚約都是不能破壞（哪怕是包辦的）”……

是的，《梁祝》里的馬文才。

年輕人們，好像更看重現實了？

《孔雀》里被一家人視為瘋子、被母親親手扎針的姐姐，最后也變得“理智”了。

她最后主動提出要結婚，找人相親。

臣服了？

不完全。

因為有條件：

對方必須給他提供一個新的工作，她不想再忍受汽水廠壓抑的工作，和糟糕的人際環境。

她還是想逃。

這是《孔雀》最寫實，也最令人感慨的一點：年輕人并不會完全放下鋒芒。

但會放棄天真與斗爭。

學會麻木與妥協。

在一切掙扎無效之后，“聽話”成為了最后的手段。

能讓她在這壓抑的集體社會中，爭取相對自由。

當然，也是場悲劇。

看細節。

姐姐在相親時笑著接過對方遞來的絲巾，然后親手、緊緊地，將它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這是另一種“殺死自己”。

一聲嘆息。

悲劇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但美好或許從未有過空間。

如今縣城變得更好了，物質水平提升，買得到霸王茶姬，但女教師的悲劇或許揭示了：那里的精神世界、觀念環境、社會規則或許沒同步現代化。

縣城還是那個縣城。

而年輕人們正在回歸。

一條條由父母、親戚、同僚的眼光織成的“絲巾”，等待著他們探進自己的腦袋。

有的人走了。

有的人呼吸還在但越來越輕。

有時Sir分不太清，哪種更為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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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助理：破壞之王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