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20歲青年密謀數月為巨額保險金撞死親媽

三個二十出頭的青年，一起為騙取保險而精心策劃的弒母案，在浙江臺州揭開了令人震驚的人性背面。

案件圍繞三名20歲出頭的青年展開：盧家成、楊家豪與從犯程子（化名）。他們早早脫離校園，混跡于娛樂場所，生活建立在無度的消費與對快錢的渴望之上。

罪惡的誘因，始于盧家成智力缺陷的母親徐麗娟因交通事故獲得的一筆30余萬元賠償金。這筆錢被主謀楊家豪設法套取，揮霍一空的經歷，讓他們窺見了一條“捷徑”。

起初，他們嘗試制造小型交通事故騙保。由楊家豪駕車，故意碰撞盧家成用電瓶車搭載的母親，甚至嘗試制造眼部傷害以求更高賠付，但未能得手。

隨后目標轉向盧家成的父親，僅獲賠一千余元。這點微末收益與他們的欲望鴻溝巨大，于是，更為癲狂的念頭滋生：直接撞死一人，獲取巨額死亡賠償。

在選擇撞死母親還是爺爺時，盧家成選擇了關系更疏遠、且因“在外有情人”而心存怨念的母親。一場冷血的謀殺就此策劃。

2022年中秋次日夜晚，盧家成以“帶母親見女友買新衣”為借口，將行動不便的母親騙至昏暗村口。待他借故走開，楊家豪駕駛的汽車便加速撞向了那個蹣跚的身影。

這場自以為周密的犯罪迅速崩塌，現場保險員從手機聊天記錄與過往異常理賠中察覺端倪，警方隨即介入。

深入探查，兇手間畸形的關系結構浮現。主犯楊家豪，成長于經商家庭，初中輟學后混跡社會，熱衷扮演“大哥”，通過請客消費聚攏人群，更早沉迷網絡賭博，篤信高風險能帶來快錢。

盧家成則生長于一個功能殘缺的家庭：父母均有智力障礙，日常溝通幾乎空白，親情養育長期由爺爺承擔。結識楊家豪后，后者提供的物質享樂成為他世界的全部，他淪為沉默的“跟班”。

這段關系充滿剝削。有證人提及，楊家豪用騙來的賠償金為自己購置新款手機，卻只給盧家成買二手貨。在最終的“弒母分紅”方案中，執行撞擊的楊家豪獨占六成，盧家成僅得四成。

當殺人騙保的提議擺上桌面，對家庭本就情感稀薄、且長期處于服從地位的盧家成，在“干成后全家都有好日子”的虛幻許諾下，選擇了順從。

另一從犯程子，則因楊家豪欠其債務而被拉入，指望以賠款抵債。三個在正常社會軌道外游蕩、價值觀徹底扭曲的年輕人，就此結成死盟。

悲劇的根源，深植于盧家成家庭的缺失。其父母的結合更像一種基于現實的“安排”，兩人均無能力經營婚姻、教育子女。

盧家成的成長中，父母角色實質缺席，爺爺是唯一的支柱。這個家庭如同信息孤島，與親戚聯系淡薄。當危機步步緊逼，這個家庭毫無招架之力。

盧家成先后騙賣家中所有拆遷安置房時，智力有限的父親無力阻止，爺爺已患老年癡呆。雖有姑姑、舅舅等親戚短暫介入勸阻甚至報警，但未能形成有效干預。

更具悲劇性的是，在楊家豪與盧家成最終敲定弒母計劃時，父親盧岐山在場的哀求，“我可以去乞討”，得到的只是無視。

母親徐麗娟曾堅決反對傷害爺爺，卻未料到親生兒子已將矛頭對準自己。家庭最后一道防線，在無聲中徹底失守。

案發后，這個家庭瞬間瓦解。爺爺在悲憤中離世，母親慘死，兒子身陷死牢。唯一幸存的父親盧岐山，被安置在嘈雜工地旁的簡陋宿舍，依靠姐姐每日送飯，艱難學習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而鐵窗之內，盧家成仍定期寫信回家，詢問父親為何不回信，這是一種對從未獲得過的正常家庭溝通，遲來而扭曲的渴望。

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楊家豪、盧家成死刑，程子獲刑七年。司法的裁斷無法完全回應悲劇帶來的社會叩問。

此案遠超個別青年的喪心病狂，它尖銳揭示了多重“失能”疊加的后果：存在明顯缺陷的個體在缺乏必要支持下組建家庭并育兒的倫理與能力困境。

這起案件如同一面殘酷的鏡子，映照出光鮮發展表象下容易被忽略的暗角。它警示我們，防止極端惡行的發生，不僅依賴于事后的嚴厲懲處，更在于構建一個更具包容性與敏銳度的社會支持網絡。

這個網絡需要及早識別那些搖搖欲墜的家庭與個體，通過社區、公益、親屬聯動及政策托底等多種方式，進行干預與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