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生開啟于失落經濟：少年補習，中年被孩子厭棄

通過對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泡沫經濟時代中，教育、衛生、醫療等各個產業的詳盡分析，梳理日本多種社會問題形成的根源所在。

每一個問題都在結合中國讀者最關心的話題：

“醫生未來的待遇會更好還是更差？”

“生育率下降會影響教師就業嗎？”

“研究生擴招，報考人數下降，研究生還值得讀嗎？”

作為文化相近、軌跡相似的鄰國，日本的社會發展史，是最能給國人帶來思考和借鑒意義的發展史。

第四章 人生開啟于失落經濟

——就業冰河世代的一生

團塊次代，指的是日本20世紀70年代第二次嬰兒潮期間出生的大約1 800萬人，他們自出生便被烙上“過剩”的烙印，從小學一路競爭到大學。但不幸的是，當他們步入社會時恰逢泡沫經濟崩潰，一次次改革讓這代人始終被時代浪潮裹挾，既未能繼承父輩的經濟紅利，又無法獲得后代的社會保障，成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夾心層。

這就是日本的“團塊次代”困境，這些人的一生都經歷了什么？

就業冰河世代特別支持：指為那些在1990—2000年泡沫經濟破滅后，在困難的就業環境中尋找工作，面臨各種挑戰（就業冰河世代）的人提供支持。

在日本勞動部的官網首頁上，有一個醒目的標識，藍色大字上寫著“就業冰河世代特別支持”。 當你點開進入頁面，會驚嘆其精美得不像一個古板的政府網站，鼓勵話語與勵志視頻充滿了整個角落，讓每個第一次來到這個頁面的人都有一絲莫名的感動。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數據，自2014年網站上線，其訪問頻率長期高于其他政府網站。很難想象這個溫暖的網站的背后，卻藏著一個日本社會過去30年不忍心談論的群體。

自泡沫經濟崩壞以來，日本就業形勢嚴重惡化，在此期間走向社會的一代人被稱為“就業冰河世代”。2024年，他們的平均年齡已經超過50歲，其中許多人終其30年都沒有將自己的人生重新回撥到正軌，在貧窮與獨身中，孤獨地走過了半生。他們這段特殊的人生歷程究竟承載著怎樣的故事？又能為當下的我們提供怎樣的啟示？

一、同輩壓力競爭的70世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頭10年（1945—1955年），日本出現了一次巨大的生育浪潮，年出生人口一度攀升至260萬，是2024年（72萬人）的3.6倍，后來這一代人被稱為“團塊世代”。而團塊世代的結婚和生育高峰恰好落在1970年至1980年之間。因此70年代日本進入第二次嬰兒潮時期，10年間總計誕下了1 800萬新生兒，這一代人也被稱為“團塊次代”。

團塊次代在出生之時被稱為日本最幸福的一代，這是因為1960年池田內閣頒布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要求10年內國民生產總值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1倍以上。此后日本人均國民收入從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 592美元，10年間國民收入整整翻了4倍。全社會自此告別了國富民窮的年代。

就業列車：從1954年開始日本開行由中學老師帶隊，帶著年輕人前往大都市就業的專門列車制度，該制度直到1975年取消。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美國作家傅高義用了20年時間寫出了著名的《日本新中產階級》。他以東京近郊的M町為敘述對象，完整記錄了日本工薪階層家庭的生活變遷：50年代家里只有五斗櫥與床具，吃一碗醬油面都需要謙讓；到60年代，城市家庭基本實現電視機、洗衣機與冰箱全覆蓋的生活改善；到70年代，日本社會更形成了“一億總中流”的國民共識，整體邁入中產階級。可以說五六十年代坐著就業列車 前往大都市討生活的鄉村青年，確實為他們的孩子爭取了一個美好的未來。

可以說當第一批70后出生的時候，他們享受的是亞洲最好的生活環境，而他們的父母則享受著高速增長的國民收入與十分低廉的房價。1980年前東京近郊地區的房屋總價通常不超過一個家庭年收入的6倍。

在這種美好的生活下，日本生育率開始一路高漲，1971年日本總和生育率達到2.16，即每對夫婦都會生育2個以上的孩子。那么這個數字有多高？在泡沫極盛的1989年這個數字是1.57，在超級就業冰河時期的2003年這個數字是1.29。低廉房價、高漲的收入與繁榮的經濟成為日本最好的“催生藥”。

但這也帶來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巨大的同輩競爭壓力。1971—1974年是戰后出生人口的超級波峰，連續4年新生兒超過200萬人，當時社會將其稱為“800萬團塊次代”。而日本通常以四年作為一個同輩期，這800萬新生兒在將來就變成了800萬同輩競爭者。就此，“800萬同輩競爭者”的概念，壓在了當時每一個家長的心中。整個70年代日本都處于“回聲嬰兒潮”時期，隨著戰后第一代嬰兒潮（1947—1954年）時出生的人陸續進入育齡，日本社會迎來新一輪生育高峰，新生兒數量累計超過1800萬。

而在當時社會各界對這些新增人口普遍持樂觀態度，將其視為日本新的人口紅利。雖然人口眾多會導致就業競爭會更加激烈，但這不過是經濟繁榮期的正常現象。

二、補習中度過的少年時代

“四當五落”是一個曾經響徹日本70年代家長圈的流行語。考生每天睡四小時，就能考上自己心儀的大學（當），每天睡五小時的話，就會名落孫山（落）。日本七八十年代的大學錄取人數僅有40萬人，但當時每年都有140萬人完成高中學業，實際的大學錄取率不到40%。但此時的社會，經濟騰飛，索尼與東芝等大手企業在全球攻城略地，電視新聞上播放著日本企業世界第一的神話。而在求職報刊上更流行的一句話則是“大手企業千萬年薪”。

日本泡沫經濟極盛時期，頂級金融企業野村證券給每位社員的交通補貼高達400萬日元，而中層干部則超過1 000萬日元。連交通補貼都超過千萬，那工資得是多夸張的一個數字！日本社會開始瘋狂追捧在大手企業工作。而當時進入大手企業的面試門檻只有一個，必須是一名大學生。面對如此巨大的誘惑與不足4成的大學升學率，日本發揮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技能“內卷”。1970年開始，日本教育市場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內卷化狀態。其實當時的教育內卷，除了要爭奪大企業工作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日本青少年正面臨史無前例的“升學淘汰壓力”。

簡單來說，日本此時的年輕人太多了！本就珍貴的教育資源變得愈加稀缺。

當時日本教育體制仍然實行初高中升學考試，孩子們從小學開始就面臨升學考試。由此也衍生了一個名詞—“落ちこぼれ”。字面意思是“掉隊者”，實際指的是那些無法跟上學校課業的學生。

1970年開始，東京地區優質私立初中，每年的申請人數都在錄取人數的20倍以上。

今天回頭看，日本家長對于子女教育的焦慮程度遠比我們想象的嚴重，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是標準的學歷社會意識形態，也就是大學層次直接決定了以后工作的優劣。1973年日本排名第一的東京大學入學致辭上有學生說：“我們將是改變日本社會的一群人”。這句話一時間轟動了全日本。雖然聽起來有些狂妄，但也真實反映了頂尖大學生對于未來的高度自信。而在帝國核心的大藏省職員中，有一半以上來自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兩大名校，頂級名校幾乎與社會精英呈等號關系，當時這批人也被稱為“學歷貴族”。

學歷社會中，一旦在學業考試上落敗，基本等同于一輩子都毀了。在這樣焦慮的心態與恐懼孩子失學的背景下，家長對于優質教育資源的搶奪進入白熱化狀態，而教培行業的爆發式增長就是這種焦慮最好的體現。

1970年日本教培行業正式進入所謂超黃金發展時期，1976年全國補習機構突破一萬家，而僅僅5年后再次翻倍沖破2萬家，10年時間機構數量翻了4倍。而在當時的“補習圣地”首都東京，出現了所謂封閉式補習集訓班。那些頭上綁著“努力必勝”的小學生們，都是每天睡眠時間不足6個小時，連續補習超過1個月。

傅高義曾經這樣描寫日本考試季的緊張景象：從考前一個月開始直至考試結束，是所謂的“考試季”。在這一時期，孩子成了家庭的絕對核心與焦點，媽媽會將熱氣騰騰的飯菜小心翼翼地放在托盤上，悄無聲息地送至孩子面前，生怕任何一點聲響會打斷孩子的學習思緒，甚至連削鉛筆這般再簡單不過的小事也被媽媽攬在身上。

而父親即使工作再忙碌，到這個考試季，上司也會讓他們早早回家，輔導孩子的功課。整個社會，從社區的小商店，再到忙碌的辦公室，再到會議時的閑暇，話題都圍繞各自孩子的學習進度，探討著不同學校的考試動態，每個人的臉上都寫滿了對這場考試的重視與關切。而在大學考試成績公布后，人們往往容易聽到兩種消息，一種自然是榜上有名的喜悅，另一種則是孩子接受不了落榜而自殺的慘劇。由于70年代，日本大學考試不會將成績寄到家里，而是會張貼到特定的地區，因此看完榜單往往就知道是否考上。于是，日本社會形成了一種潛規則，那就是只能由父母代替孩子去看榜，因為擔心孩子經受不住打擊，在看榜回家的路上選擇自殺。

70年代開始，考試競爭從小學到高中一路蔓延，景象之慘烈，被日本媒體稱為“受験地獄”（應試地獄）。在這樣的恐怖競爭壓力下，在家長、老師、社會的焦慮中，這批孩子們打著雞血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

三、不被理解的青年時代

不能被社會理解的一代，也無法和自己和解的一代，是日本知名作家小林美希給予70后的評價。

90年代開始，70后終于在焦慮與競爭中走完了大學時光，正當他們滿懷希望憧憬未來時，卻發現社會留給他們的不是“大手企業年薪千萬”，而只有“就業冰河時期”。

關于就業冰河時期我在第一章已經談過很多了，今天更想和大家聊聊當時的社會是怎么看待他們的。

如今的日本年輕人已經擅長應對經濟衰退了，畢竟他們可是整整經歷了失落的30年。“做好儲蓄”“不亂消費”和“低欲望生活”是日本現在年輕人應對經濟下行的三件法寶。可30年前，日本的大學可不會教這些東西，那時候經濟持續增長，誰會教育一個學生如何在經濟下行期間工作與生活？于是，70后成了日本經濟下行期的第一代試驗品。

昭和：日本年號，使用時間為1926年12月25日至1989年1月7日。

高失業率、啃老族、御宅族在90年代就是離經叛道的代名詞，畢竟80年代的昭和 男兒們畢業就能去大手企業工作，過幾年就能買車買房。怎么到了平成時代，年輕人就成了啃老族和御宅族，找不到工作天天呆在家里。“這一定是他們的問題，而不是這個時代的問題，是他們不夠努力！”于是“不努力的70后”成了90年代的社會熱詞，如今稀松平常的御宅一族，在當時的日本社會可是大逆不道。因為現在的日本家長知道，孩子找不到工作是因為大環境不好，此外經歷了30年經濟下行期的他們，早已對孩子沒有那么高的期望了。

但當時那批長期沉浸在雞娃氛圍中的家長們可不這么覺得：這都是因為孩子不夠努力，只要他努力上進就一定可以找到工作。父母們按照年少補習時的路徑依賴，不斷給孩子們打雞血，教導他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于是這群70后陷入了自我證明的惡性循環，一方面父母與社會告訴他們努力就能成功，而另一方面自己明明努力了這么久卻一點正反饋都沒有。明明有好的學歷卻找不到好工作，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使得他們既難以獲得社會的理解，也無法與自己達成和解。在泡沫經濟破裂的頭10年（1991—2001年），他們長期處于社會的質疑聲中。1997年開始，日本青年自殺率開始飆升，至2003年翻了近3倍，此后青年自殺人數常年保持高位。

當時三十來歲的年輕人沒有工作、付不起房租、流落街頭是一件很常見的事。而出于自尊，他們既不愿意求助父母，也很少申請政府救濟。他們選擇把一切的失敗歸咎于自己，再也沒有與自己和解過。

但卻無人告訴他們：其實不是他們錯了，而是社會病了。

四、被孩子厭棄的中年世代

“我的父母就是廢物”，今天的中文互聯網開始流行“生物父親”“廢物開局”等詞語，其本質上是一種對原生家庭的不滿，是孩子對自己原生家庭財產情況的不滿所衍生出的亞文化。而在十幾年前類似的文化曾經風靡日本青少年，而孩子們所恨的，正是就業冰河世代的父母們——也就是那批少年時活在補習高壓中，青年時活在就業困難中的70后們。

“派遣家庭”在日本社會是一個帶有侮辱性的詞語，用來指代父母都是派遣員工，工作十分不穩定、沒有穩定的收入儲蓄來源的家庭。在厚生勞動省2010年的統計數據中，70后有46%的家庭至少有一方是派遣員工，而夫妻雙方都是派遣員工的家庭比例也超過25%，即日本每四個70后家庭，就有一個完全依賴不穩定的派遣收入。

而這種情況還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愈發嚴重。被稱為“團塊次代”的70后，到2019年年齡最小的也已40歲。多數企業覺得他們精力不足，拒絕續簽派遣協議，迫使他們從“派遣家庭”進一步滑落至“臨時工家庭”。令和三年（2021年）日本國民貧困率是15.6%，按家庭計算，每6個家庭就有一個符合國民貧困標準。而在單親家庭中，貧困率則是44.5%，也就是父母一旦離婚，孩子甚至要擔心吃不飽飯的問題。

根據總務省2022年家庭預算年度調查報告，日本四口之家的每月的伙食費用是8.8萬日元，也就是一年105萬日元，而一個派遣員工年收入通常不會超過300萬日元。這也是日本家庭主婦們個個都是省錢能手的原因，如果不是因為收入不足，有誰愿意晚上8點去菜市場搶便宜菜？此外，Good Neighbors Japan組織在2020年的一項調查發現，超過一半派遣家庭的父母將用餐次數減少到每日兩餐，大約40%的孩子在假期連一日兩餐都做不到。

而比貧窮更糟糕的是祖父母的離世，派遣家庭很大一塊收入來自祖父母（50后）的退休金，祖父母一旦去世，派遣家庭的收入馬上就面臨斷崖式下滑。在日本，派遣員工的平均年收入是263萬日元，而日本相對貧困線則是年收入200萬日元，可以說大部分的派遣員工都掙扎在貧困線上。在派遣家庭出生的孩子們，從小就過著貧窮而備受歧視的生活。根據《日本經濟新聞》抽樣調查，派遣家庭長大的孩子中有61%更對父母與社會存在仇視，而普通正式社員家庭的孩子只有27%。

更可怕的是，派遣家庭的第二代們還普遍承受低學歷困境。據文部科學省統計，日本國立大學4年學費是255萬日元，私立大學則是550萬日元。而派遣家庭的平均儲蓄普遍在300萬日元以下，這意味著孩子如果想要上大學，往往需要掏空整個家庭十余年的儲蓄。而一旦考不上國立大學，家庭根本不能負擔私立大學的高學費。

2007年日本電視劇《父女七日變》上映，這是一部講述47歲的父親與16歲的女兒靈魂互換，互相了解對方的生存境地，最后互相理解的故事。而這部電視劇的創作背景，正是當時日本子女仇恨父母最嚴重的時期。

日本的女孩子在幼兒園的時候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那句“等我長大了就當爸爸的新娘”，但是到了中學或高中又幾乎不約而同的疏遠并開始和爸爸保持距離。

五、迷茫的老年

如今，這批就業冰河世代走過了少年、青年與中年，正不可避免地邁向老年。2016年日本NHK紀錄片《老后破產》上映，揭露了令人震驚的社會現實：日本獨居的老人數量已逼近600萬，其中約半數年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養老問題一時震動日本社會。然而這部紀錄片的背后還藏著一個更嚴峻的問題：當這批就業冰河世代步入老年時，社會將如何應對？要知道《老后破產》講述的群體還只是日本團塊世代的老人們。而2030年，就業冰河世代們也將踏入自己的老年時代，面臨的問題不論規模與復雜程度都遠超前者，而這一次社會準備好了嗎？

2006年，日本政府在東京開設了第一個專門援助窗口（就業塾），旨在為年輕無業者提供職業培訓和就業幫助。設立之初，東京就業中心的“就業冰河期對策”主要面向20多歲的年輕人。

但時過境遷，主要的援助對象漸漸轉為30多歲，甚至已是40多歲的人群。2010年日本政府將援助年齡上限提高到39歲，2018年上調至44歲，預計2025年將進一步提升到50歲。

“早上好！今天也要好好努力干！”2025年2月，伴隨著活力滿滿的晨禮口號，東京就業塾又開始一天的職業培訓，這樣的口號已經持續了近20年。

只是喊口號的待就業者們，相比較20年前多了許多歲月的痕跡。

本章我們完整回顧了“就業冰河世代”的特殊經歷。他們是嬰兒潮與大學生擴招潮之間的一代人，為何學歷沒有幫助他們擺脫就業困境，他們中青年時代到底經歷了什么，我們將在接下來的兩章中詳細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