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經(jīng)武以軍委名義下發(fā)文件后，毛主席批評聶榮臻：以后不能越權

1952年深秋的一個清晨，北京城飄著細雨，西長安街的梧桐葉濕漉漉地貼在路面。就在這天七點多鐘，住在中南海的聶榮臻接到衛(wèi)士通知——“主席請您馬上過去”。電話里只一句話，語氣很急。

聶榮臻趕到勤政殿時，毛主席已經(jīng)翻到了一份蓋著“中央軍委”鮮紅印章的電報。文件措辭嚴厲，下達了緊急部署指令，卻沒有主席親筆核準。毛主席把電報往桌上一拍：“以后凡是以軍委名義出的東西，都得先送我。不能越權！”

屋里空氣驟冷。聶榮臻沒有辯解，沉默致歉。那段時間，他正為志愿軍兵員輪換、物資海運以及蘇制裝備的接收忙得腳不沾地，連續(xù)熬夜，血壓已時常飆到一百八十。現(xiàn)在，又被點名批評。身旁的秘書都替他捏一把汗。

電報其實是軍委辦公廳主任張經(jīng)武連夜擬好并加蓋印章后急發(fā)出去的。張經(jīng)武自忖不過例行公文，沒想到成了導火索。幾天后，工作人員整理存檔時發(fā)現(xiàn)簽批欄空白，事情真相才水落石出。

有人勸聶榮臻趕緊去向主席解釋。“把情況說清楚，這口黑鍋不該你背。”聶榮臻擺手：“講清楚能解決什么？注意制度漏洞才是正經(jīng)。”他一句話，把話題壓住。

消息傳到張經(jīng)武耳朵里，老上校當晚輾轉難眠。他對身邊人說：“聶總心胸真寬。”事不大，卻照出人品高低。

幾個月后，毛主席在軍委常委會上提及此事，仍稱聶榮臻“厚道”，并補了一句湖南方言，“驢駒子，吃得少干得多”。坐在后排的老參謀們暗暗點頭——這評價，準。

“厚道”二字并非戰(zhàn)后才得來。時間撥回1936年東征。林彪帶著紅一軍團在晉東南打土豪，部隊膨脹到一萬余人；徐海東的紅十五軍團卻在晉北缺衣少糧，中央電令林彪抽調兵員物資支援，林彪借口路遠敵緊，不肯給。會上，聶榮臻作自我批評，承認“一軍團本位主義”，林彪?yún)s認為自己被牽連。會后，他對聶榮臻低聲抱怨：“你不該認錯。”聶榮臻只是笑，反辦了場歡送會。“你很快就會回來。”一句輕飄飄的話，四個月后成真。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聶榮臻奉命留在五臺山只帶三千多人開辟晉察冀根據(jù)地。山谷里夜風凜冽，他抽著旱煙，一宿未合眼，卻沒向中央提任何額外要求。缺糧沒馬，他硬是在日偽心臟處扎下根。兩年后，晉察冀轄縣突破八十個，人口過千萬，連東京同盟通訊社都發(fā)電報驚呼“五臺山為赤化策源地”。

紀律同樣扎眼。一次“掃蕩”后，戰(zhàn)士抓到一只山羊想打牙祭，管理排長死活不讓：“找不到失主，羊一口也不能動。”理由只有一句——“聶司令的規(guī)定”。于是，一排人餓著肚子把山羊趕了三十里，找到農(nóng)戶才算了事。

晉察冀百姓至今流傳一段舊事：一戶人家養(yǎng)的雞誤闖軍區(qū)灶房，被警衛(wèi)員打死。聶榮臻勒令警衛(wèi)員上門道歉，還賠了一塊銀元。那位老婦把銀元鎖進柜子，留到孫子讀書才肯動用。

進入五十年代，彭德懷、陳賡在總參會上批評情報匯總遲緩，矛頭直指代理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很多干部憤憤不平，他卻淡淡一句：“意見對工作有好處，別跟首長頂牛。”

1956年，黨中央為聶榮臻設計了三條崗位：接手北京市長、主管科學技術、繼續(xù)抓裝備。他選擇了最難啃的科研。“國家落后，科學必須追上去。”隨即主持“兩彈一星”前期論證。有人提醒：“身體還虛弱，別逞強。”他擺擺手——“不試，永遠趕不上人家。”

家事亦見分寸。夫人張瑞華始終是八級干部。有人建議給首長夫人“順級”，他回絕：“級別不是榮譽，更不是照顧。”1962年，軍委辦公廳想把張瑞華調回部隊任辦公室主任，他一句“不合適”便作罷。

從東征山谷到科研樓宇，這位“厚道人”始終把功勞讓出去，把責任扛過來。張經(jīng)武那封“越權電報”只是冰山一角，卻最能說明問題：規(guī)章可改，流程能補，而胸襟與格局，在危急時刻自然顯露，無須張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