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毛主席赴川視察，期間發現一物，隨即吩咐身邊人：要全國推廣

1958年3月16日清晨，成都上空仍帶著春雨后的濕冷，金牛大道旁卻已暗暗聚起兩股人馬。兩位肩披縣委袖章的中年干部各守一側，掩不住眼底急色。誰都知道，中央首長今天將出門“看一看”，但方向尚未確定，左還是右，意味著各自的命運天平向哪邊傾斜。

車隊終于在傍晚發動。熄燈行駛的吉普緩緩滑出賓館，一旁的李井泉忍不住輕聲詢問去向。毛主席笑而不答，只是抬手指了指右側。就是這一指，像扳動了兩名縣委書記心中的閘門——守在右邊的劉致臺猛蹬自行車，灰塵被車輪卷起，身影很快消失在薄暮里，他要趕在車隊之前回郫縣紅光合作社，通知社員們做準備。

沿著灌縣古堤，汽車在田埂間穿行。油綠的麥浪起伏，山色被夕陽染成金紅，田里的水網亮得晃眼。毛主席倚窗靜看，一行人不敢打擾。車速放得很慢，他忽然說：“山河好大，路卻要腳丈量。”一句話，車廂里默然，大家明白，今天恐怕又得深入村戶細看了。

夜色將臨時，車隊拐入合興鄉的土路。聽到遠處發動機聲，社里鑼鼓敲得震天，莊稼漢、赤腳娃早已排成兩行，夾道呼喊。毛主席下車后，擺手示意別搞儀式，脫口一句：“先隨便看一家。”他跨進最近的竹籬小院，院主溫大娘正用簸籮篩谷子，抬頭見生客，忙擦手讓座，卻沒認出面前的領袖。

“屋里幾口？”毛主席坐在木凳上，接過老人遞來的水煙筒，語氣不緊不慢。

“六口。兩人上學，三人種田，我守家。”溫大娘一邊回話一邊給客人倒茶。

干部們屏聲靜氣，唯恐哪句不合。毛主席追問起合作化后的分糧、翻地、蠶豆畝產，連肥料來源都細細過問。溫大娘掰著指頭算，去年人均得糧四百五十斤，還余下百多斤做口糧。毛主席點頭，記在隨身小本上，只留下一句：“寫實情，別抬高。”

談話告一段落，他的目光被屋角一捆枯草吸引。“這是什么？”

“打破碗花花！”溫大娘聲音里透著自豪，“泡水鋪在糞坑，蚊蚋都熏跑了。”

聽罷，毛主席將那束紫花草湊近鼻端聞了聞，淡淡辛辣味。他沉吟片刻，喚來隨行的農林部技術員梁禹久，囑咐趕緊采集標本，檢測藥效。“鄉下百姓用得靈，科研部門要把帳算清楚，一定要讓全國知道。”

這一幕迅速寫進了當晚的簡報。三天后，《四川農民日報》刊出《打破碗花花——除七害的新武器》，并附圖示范浸泡、撒施方法。稿件傳至北京，人民日報摘登，全國多地隨即照辦。短短數月，從東北黑土地到嶺南蕉林，這種學名“狼毒澤漆”的野花在廁所、糞池、蚊蠅成群的旮旯落腳，不需花錢，卻能收奇效。

郫縣紅光社因此“火”了。外省代表團絡繹不絕，溫大娘家門檻幾乎被踏平。她拄著竹棍給來人講經驗：“先搗碎，再浸水，味道沖才見效。”有人將這段土辦法記錄進衛生手冊，有人提著樣本送往當地實驗站。1958年6月，衛生部文件明確提出“推廣打破碗花花滅蟲法”，并把“偷油婆”——也就是蟑螂——列入重點治理對象。

事件背后，更值得注意的是調查研究的力量。早在2月的頤年堂會議，毛主席就把“官氣要打掉”掛在嘴邊，要求干部“到田間泥巴里泡一腳”。如果不是那天的隨機右轉，如果不是脫稿探訪普通農戶，打破碗花花或許仍默默綻放在溝邊。可正因這一趟偶遇，鄉間土法進入國家層面的公共衛生規劃。

這種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通，在當年那場轟轟烈烈的“除四害”運動里顯得尤其珍貴。北京制定政策，但能否落地，還得借助地方經驗、民間智慧。紅光社的成功，讓許多人看見：群眾的日常小發明，常常能解決大范圍的實際難題。后來，衛生部門依據實驗數據，進一步提煉出植物驅蠅劑配方，推廣到軍營、礦區、遠洋漁船，補充了化學殺蟲劑的不足。

當然，不是所有地方都一帆風順。一些地區照搬紅光做法，卻忽視了水質、氣候差異，效果平平。四川方面又派出技術小組巡回講授，用活標本現場實驗，手把手示范，才讓“見花如見敵”的口號真正落地。可見，一項措施從“發現”到“普及”，調查、試驗、再推廣，每一步都離不開實事求是。

郫縣的經歷，也成為干部學習的教材。劉致臺后來回憶，當年自己騎車飛奔時的“飄汗心驚”，遠不及事后對基層真實聲音的敬畏。上級三令五申要反對浮夸，可如果沒有首長親自下到農戶屋里坐坐，那些隱藏在報告背后的細節，誰來揭開？紅光社的故事提醒人們：數字會說謊，院落里卻藏著答案。

時間推到1959年，西藏昌都、廣東蕉嶺、蘇北高郵相繼用上“打破碗花花”提取液，蚊媒密度直降。北京協和醫學院發表論文，證實其所含的生物堿對蚊、蠅、蠓、跳蚤均具毒殺效應。資料歸檔時，梁禹久在備注里寫道：“來源：郫縣溫大娘。”短短一句，把科學研究與農家小院緊緊系在一起。

六十多年過去，紅光這段往事仍在地方被口口相傳。打破碗花花或許早已淡出城市生活，但它留下的啟示卻長存：問計于民，隨機踏訪，尊重事實；在田壟間發現真知，在煙火氣里捕捉創新。那一天傍晚的“隨便一指”，將野草推向舞臺，也映照出一位國家領導人的治國方法——風雨兼程，要腳踏實地，先聽老百姓怎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