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周總理請不動，吃飯時毛主席作陪，大將粟裕為他擺碗筷

1964年12月5日，薄雪初霽的懷仁堂燈火通明。門口，毛主席半挽衣袖，向一位身形清瘦的老人伸出手：“久聞大名，今日得見，榮幸！”老人微躬，聲音不高卻極穩：“承蒙關懷。”幾個來回寒暄，已把周圍最資深的開國將領們襯成了陪客。

入席時，粟裕大將主動起身，將碗筷擺到老人面前。周總理看在眼里，輕輕頷首，沒有多話——他曾三次動用專線電話，想請這位學界宗師赴京辦事而屢遭婉拒。那份倔強，今日依舊，只是換了場合。

能讓共和國最高領導人如此禮遇的，是馬一浮。對六十年代的許多人而言，他是書院里坐論經史的老先生；對更早的同輩，則是“新儒家三圣”之一；而對參加過浙西講座的青年學子，他是戰火中舉起文化旗幟的那盞孤燈。時間不同，側影各異，本色卻始終如一。

倘若往前推六十余年，馬一浮還是紹興府的少年舉子。1899年鄉試，他以“集句成文”奪案首。主考湯壽潛驚嘆“才氣過人”，將長女湯儀許配給他。禮堂里鑼鼓喧天，誰也沒想到這對小夫妻只歡聚數載。

馬父病重，幼妻盡心照料，終因操勞先夫而逝。趕喪歸來的馬一浮伏棺痛哭，寫下《哀亡妻湯孝愍辭》，字字血淚。鄉人都說，這篇祭文把一個窮秀才寫成了鐵石男兒。之后介紹再多名門閨秀，他一概謝絕，終身不再娶。

1903年，清廷招考駐美使館秘書。馬一浮行囊里塞滿了《易》《詩》手抄本，抵舊金山不到半年，卻迷上了德文版《資本論》。他給朋友寫信：“此書勝服仙藥十劑。”這一冊德文印本，成為馬克思著作進入中國的最早實物。

美國、法國、日本他都待過，但西方社會的“極端自利”刺激了他對東方學統的執念。歸國后，他隱居西湖，修葺定慧寺小樓，自號“西廬老人”。蔡元培、陳獨秀、高壽南接連來請，他只回一句：“人在家，就是不出。”

1924年，孫傳芳兵臨杭州，欲借名士裝點門面。馬一浮干脆關門，托管家傳話：“不見”。兵丁退去，名聲更盛。十多年后抗日全面爆發，竺可楨一句“國難當頭，先生不能再靜坐湖山”才讓他走出竹籬，赴浙大開壇授課。

宜山、泰和、烏尤寺，課堂隨行李搬遷。黑板上，他寫下張載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學生說，那段日子槍聲近，先生的聲音更近，撐著大家咬牙活下去。

1939年復性書院在嘉陵江畔掛牌，規矩只有兩條：講明義理，選刻古書。財政部長孔祥熙送來一捆銀票，他抬手擋回去：“馬某不為五斗米折腰。”從此經費吃緊，卻聚來了熊十力、梁漱溟等一眾同道，成了戰時文化的避風港。

1948年秋，書院停辦。三年后，新中國籌建中央文史研究館。毛主席提名，周總理主持，名單第一欄寫的就是馬一浮。那時他已年近七旬，仍堅持“不為職，不為祿”，館長一職象征意義大于實務，他樂得如此。

1953年政協會議風波，梁漱溟當場頂撞主席，氣氛凝滯。周總理急電杭州，請馬一浮出山勸解。老先生答得干脆：“梁某信其所是，勸之無益。”一句話堵死回旋余地。周總理把電話放下，只說：“馬先生還是馬先生。”

也正因為這份執拗，1964年那頓晚宴才顯得意味深長。席散時，馬一浮起身朗聲誦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為一家。”毛主席擺手笑道：“好，好！路同則同行。”七十六歲的老學人，還是少年胸襟。

1967年6月2日，小雨，西子湖面霧白。浙江醫院病房里，馬一浮寫下絕筆《擬告別諸親友》，字跡跌宕，如桐葉隨風：“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寫畢，放筆，停呼吸，年八十五。

五十多年后，國家文物局公布限制出境書畫名單，馬一浮名字再度出現。文件不過寥寥數行，卻說明一種態度：這位曾讓周總理請不動、讓毛主席作陪的讀書人，他留下的墨跡已經與山河并列。

他的孤傲，他的柔腸，他的“六藝統攝一切學術”主張，今天看都各有評說。有人拿他拒絕公職當成士大夫清高，也有人批他過于守舊。不管怎樣，檔案和回憶里那句“人在家，就是不見”，仍舊有股不容置疑的力量——能站到門口說“不”的人，永遠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