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1993年的上海，有兩樣東西能讓人通宵排隊：一是春運的火車票，二是股票認購證。
那一年，一張三十塊錢的認購證，中簽后能變成幾萬甚至幾十萬。無數人相信，那張薄薄的紙片，是命運女神遞來的入場券。
我叫周建國，楊浦區第三紡織廠的統計員，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上海小市民。
我以為，我會是那個被命運女神選中的人。
我沒想到的是，就在我即將抓住那張入場券的前一刻，我把它讓給了一個素不相識的、帶著孩子的寡婦。
她接過我的位置時說了一句話：「小兄弟，我記住你了。」
十年后，當我走投無路、負債累累、連母親的手術費都湊不齊的時候，她找到了我。
她說：當年那張認購證中了簽，翻了五十倍。我欠你的，現在該還了。
但她接下來說的話，讓我意識到，她要「還」我的，遠不止是錢。
01
1993年2月7日，臘月十六，上海的冬天冷得像刀子。
我裹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軍大衣，站在靜安區南京西路的人行道上，腳下是一層薄薄的霜，每隔幾分鐘就得跺跺腳，才能感覺到自己的腳趾還在。
前面是看不到頭的人龍，后面也是看不到尾的人龍。
我們像一群被凍僵的沙丁魚，擠在這條窄窄的街上，等待著同一樣東西——
股票認購證。
這玩意兒我半年前還沒聽說過。那時候廠里的老師傅們聊的還是誰家兒子分到了房子，誰家閨女嫁了個好人家。但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話題就變了。
所有人都在聊股票。
「老李頭買了五張認購證，中了三張，一下子賺了兩萬多！」
「隔壁廠的小王，辭職了，專門炒股，據說現在身家十幾萬了！」
「你還傻愣著干啥？趕緊去買啊！今年的認購證，聽說中簽率更高！」
兩萬多，十幾萬——這些數字像一把把小錘子，一下一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叫周建國，二十四歲，楊浦區第三紡織廠的統計員。
說是統計員，其實就是個記賬的。每天的工作就是對著一堆進貨單、出貨單、工資條，把數字填進表格里，再把表格交給財務科。
我的月工資是187塊，但廠里效益不好，已經三個月只發70%了。
也就是說，我每個月到手只有130塊出頭。
130塊，在上海能干什么？
交完水電煤氣，給我媽留點生活費，自己省吃儉用，一個月能攢下三四十塊。
攢了小半年，我湊了90塊錢。
今天，我要用這90塊錢，買三張認購證。
為什么是三張？因為我算過。
去年的認購證，中簽率大概是30%。也就是說，三張里面，很可能能中一張。
一張認購證中簽后，能換購1000股原始股。按照去年的行情，1000股至少能賺三四千塊。
運氣好的話，能賺上萬。
上萬塊。
那是我不吃不喝攢七八年才能攢下來的錢。
想到這里，我的手不自覺地伸進大衣口袋，摸了摸那個裝著錢的信封。九張十塊的「大團結」，被我疊得整整齊齊，貼身放著，生怕丟了。
這是我「搏一把」的全部籌碼。
隊伍很長，移動得很慢。
我從昨天下午六點就來排隊了，到現在已經十三個小時。
中間只離開過一次，去路邊的公廁解了個手，前后不到五分鐘，回來的時候還被后面的人埋怨了半天。
「年輕人，你這位置要是不想要，讓給我啊！」一個戴著老花鏡的大爺，用手里的保溫杯指著我的鼻子。
我賠著笑臉，連聲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這才把事情揭過去。
沒辦法，誰讓這位置金貴呢。
我特意挑的是靠近銀行門口的這個發售點，據說這里的額度最多。昨天傍晚我來的時候，前面已經排了兩三百人，我硬是站了一整夜，才挪到現在這個位置。
前面還剩不到二十個人。
天快亮了，東邊的天際線泛起一絲魚肚白。
我呵出一口白氣，感覺自己的希望也像這團白氣一樣，在冷空氣中慢慢升騰。
就在這時，隊伍后面傳來一陣騷動。
「哎，你干什么！放開我！」
一個女人的聲音，帶著驚恐和憤怒。
「媽媽！媽媽！」
一個孩子的哭喊聲，尖利而無助。
我回過頭，看到了一幕讓我血往上涌的畫面。
02
騷動發生在隊伍中段，距離我大概五六十米的地方。
我踮起腳，透過人群的縫隙，看到三四個膀大腰圓的男人，圍著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孩。
那女人穿著一件灰藍色的舊棉襖，頭發有些凌亂，臉色蠟黃，一看就是好幾天沒睡好覺的樣子。
她懷里護著一個四五歲的小女孩，小女孩穿著一件紅色的小棉襖，臉蛋凍得通紅，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往下掉。
那幾個男人，我一眼就認出來了——黃牛。
這年頭，但凡有什么緊俏貨，就有黃牛。火車票、自行車票、彩電票，現在輪到了認購證。
他們專門找那些排在后面的人，用「高價」兜售自己手里的「靠前位置」。
一個位置要價少則幾十，多則上百。
「大姐，我跟你說，你排在這兒，天黑也買不到。」領頭的那個黃牛，穿著一件皮夾克，嘴里叼著煙，一臉痞氣，「跟我換換，我讓你站到前面去，保證能買到。就加五十塊，不多吧？」
「我不換。」女人的聲音在發抖，但語氣很倔強，「我排了一夜了，我就在這兒等。」
「喲，還挺有骨氣。」皮夾克嗤笑一聲，把煙頭扔在地上，用腳碾了碾，「大姐，我好心幫你，你別不識好歹。你一個女人家，帶著個小孩，在這兒凍一夜，買不到認購證，你圖什么呢？」
「我不需要你幫。」女人緊緊摟著孩子，后退了一步，「你們走開。」
「不需要？」皮夾克的臉色沉下來，朝旁邊的人使了個眼色。
兩個黃牛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把女人和孩子夾在中間。
「大姐，我再說一遍，這位置，你得讓。」皮夾克的語氣變得陰冷，「要么花錢買個好位置，要么……」
他伸出手，在女人面前晃了晃。
「要么你就滾到后面去，別在這兒礙眼。」
女人的臉「唰」地白了。
小女孩嚇得哇哇大哭，死死抓著媽媽的衣角，尖叫著：「媽媽！媽媽！我怕！」
周圍的人都在看，但沒有人上前。
有人搖頭嘆氣，有人低聲議論，有人干脆把臉轉向別處，假裝什么也沒看見。
我也看見了。
我站在距離他們五六十米的地方，站在離銀行門口不到二十個人的「黃金位置」上，清清楚楚地看見了這一切。
說實話，我的第一反應是：別管閑事。
我排了一整夜，好不容易熬到現在，前面只剩不到二十個人了。只要再等一兩個小時，我就能買到認購證，就能搏一把改變命運的機會。
這時候去管閑事？萬一黃牛報復我，讓我也買不到呢？萬一我的位置被人占了呢？
不值得。真的不值得。
我在心里對自己說。
但是，我的腳卻不聽使喚。
因為我看到了那個小女孩的眼睛。
那雙眼睛又黑又亮，里面盛滿了恐懼和無助，淚水模糊了她的視線，但她死死地盯著媽媽，好像只要一松手，媽媽就會消失一樣。
那個眼神，讓我想起了我妹妹。
我爹去世那年，我十二歲，我妹妹才六歲。
我爹是廠里的鍋爐工，那天鍋爐爆炸，他被送到醫院的時候，已經沒氣了。
我媽接到消息，當場就暈了過去。
是我牽著妹妹的手，站在醫院的走廊里，看著那些穿著白大褂的醫生護士進進出出，不知道該做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我妹妹抓著我的手，跟我說：「哥，我怕。」
她的聲音很小很小，但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從那以后，我就再也見不得小孩子哭。尤其是那種嚇壞了的、無助的哭。
那個聲音會讓我的心像被人用手狠狠攥住一樣，疼。
「讓開，都讓開！」
我發現自己已經擠出了隊伍，正朝著騷動的方向大步走去。
前面的人詫異地看著我，有人喊：「哎，小伙子，你不要位置啦？」
我沒理他。
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須過去。
等我擠到跟前的時候，皮夾克已經伸手去拽那個女人的胳膊了。
女人拼命掙扎，但她一只手還得護著孩子，根本掙不開。
「放開她！」
我自己都被自己的聲音嚇了一跳。
那聲音又大又沉，不像是我發出來的。
皮夾克回過頭，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我穿著一件舊軍大衣，腳上是一雙沾滿泥點子的解放鞋，瘦得像根竹竿，怎么看都不像個能打架的主兒。
「你誰啊？」皮夾克的嘴角挑起一個嘲諷的弧度，「多管閑事是吧？」
「我說，放開她。」我又重復了一遍，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硬氣一點。
但我的腿在抖。
我從小就不是那種能打架的人。上學的時候被人欺負，我都是忍著。進了廠里，遇到不講理的老師傅，我也是忍著。
我這輩子，好像就沒跟人紅過臉。
但今天，我不知道哪兒來的勇氣，就是邁不開腿。
皮夾克松開了那個女人，慢悠悠地走到我面前，抬起手，用食指點了點我的胸口。
「小子，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嗎？」
他的聲音很輕，但威脅的意味很重。
我感覺自己的心跳快得要從嗓子眼蹦出來了。
但我還是說：「我知道。我在叫你放開她。」
皮夾克瞇起眼睛，看了我好一會兒。
然后他笑了。
那笑容讓我后背發涼。
「行，有種。」他朝旁邊兩個人揮了揮手，「教教他什么叫規矩。」
兩個黃牛朝我逼過來，一個捋袖子，一個攥拳頭。
我下意識地后退了一步，目光在地上掃了一圈，看到了不遠處一個賣茶葉蛋的小攤——攤子上放著一個熱水瓶。
我一把抄起那個熱水瓶，瓶塞「啵」的一聲被我拔了出來，一股熱氣從瓶口冒出來。
「來啊！」我把熱水瓶舉過頭頂，「誰敢過來，我就把這瓶開水潑他臉上！」
我的聲音在發抖，但我盡量讓自己看起來像是來真的。
兩個黃牛愣住了。
皮夾克也愣住了。
周圍看熱鬧的人群里，有人開始起哄：「哎喲，這小伙子有種！」
「就是，欺負人家母女倆算什么本事！」
「叫警察！叫警察！」
不知道是誰喊了一聲，人群立刻騷動起來。
皮夾克的臉色變了。
這年頭，什么都可以惹，就是不能惹警察。被警察逮到了，輕則罰款，重則進局子，買賣就別想做了。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嘖」了一聲，朝兩個手下擺了擺手。
「走，別跟這種愣頭青一般見識。」
他臨走前，還不忘回頭放了一句狠話：「小子，你給我記住。」
說完，三個人灰溜溜地鉆進了人群里，很快就不見了蹤影。
我把熱水瓶放回攤子上，跟賣茶葉蛋的大媽說了聲「對不住」，大媽擺擺手，說「沒事沒事，你是好人」。
我轉過身，看到那個女人還愣在原地，懷里的小女孩已經不哭了，但眼睛還是紅紅的，怯生生地看著我。
「你……你沒事吧？」我問。
女人這才回過神來，連連點頭：「沒事，沒事。謝謝你，真的太謝謝你了。」
她的聲音有些沙啞，聽起來像是嗓子啞了。
「不客氣。」我撓了撓頭，不知道該說什么，「那個……你以后小心點，別跟那種人糾纏。」
我轉身想走，但女人叫住了我。
「等等！」
我回過頭。
女人猶豫了一下，然后問：「你……你原來排在前面吧？」
我愣了一下，點點頭：「嗯，前面還剩不到二十個人。」
「那你現在……」
我這才意識到，我的位置早就沒了。
我在這兒跟黃牛對峙的這幾分鐘里，后面的人早就把我的位置填上了。現在我再想回去，只能重新排到隊尾。
隊尾在哪兒？
我扭頭看了一眼——隊伍已經拐了兩個彎，看不到頭了。
現在重新排，別說今天，明天能不能買到都是問題。
一瞬間，我的心像是被人澆了一盆冰水。
但我沒表現出來。
「沒事。」我擠出一個笑容，「我再排就是了。」
女人的眼睛紅了。
「對不起……」她的聲音帶著哭腔，「都怪我，都怪我……」
「真沒事，你別這樣。」我有點手足無措，最怕女人哭了，「你趕緊排你的隊吧，別耽誤了。」
女人沒動。
她低下頭，看了看懷里的小女孩，又看了看我，眼神里有什么東西在閃爍。
然后，她說了一句讓我愣住的話。
「你站我這兒吧。」
「啊？」
「你站我這兒。」她重復了一遍，語氣很堅定，「你幫了我這么大的忙，我不能讓你白幫。我這個位置雖然靠后，但認真排，今天應該還是能買到的。」
我連忙擺手：「那怎么行，你排了一夜呢。」
「你不也排了一夜嗎？」女人反問我，「你的位置比我好那么多，為了幫我，丟了。我要是心安理得地繼續排，我還是人嗎？」
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沖，但眼睛里分明含著淚。
我一時不知道該怎么接話。
旁邊有人開始起哄：「小伙子，你就站她那兒吧！」
「是啊，你幫了人家，人家報答你，天經地義！」
「換啊換啊，別磨嘰了！」
我看著女人，她也看著我。
她的眼神很復雜，有感激，有愧疚，還有一種我讀不懂的東西。
「大姐，真的不用……」
「我不是大姐。」她打斷我，聲音突然平靜下來，「我今年二十八，比你大不了幾歲。你叫我蘇姐就行。」
她頓了頓，又說：「我姓蘇，叫蘇雅芬。」
「哦，蘇……蘇姐。」我有點別扭地改了口，「我叫周建國。」
「建國。」她念了一遍我的名字，然后說，「建國，你聽我說。這個位置，你一定要站。不是因為我要報答你，是因為……」
她的聲音突然哽住了。
她低下頭，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好一會兒才重新抬起頭來。
「是因為，我答應過我女兒，今天一定要給她掙一個未來。」
「你幫我趕走了那些人，就是幫我保住了這個機會。這個機會，本來就有你一份。」
「所以，你站這兒，不是我給你的，是你自己掙來的。」
我看著她，又看了看她懷里的小女孩。
小女孩也在看我，眼睛還紅紅的，但已經不哭了。
她小聲地說了一句：「叔叔，謝謝你。」
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東西被觸動了。
我還是沒有站她那個位置。
不是我假清高，是我實在做不出來。
她一個女人，帶著孩子，站了一夜，比我更不容易。我怎么能搶她的位置？
但我也沒有重新去排隊。
我做了一個更傻的決定——
我讓她站了我原來那個位置。
你沒聽錯。
黃牛走了之后，我前面那個位置，其實空了出來。
排在我后面的幾個人正在爭，誰也不服誰。我走過去，跟他們說，這個位置，讓給這位大姐。
那幾個人愣住了，然后罵我傻逼。
我沒理他們。
我把蘇雅芬拉過來，讓她站到那個位置上，然后跟她說：「你好好排，今天肯定能買到。」
蘇雅芬的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
「你……你怎么這樣……」
「沒什么。」我擺擺手，盡量讓自己的語氣顯得輕松一點，「就當是給我未來的閨女積個福吧。」
我說完就轉身走了，怕她再說什么，我會改變主意。
走出去沒幾步，身后傳來她的聲音。
「周建國！」
我回過頭。
她站在隊伍里，懷里抱著孩子，眼淚還掛在臉上，但眼神卻格外認真。
「你等我一下！」
她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本子，撕下一頁紙，又從兜里摸出一支筆，快速地寫了幾行字，然后把紙疊好，塞到她身邊一個大爺手里。
「麻煩您幫我遞給前面那個小伙子，就是那個穿軍大衣的。」
大爺幫她把紙條傳了過來。
我打開一看，上面是一行娟秀的字：
「徐匯區復興西路147弄12號。蘇雅芬。」
下面還有一行小字：
「建國，我記住你了。以后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拿著這個地址來找我。」
我抬起頭，看著隊伍里那個瘦弱的身影。
她也在看我。
隔著那么遠的距離，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能感覺到，她在笑。
我把紙條疊好，塞進褲子口袋里，然后朝她揮了揮手。
轉身，走進了人群。
那是1993年2月7日的清晨。
我二十四歲。
我不知道的是，這個清晨，將成為我這輩子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
只不過，這個轉折，要到十年后，才會真正降臨。
03
三天后，消息傳來。
那批認購證，中簽率高達35%。
也就是說，每三張認購證里，就有一張能中簽。
中簽的人，一夜之間，身價翻了幾十倍。
我沒買到認購證。
我那天把位置讓給蘇雅芬之后，重新排到了隊伍最后面。等我排到窗口的時候，銀行的工作人員冷冰冰地說了一句：
「今天的額度賣完了，明天請早。」
第二天，我又去排了一夜。
還是沒買到。
第三天，認購證發售結束。
我攢了半年的90塊錢，原封不動地躺在我的口袋里。
廠里那個比我晚來兩年的小年輕，叫劉明強，買了五張認購證，中了兩張。
1000股的原始股，他花了2000塊買進去，三個月后拋出來的時候，變成了35000塊。
三萬五。
他辭職了，說要去海南「闖一闖」。
走之前，他請全科室的人吃了頓飯，在南京路的「老正興」，一桌子菜花了四百多。
飯桌上，他喝得滿臉通紅，拍著我的肩膀說：「建國，你小子太傻了。聽說你那天把位置讓給一個不認識的女人？你有病啊？」
我笑了笑，沒說話。
「你要是不讓，那位置，就是五張認購證的事兒。五張啊！就算中兩張，也是三萬多塊！」
「三萬多塊，夠你娶媳婦、買房子、過下半輩子了！」
「你倒好，讓給一個陌生人。陌生人啊！人家現在發了財，能記得你是誰？」
他說這話的時候，科室里的其他人都在笑。
有人說我「圣人」，有人說我「缺心眼」，還有人說我「投胎投錯了，應該投到廟里去當和尚」。
我還是笑了笑，沒說話。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我媽在隔壁房間咳嗽，咳得厲害。她的氣管不好，每年冬天都要犯病，但舍不得去醫院，就熬著。
我妹妹去年嫁到了浦東，嫁的是個開出租車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的，也幫不上什么忙。
我從口袋里掏出那張已經被我捂得有些皺的紙條，借著窗外的月光，看著上面那行字。
「徐匯區復興西路147弄12號。蘇雅芬。」
我想起了她的臉，那張被孕期——不對，被生活折磨得蠟黃的臉。
我想起了她懷里那個小女孩，那雙又黑又亮的眼睛。
我想起了她說的那句話：「我答應過我女兒，今天一定要給她掙一個未來。」
她買到認購證了嗎？
她中簽了嗎？
她和女兒，現在過得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也沒有勇氣去那個地址找她。
找她干什么呢？
找她說「蘇姐，我當年幫了你，你現在發了財，能不能分我一點」？
我做不出來這種事。
我把紙條重新疊好，夾進了床頭那本《毛澤東選集》里。
然后閉上眼睛，告訴自己：
算了，都是命。
日子就這樣過去了。
1993年變成了1994年，1994年變成了1995年。
廠里的效益越來越差，發的工資也越來越少。
我從統計員被「優化」成了倉庫保管員，工資從187塊降到了150塊，實發只有100出頭。
1996年，我媽的氣管炎惡化成了慢性阻塞性肺病，住了半個月的院，花了我三年的積蓄。
1997年，我妹妹生了孩子，妹夫開出租的時候出了車禍，腿斷了，在家躺了半年，全靠我妹妹一個人撐著。
1998年，更大的風暴來了。
國企改革。
下崗潮。
楊浦區第三紡織廠，這個存在了四十多年的老廠子，被列入了「關停并轉」的名單。
全廠八百多名職工，除了少數幾個被調去其他廠的，其余的人，全部下崗。
我也在其中。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是1998年9月17日。
廠辦的人把我們叫到車間里，宣讀了上級的文件，然后讓我們簽一份「買斷工齡協議」。
二十年工齡，買斷價是兩萬塊。
兩萬塊，買斷我二十年的青春，二十年的汗水，二十年的付出。
平均下來，一年一千塊。
一千塊，在1998年的上海，只夠兩個月的房租。
但我們沒有選擇。
簽了協議，至少還能拿到兩萬塊；不簽，什么都沒有。
我在協議上簽了字，按了手印，然后拿著那張薄薄的紙，走出了廠門。
門口已經站了一堆人，有哭的，有罵的，有愣愣發呆的。
我沒哭，也沒罵。
我只是站在那里，看著那扇我走了十幾年的大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陽光很好，照在廠牌上，「楊浦區第三紡織廠」幾個字被曬得有些發白。
我想起我第一天來上班的時候，我爹還活著，他拍著我的肩膀說：「建國，好好干，這是鐵飯碗，一輩子的事兒。」
一輩子。
真是個笑話。
04
下崗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還要難。
我試過很多工作。
擺地攤，賣襪子、賣皮帶、賣劣質打火機。城管來了就跑，跑得慢就被沒收，沒收了就白干。干了三個月，賠了五百多。
工地扛水泥，一天二十塊，從早干到晚，累得胳膊都抬不起來。干了一個月，腰扭傷了，在家躺了半個月，把賺的錢全花在了醫藥費上。
幫菜市場的商戶記賬，一個月兩三百塊。這活兒還算穩定，也算是專業對口，但兩三百塊在上海，只夠勉強糊口。
我租的房子，從廠里的職工宿舍搬到了楊浦區最偏僻的城鄉結合部，一個月80塊的房租，十平米的小屋，夏天悶熱，冬天漏風。
我媽跟我住在一起，她的病越來越重，但舍不得去醫院，每天就靠幾塊錢的止咳藥片撐著。
我妹妹的日子也不好過，妹夫的腿好了之后，人變了，整天不著家，后來干脆跑了，留下她一個人帶著孩子。
我想幫她，但我連自己都養不活。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過去，2000年，2001年，2002年。
上海的變化很大，高樓越來越多，霓虹燈越來越亮，外灘的游客越來越擠。
但這些，都跟我沒關系。
我依然住在那個十平米的小屋里，依然每天騎著那輛破自行車，穿梭在菜市場的攤位之間，幫賣魚的老王、賣肉的老孫、賣菜的張大姐記賬。
三十好幾的人了，沒房沒車沒媳婦。
親戚朋友介紹的對象，一聽我的條件，見都不見就拒絕了。
有一次，好不容易有個姑娘愿意跟我見面，在人民公園的相親角。
她問我：「你有房子嗎？」
我說：「沒有。」
她問：「你有車子嗎？」
我說：「有，自行車。」
她問：「那你有存款嗎？」
我想了想，說：「有，八百塊。」
她站起來就走了，走之前甩給我一句話：「你浪費我時間。」
我沒追，也沒解釋。
說什么呢？
說我雖然窮，但我人好、靠譜、孝順？
誰信啊。
日子過到這份上，我已經不指望什么命運的轉機了。
能活著，能讓我媽吃上飯、吃上藥，就是最大的奢望了。
2003年，秋天。
我媽的病終于扛不住了。
她躺在楊浦區中心醫院的病床上，臉色灰白，呼吸困難，嘴唇發紫，氧氣管插在鼻子里，發出細微的「嘶嘶」聲。
醫生把我叫到辦公室，表情很嚴肅。
「你母親的病情惡化了，慢阻肺發展成了肺心病，必須盡快做手術，否則……」
他沒把話說完，但我聽懂了。
「手術費多少？」我問。
「大概五萬。」
五萬。
這三個字像一塊巨石，壓在我胸口，讓我喘不過氣來。
我身上的全部積蓄，加起來不到三千塊。
我已經沒有可以借的人了。親戚朋友能借的都借過了，早就把臉皮磨光了。
我妹妹那邊，更不用說了，她自己都快揭不開鍋了。
五萬塊，對我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
「醫生，能不能……先治著？」我的聲音在發抖，「我……我想辦法籌錢。」
醫生嘆了口氣：「可以先保守治療，但最多只能撐一兩個月。你盡快籌錢吧。」
那天晚上，我守在病房里，看著我媽昏睡的臉。
她老了。
曾經那個每天早起給我做早飯、送我上學、擔心我穿不暖吃不飽的女人，現在躺在這張窄窄的病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
我握著她的手，手心全是汗。
「媽，你放心，我會想辦法的。」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聽到。
但我知道，我必須想辦法。
我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
菜市場的老王借了我五百，老孫借了我三百，張大姐借了我兩百。
他們都是窮人，能拿出來的，也就這么多了。
我去銀行問了貸款，銀行的人看了看我的條件，搖了搖頭：「你沒有抵押物，我們沒辦法放款。」
我甚至想過去賣血。
上海有個地下血站，聽說一次能賣三百塊。
但我身體太差了，常年營養不良，驗血的時候指標不合格，人家不收。
我走出那個地下血站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街上的霓虹燈閃爍著，行人匆匆而過，沒有人注意到角落里那個蹲在地上、雙手抱頭的男人。
我沒有哭。
從我爹死后，我就不怎么哭了。
但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了。
五萬塊，我連五千塊都湊不齊。
我媽躺在醫院里，等著我去救她。
而我，連救她的能力都沒有。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沒開燈。
我坐在黑暗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煙。
窗外有月光，照在那個我住了好幾年的破舊小屋里，照在那張脫了漆的木桌上，照在桌上那摞舊書上。
我的目光落在那摞書上。
最上面那本，是一本發黃的《毛澤東選集》。
我愣了一下。
然后，我像是被什么東西驅使著一樣，站起身，走過去，拿起那本書。
書頁里夾著一張紙。
十年了，我幾乎忘了它的存在。
我把紙抽出來，借著月光，看著上面那行字：
「徐匯區復興西路147弄12號。蘇雅芬。」
蘇雅芬。
那個名字突然變得無比清晰，連帶著十年前那個寒冷的清晨，那個灰藍色棉襖的女人，那個哭泣的小女孩，全都涌了上來。
我盯著那張紙看了很久。
然后，我苦笑了一聲。
十年了，人家早就忘了我是誰了。
就算沒忘，又能怎樣？
人家憑什么幫你？
憑你當年讓了一個位置？
那值幾個錢？
但我實在是沒有別的辦法了。
我已經走投無路了。
死馬當活馬醫。
明天，我就去那個地址看看。
如果找不到人，或者人家不認我了，我就……
我就再想辦法。
反正，我已經沒什么可失去的了。
05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開往徐匯區的公交車。
復興西路，是那種老上海的弄堂，梧桐樹、石庫門、花格子窗戶，帶著一股子舊時代的氣息。
我找了半天，才找到147弄。
那是一條窄窄的弄堂，兩邊是斑駁的磚墻，地上鋪著青石板，踩上去會發出「咯噔咯噔」的聲響。
我沿著門牌號一路找過去，12號、12號……
找到了。
那是一扇木門，漆已經掉得差不多了，門框上貼著一張泛黃的對聯，字跡已經模糊不清。
我站在門口，深吸了一口氣，抬手敲了敲門。
沒人應。
我又敲了一遍。
還是沒人應。
我等了一會兒，正想再敲，旁邊那戶人家的門開了。
一個頭發花白的老太太探出頭，打量著我。
「小伙子，你找誰呀？」
「阿婆，我找一個叫蘇雅芬的女同志，她是不是住在這兒？」
老太太想了想，搖搖頭：「蘇雅芬？沒聽說過這個名字啊。這屋子空了好幾年了，房東早就搬走了。」
我的心涼了半截。
「搬走了？搬到哪兒去了？」
「不知道。」老太太擺擺手，「好幾年的事兒了，誰記得清啊。」
她說完，把門關上了。
我站在原地，看著那扇緊閉的木門，一時間不知道該怎么辦。
意料之中。
十年了，人家早就搬家了。
這年頭，誰會在一個地方住一輩子？
我苦笑了一聲，轉身準備離開。
走出弄堂口的時候，我看到旁邊有個石墩子，大概是以前拴馬用的。
我走過去，坐了下來。
掏出口袋里那包最便宜的「大前門」，點了一根。
煙霧繚繞，遮住了我的臉。
我在想，接下來該怎么辦。
回醫院？用什么交押金？
去借高利貸？利滾利，到時候連本帶息能把我壓死。
去偷去搶？我做不出來，也不想做。
我抽完一根煙，又點了一根。
正抽著，一輛黑色的轎車緩緩駛進了弄堂口。
那是一輛奔馳，锃亮的，在這條舊弄堂里顯得格格不入。
我沒在意，繼續抽我的煙。
奔馳在弄堂口停下了。
車門打開，下來一個人。
是個女人。
她穿著一身黑色的職業套裝，腳踩高跟鞋，頭發盤得很高，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
氣質很好，保養得也很好，一看就是那種「有身份」的人。
我瞥了她一眼，沒當回事。
這種人，跟我不是一個世界的。
但她沒有往弄堂里走，而是朝我走了過來。
我愣了一下，抬起頭。
她站在我面前，低頭看著我，眼神很復雜。
「你是周建國嗎？」
我一下子站了起來。
「你……你是……」
她摘下眼鏡，看著我。
我看清了她的臉。
五官、眉眼、嘴角的弧度……
十年過去了，她變化很大，但有些東西，是變不了的。
「蘇……蘇姐？」
她笑了。
那笑容讓我想起了十年前，那個站在隊伍里、懷里抱著孩子、隔著人群朝我揮手的年輕女人。
「周建國，」她說，「我找了你十年。」
「你怎么……怎么會在這兒？」我結結巴巴地問。
「我今天來給我媽上墳。」她指了指弄堂深處，「我媽三年前走的，骨灰就放在后面那家寺廟里。」
「每年這個時候，我都會回來看看。」
她看著我，目光在我那件洗得發白的舊夾克和腳上那雙磨破了底的皮鞋上停留了一瞬。
但她什么也沒說。
「你呢？你怎么會來這兒？」
我張了張嘴，不知道該怎么解釋。
總不能說「我走投無路了，想起十年前你給我留過一個地址，就死馬當活馬醫地來碰碰運氣」吧？
但蘇雅芬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
「你是來找我的？」
我點了點頭。
「為什么？」
我低下頭，沉默了很久。
然后，我把這十年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
下崗，失業，我媽生病，湊不出手術費……
我說得很慢，聲音很輕。
說到最后，我自己都覺得可笑。
「蘇姐，我知道這么多年了，你早就不記得我了。我也不是來跟你要錢的，我就是……就是實在沒辦法了，想碰碰運氣。」
「你要是能幫忙，我感激不盡。你要是幫不了，也沒關系，就當我沒來過。」
我說完，不敢看她的眼睛。
半晌，她開口了。
「周建國，你看著我。」
我抬起頭。
她的眼睛紅了，但沒有流淚。
「你說，我不記得你了？」
「我怎么可能不記得你？」
「這十年，我每一天都在找你。」
我愣住了。
「廠子解散了，檔案找不到了。我托人查過，你搬了家，戶籍也遷了，線索全斷了。」
「我以為這輩子都找不到你了。」
「沒想到，你自己來了。」
她深吸了一口氣，聲音有些顫抖。
「周建國，你知道當年那張認購證，后來怎么樣了嗎？」
我搖搖頭。
「中了。」她說，「中簽率35%，我那張，中了。」
「一千股原始股，我留到1996年才拋。你猜賣了多少錢？」
我張了張嘴，說不出話。
「十五萬。」
十五萬。
在1996年，這是一筆巨款。
足以在上海買兩套房。
「我用這十五萬，做了一點小生意。慢慢地，越做越大。現在，我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做投資的。」
她看著我，一字一句地說：
「周建國，當年那個位置，是你讓給我的。那十五萬，本來應該是你的。」
「我欠你的，現在該還了。」
我的腦子一片空白。
我想說「不用」「這是你自己掙的」「跟我沒關系」之類的話，但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蘇雅芬沒有給我說話的機會。
她從包里拿出一張支票，遞到我面前。
「這是十萬塊。先拿去給你媽治病。」
十萬。
我這輩子都沒見過這么多錢。
我的手在抖，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
「蘇姐，這……這太多了，我不能要……」
「這不是給你的，是還你的。」她把支票塞到我手里，語氣不容置疑，「當年那張認購證，翻了五十倍。這十萬塊，是本金加利息。」
「你要是覺得過意不去，以后有機會，再還我。」
她說完，轉身朝那輛奔馳走去。
走了幾步，她又停下來，回頭看著我。
「對了，你媽的手術，我來安排。我認識幾個醫院的人，會找最好的醫生。」
「你明天去楊浦區中心醫院住院部找我，我帶你辦手續。」
說完，她拉開車門，鉆了進去。
奔馳發動，緩緩駛出了弄堂。
我站在原地，手里攥著那張支票，像個木頭人一樣，一動不動。
直到那輛黑色的奔馳消失在街角，我才回過神來。
十萬塊。
我媽有救了。
我蹲在地上，雙手捂著臉，眼淚從指縫里流了出來。
這是我這么多年來，第一次哭。
第二天，我去了醫院。
蘇雅芬已經在那兒等我了。
她換了一身休閑裝，看起來沒有昨天那么「高不可攀」，反而多了幾分親切。
她身邊還站著一個女孩，十五六歲的樣子，扎著馬尾辮，眉眼間依稀有幾分蘇雅芬年輕時的影子。
「建國，這是我女兒，蘇小滿。」蘇雅芬介紹道，「當年那個哭鼻子的小丫頭，還記得嗎？」
我愣了一下，看著那個女孩。
十年前那個哭著喊「媽媽」的小女孩，現在已經長成了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
「叔叔好。」蘇小滿朝我笑了笑，很乖巧的樣子，「我媽跟我說過你，說你是我們家的大恩人。」
「我小時候的事兒我不記得了，但我媽一直念叨，說一定要找到你，報答你。」
我不知道該說什么，只是傻傻地笑了笑。
蘇雅芬已經幫我聯系好了醫生，是上海最好的胸外科專家，從瑞金醫院請過來會診的。
她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當當，我什么都不用操心，只需要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個字就行。
我媽的手術很成功。
一周后，她從重癥監護室轉到了普通病房。
兩周后，她能下床走路了。
一個月后，她出院了。
五萬塊的手術費，加上住院費、藥費、護理費，一共花了七萬多。
蘇雅芬全包了。
我說要寫欠條，她不肯收。
我說以后掙了錢一定還，她說「行，那你先欠著」。
我不知道該怎么感謝她。
「不用謝。」她說，「我說了，這是還你的，不是給你的。」
她頓了頓，又說：「而且，我還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忙。」
「什么事？」
她看著我，眼神變得認真起來。
「你以前在楊浦三廠工作過，對吧？」
我點點頭：「對，干了十幾年。」
「那你知道，那個廠子后來怎么樣了嗎？」
我想了想：「聽說改制了，變成了一家叫什么『華紡』的公司，好像還上市了。」
「華紡集團。」蘇雅芬說，「現在是上海紡織行業的龍頭企業，市值幾十個億。」
「你知道它的實際控制人是誰嗎？」
我搖搖頭。
蘇雅芬說出了一個名字：
「陳德明。」
陳德明。
我在腦海里搜索了一下，突然想起來了。
「是不是當年廠里的那個……副廠長？」
「對，就是他。」蘇雅芬點點頭，「當年那個克扣工人福利、中飽私囊的陳副廠長，現在是華紡集團的董事長，身家幾個億。」
她的語氣很平靜，但我能感覺到，那平靜底下藏著什么。
「蘇姐，你跟他……有過節？」
蘇雅芬沉默了一會兒。
然后，她說了一句讓我心驚肉跳的話：
「周建國，我丈夫的死，跟他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