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繞不開“視同繳費”這個問題

中央財辦日前釋放信號，明確提出將在 2026 年繼續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

這一表態，延續了近年來持續上調的政策方向，也再次把一個長期存在、卻始終回避的現實問題推到臺前。

從制度運行軌跡看，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標準確實在穩步上升：最低標準已從制度初期的每人每月 55 元，歷經七次調整，提高到 2025 年的 143 元。

但如果把這個數字放進真實生活中，它的保障能力就一目了然了。

根據 2024 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領取人員（以農村老人為主）月均待遇僅為246 元；而同期企業職工退休人員月均養老金約為 3200 元，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則達到 6148 元，差距超過十倍。

再對比 2024 年全國低保標準——城市為每人每月 798 元，農村為 594 元，均是城鄉居民養老金的兩倍以上。

也就是說，數量龐大的農村老人，其養老金水平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線”。在這種現實下，“體面養老”幾乎無從談起。

問題并不新，只是被長期忽略

我國已經建成覆蓋 10 億多人的全球最大養老保險體系，這是制度建設的重大成就。

但在這張保障網內部，城鄉居民養老待遇長期處于洼地，已成為社會保障體系中最突出的短板之一。

每當討論這一問題，總會出現一種熟悉的聲音：“年輕時沒怎么繳費，現在憑什么要求更高養老金？”

乍一聽，這是一套“權利與義務對等”的邏輯；但問題在于，它忽略了一個無法繞開的歷史事實——中國農民并非沒有為國家發展和社會運行付出成本，只是這種‘繳費’沒有體現在現代社保賬本上。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農民通過農業稅、“三提五統”、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以及大量無償或低償的公共勞動，為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最基礎的原始積累。

這是一種制度背景下形成的、由特定群體承擔的“隱性成本轉移”。

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民并非“沒有繳費”，而是以另一種方式完成了繳費義務

所謂“視同繳費”，并不是額外施舍，而是對這一歷史貢獻的制度性確認。

真正的爭議點，不在財政能力

還有一種反對意見認為：農村老人基數太大，財政難以承受大幅提升。

但如果冷靜算一筆賬，這個結論并不成立。

假設對農村老人基礎養老金每人每月提高 100 元，全年增加 1200 元。

按農村 60 歲以上人口約1.3 億人計算，年度財政支出增加約1560 億元

對比 2023 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7.46 萬億元，這筆支出僅占0.56%

從總量上看，它并不是一個不可承受的數字。

再看社保領域的財政補貼結構：2022 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收入約 10.15 萬億元，其中財政補貼 2.37 萬億元，占比不到6.6%

問題并不在于“錢有沒有”，而在于錢怎么分

以 2021 年對基本養老保險的財政補貼為例：領取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的群體約 2000 萬人，卻獲得了 約39% 的財政補貼；其余補貼，才分配給數量更龐大的企業職工和城鄉居民。

這意味著，養老保障的結構性失衡，并非能力問題，而是分配機制問題

遲早要改，只是早晚的問題

近年來，關于提高城鄉居民養老金的討論，已經逐漸形成共識。

多位經濟學者提出過清晰路徑：

• 在一定時期內，將城鄉居民養老金提升至低保水平
• 先用兩三年時間提高至每月四五百元
• 再用更長周期，逐步接近1000 元

這些建議的共同點是：循序漸進、目標明確、財政可控

老齡化不是一個短期沖擊，而是一場持續幾十年的結構性變化。

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填坑”，而是——是大家一起填，還是長期讓少數人替更多人兜底。

在承擔、貢獻與分配之間，如果始終無法建立更公平的制度邏輯，那么老齡化的成本，最終只會被不斷轉嫁，而不是被真正消化。

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并不是情緒問題，而是一個遲早要面對的制度選擇問題。

回避得越久，調整的成本只會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