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9日清晨,呼和浩特東南郊那條老河道剛退完汛水,河灘上還留著濕漉漉的泥痕。四十歲的高輝提著魚竿踱到岸邊,心里惦記的是中午的烤魚。就在甩出第一桿不到兩分鐘,魚線被水草纏住,他俯身去撥,指尖卻碰到一塊冰涼的金屬,陽光在水面一閃,像刀子一樣刺了眼。
那是一枚橢圓形的牌子,約莫半斤重,邊緣刻著細密紋飾,中間是一行契丹大字,旁邊還有一只展翅猛禽。高輝讀不懂,只覺得沉甸甸,不像銅,也不像黃銅。心里一跳:莫非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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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魚竿一扔,揣著東西往家趕。家里開門的瞬間,妻子就看見那抹金光,呼吸頓時急促。夫妻倆輪番用牙咬、用磁鐵試,就是拿不準真假。試想一下,若真是金子,稱斤論兩就夠他們在城里買套房。
忐忑了一晚,第二天兩人跑到市文物商店。店里坐鎮的李姓鑒定員一見到那行契丹字立刻皺眉,隨手拿出放大鏡,嘴里輕呼“遼代領軍金牌”的詞兒就冒了出來。遼太祖時期為整頓軍紀專制此類金牌,既是軍中調兵憑證,也是將官身份象征,數量本就稀少。
李鑒定員激動得手都在抖,卻又不敢張口估價,只不斷勸說:“捐給博物館,功德可大了!”高輝卻只關心含金量,“到底值多少?”一句話把屋里氣氛瞬間拉冷。李鑒定員只得留下聯系電話,反復叮囑保存方式后,失望離開。
隨后的一個星期,高輝睡覺都把牌子壓在枕頭底下,越想越怕夜長夢多。賣不出去,又不甘心白白交出去,他歪著腦袋琢磨出個“保險法子”:熔金。只要把牌子煉成金水,換個模具重鑄首飾,再拿到金店稱重,不就既安全又明碼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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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民間從來不缺會鼓搗金銀的匠人。他找來一位相熟老匠,交代:只熔金,不問來歷。火槍呼呼,黃澄澄的金水在坩堝里翻滾,幾十分鐘后,一副足金手鐲誕生。老匠夸了句:“手藝真金不怕火。”高輝聽得得意揚揚,文物價值在一陣火焰中灰飛煙滅。
半月過去,呼和浩特市文物局接到李鑒定員緊急報告:民間發現遼代領軍金牌,正在流失風險。局里高度重視,立刻組專家小組上門。本以為再難耐也不會有人動大手腳,可車子駛進高家胡同時,牌子早已不復存在。
敲門聲剛落,高輝滿臉笑容迎出來,舉起手腕,金鐲子在燈光下晃晃閃閃,“你們看,新活兒!比那破牌子漂亮多了。”屋里一瞬寂靜,李專家漲紅了臉,“你可知道自己毀了多大的史料?”高輝卻聳肩:“您那天說可以自行處理,我就做了飾品,有何不可?”短短一句對話,尷尬到針落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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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領軍金牌在史籍中有明文記載,卻幾乎未見實物。那枚牌子若保存完整,可補足契丹軍制研究的缺環。專家們面面相覷,除了悵然,已無力多言。
消息最終匯總到自治區文物處,結論只有一句:無法追溯。因為在法律層面,高輝的行為尚未觸及“可移動文物進出境管理條例”的強制條款。九十年代初,民間文物保護意識剛起步,相關法規還不完善,許多珍貴遺物便在這種“灰色地帶”悄然蒸發。
內蒙古草原自古即契丹故土。遼王朝推行“捺缽”制度,大量軍政文書、牌令隨行。《遼史·兵衛志》提到“金牌符節以示號令”,但學界一直缺乏實物對照。那塊被熔掉的金牌,或許就藏著新的官階制度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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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幾年后考古隊在赤峰巴林右旗發掘遼上京遺址,又出土幾枚殘缺銀牌,其紋飾布局竟與高輝當年描述高度吻合。可惜那副手鐲早已賣出,線索斷得干干凈凈。
1999年,國家出臺《關于鼓勵、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的意見》,并對個人發現珍貴文物的獎勵機制作了細化。倘若這份文件能早八年,高輝手里的那塊牌子也許就能躺在展柜,而不是在金店的秤盤上。
遼代領軍金牌的故事讓呼和浩特文博圈耿耿于懷了很久。學者們在論文里一再引用“高輝事件”警示后人:一件文物的學術價值,并非以克論價。遺憾的是,這句話來得太晚,真正的金牌,只剩文獻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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