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恩師病重，毛主席攜500元看望反遭到指責：別以為我管不了你

1955年3月初，長沙城里乍暖還寒，湘江水面籠著薄霧。一輛黑色吉普在雨幕中緩緩停在湖南大學舊址門口，車門一開，毛主席邁步而下。他沒有隨從簇擁，只拎著一個裝著書稿和藥材的小包，臉上寫滿急切——老先生楊樹達病重，他要抓緊這一面。

轉回四十二年前，1913年秋季的湖南省立第四師范。那時的楊樹達三十出頭，身材清瘦，說起《左傳》引經據典、信手拈來，忽而大笑，忽而拍案。學生們圍得水泄不通，連窗外都擠滿探頭探腦的聽眾。毛澤東本來只是來借書，被這股熱鬧吸引，隨手搬了張凳子坐在最后一排。下課鈴響，他還沉在老師的“古文救國”論里沒回神。

楊樹達注意到這位高個青年，好學、犟勁、問題多，一來二去便認可了他的才氣。課余，師生常杵在操場邊，談《尚書》《孟子》，也談湖南米價、趙恒惕的政令。楊樹達常說一句話：“學問要頂天立地，紙上功夫換不得百姓一碗飯。”毛澤東聽得點頭如搗蒜。

五年后，湖南陷入張敬堯的武力統治，苛捐雜稅壓得小民喘不過氣。“驅張”的念頭在青年學生中發酵，真正扛旗的人正是毛澤東。有人擔心血流成河，楊樹達反倒第一個站上講臺：“此事不為，學問也枉然。”師生一拍即合，罷課、請愿、游行層層推進。

1919年12月18日凌晨，代表團從長沙出發北上，車廂里凍得見白氣。臨近正午，車輪碾過前門大街，毛澤東捏著名單復核，楊樹達低聲提醒：“到北京莫硬碰硬，先探口風。”可到了北洋政府門前，堵截的軍警一伸手，楊樹達怒火即燃，他那句“今天來的大多是學生”擲地有聲。北洋政府以為能拖，可十天后不得不松口，張敬堯的末路已定。

運動告一段落，師生卻踏上不同軌跡。毛澤東繼續在湖南、上海、北京奔走，摸索新的革命道路；楊樹達則赴北大、清華執教，整理《尚書輯佚》《水經注疏》，把心血投進古籍研究。兩人書信偶有往來，話題總圍著治學與救國，筆鋒時而熱烈，時而鋒利。

盧溝橋的槍聲響起，北平學者一夜散去。楊樹達攜家南歸，在岳麓山下繼續講《說文解字》。課堂只剩一半學生，他仍聲如洪鐘，說到要緊處咳嗽不止也不肯停。聽眾中有人問：“先生，人都在逃荒，學古書有用嗎？”楊樹達擺手：“國不存則書亡，人若不存，理亦不立。”一句話，道盡他的堅持。

抗戰勝利那年八月，楊樹達從短波里聽見日本宣布投降，激動之余卻為重慶談判揪心。他同友人感慨：“潤之此去，刀光劍影難料。”好在1946年春消息傳來，毛澤東安然歸延安，楊樹達暗自松了口氣，還寫下七言絕句：“赤縣山河收拾定，長纓在手慰平生。”

1949年10月，新中國宣告成立。彼時楊樹達57歲，已在北大講席十余年。他寫信給毛澤東，恭賀之外，也對今后文字改革提出穩妥建議。信的末尾，他留了一句玩笑：“學生今為主席，師之鞭猶在，誤則諫。”很快收到回信：“先生言重，鞭策之心，學生不敢忘。”

1954年11月，毛澤東南巡長沙，特地安排與楊樹達會面。多年未見，二人都是白發，卻仍能對詩論經。毛澤東把自己新寫的詩稿交給老師請益，楊樹達逐字推敲，提出幾處平仄意見，主席當即改了兩句，爽朗大笑。

然而病魔已在暗處潛伏。長期伏案、勞心過度，加之戰亂年代的顛沛，楊樹達患上嚴重冠心病。1955年春節剛過，他突然臥床，心肺功能每況愈下。醫生搖頭，藥費卻一日賽一日。師母彷徨無措，只能靠典當舊書周旋。

這才有了文章開頭那一幕。毛主席到了病榻前，輕聲呼喚：“先生，我來看您。”楊樹達艱難睜眼，嘴角擠出笑：“你公務繁忙，我這老骨頭值得跑一趟？”兩句寒暄后，毛主席把事先準備好的五百元新人民幣塞進師母手里，輕聲吩咐：“先治病，別苦了先生。”

短短幾秒，卻被楊樹達捕捉。他氣色微紅，抬手掙扎著坐起：“潤之，你哪來這許多錢？公家賬目可馬虎不得！”一句話斬釘截鐵，病房空氣瞬間凝住。毛主席搖頭笑道：“老師放心，是我出版《抗日戰爭論》《星星之火》得的稿費，私人錢，不涉國庫。”師母忙補一句：“您別操心，真是孩子的心意。”

聽到“私人”二字，楊樹達這才緩和。他嘆氣：“我這脾氣，改不了。別以為我管不了你。”毛主席拍拍老師手背：“您永遠能管。”兩人相視，眼里俱是往昔操場的風聲書聲。

停留不到一小時，毛主席告辭。臨出門，他回頭望見老師翻看那摞詩稿，依舊眉頭緊鎖修改。那身影堅定而瘦削，與四十二年前別無二致。

1956年2月7日，楊樹達因病醫治無效，在長沙離世，終年六十四歲。整理遺物的人發現，毛主席那五百元原封未動，夾在注釋稿里；封皮上用鉛筆寫著四字——“留作書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