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希珍和彭德懷無奈分別后，該何去何從，中央軍委：成都軍區安排

1965年12月初的成都，夜里只有七八度，永新巷七號的小院卻依舊亮著燈。窗內，一盞煤油燈映出兩個人影——彭德懷正伏案翻閱成堆的基建材料，景希珍則蹲在門口修理手電筒。誰都沒料到，幾個月后，這一幕便會成為他們最后的“并肩作戰”。
吳家花園時期的日子是苦中帶甜的。1959年秋，彭德懷離開中南海，那晚他把警衛、秘書都叫到堂屋，直截了當：“我這里工資有限，人也不需要這么多，你們可以另謀去處。”話音落下，屋里靜得能聽到煤油燈的“噗噗”聲。景希珍咳了一聲，站直身體脫口而出：“彭總在哪兒，我就在哪兒！”就這樣，他陪著彭德懷搬到西城區那處破舊院落，自己動手種菜、打水、修圍墻，生活拮據卻別有滋味。

生存壓力并沒有磨平彭德懷的鋒芒。1961年冬，他獲批準回湖南考察。歷時數月，走遍寧鄉、湘潭、安化，看到農家空倉，孩子光腳，他心情沉重。返京后，他熬夜寫下調研報告，第一句話只有十個字：“吃的問題尚未根本解決。”這份材料字斟句酌，卻遲遲未獲回應。春節將至，院外鞭炮聲不斷，他卻一句“炮聲太響，掩蓋了饑餓的聲音”讓景希珍瞬間噎住。
1965年11月，國家三線建設啟動。中央決定讓彭德懷擔任副總指揮，他的大手在任命電報上停頓了兩秒，自嘲一句：“老兵還有用。”景希珍聽見，趕忙拉著彭德懷的小皮箱往外走：“老總，走，咱們去前線！”專列于28日下午從北京南站啟程，30日晚抵達成都東站。那趟車冷得出奇，車窗結霜，彭德懷卻一夜未眠，反復推敲《三線建設調研提綱》，景希珍在走廊來回踱步，手心因為緊張全是汗。
到成都后，西南局安排他們住永新巷七號。四合院不大，枯藤纏墻，可離川西工區只需半小時車程。彭德懷一接手便開門見山：“先跑西昌，再下攀枝花，不看現場不寫字。”接下來兩個月，他步履不停：西昌衛星城工地的紅土粘在雨靴上，他自己拎水沖；攀枝花礦區的宿舍漏風，他抓起木錘幫工人釘窗。景希珍一路緊跟，不僅護衛安全，還充當臨時翻譯、攝影，像個多面手。
“把賬單拿來。”1966年初春，在西昌一家職工食堂吃過工作餐后，彭德懷盯著發票開口。賬單上只有七元三角，他皺眉：“按標準十五元，你多補。”景希珍嘟囔：“人家就是按內部價收的。”彭德懷抬頭，聲線低沉：“不能占基層便宜。”最終，他掏出八元，又把差額塞到收款員手里。那位收款員愣了半天，只說一句：“您是真把自己當普通干部。”

然而形勢很快急轉直下。1966年5月，多方風聲傳來，彭德懷被要求進京。動身那晚，永新巷的燈熄得很早，周圍靜得令人窒息。景希珍被命令留在成都，心里像堵了塊石頭。他還是偷偷趕到火車站，借搬運行李的機會擠進車廂。列車鳴笛前，他喊了一聲：“彭總，保重！”彭德懷睜眼，抓住他手腕輕輕用力，低聲：“小景，好好活。”一句話不到六個字，卻像千斤巨石，讓景希珍別過頭去。
接下來是漫長的調查與隔離。景希珍被帶到北京，起初并無人看守，他便四處奔走打聽，卻始終無果。幾周后，調查組給出結論：無可疑問題。臨別之前，一位負責同志淡淡叮囑：“回去多學文件，別亂說話。”電話嘟聲里透著不容置疑。返回成都那天，他提著一個布挎包，包里有幾件舊軍裝，還有彭德懷留給他的《資本論》英文版第三卷。
“該干嘛去哪兒？”他把難題寫成報告。幾天后，中央軍委的批示到了：由成都軍區統一安排。1970年春，景希珍被調至資陽縣武裝部。在那座縣城里，他的職務只是普通干事，日常工作無非是登記民兵口袋里的彈藥、為基干民兵開課。有人問起他的“光榮履歷”，他總是一笑而過，只淡淡回應：“老規矩，少說多做。”

那些年他把空余時間用于整理資料。吳家花園的回憶、三線調研的手記以及彭德懷給他的十幾封批注條，全部裝在木箱里。1972年一次庫房防潮檢查，武裝部干部提議把舊書作廢紙處理，他硬是守在角落，逐本拂去灰塵，冷冷一句：“這是檔案，不是廢紙。”無人再提異議。
1974年12月初，成都落冬雨。景希珍剛忙完駐村點驗槍支，忽被請到軍區辦公室。一位老首長沉聲通知：“彭副總指揮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病逝。”短短一句話，他愣住，雨水順著帽檐滴落在地上，砸出碎響。那晚，他一口氣走完資陽老街，從南門到北門，心口悶得發痛，卻沒喊一聲。
隨后幾年，他盡力把記憶落在紙上。一次寫到吳家花園自己打井的場景，他握筆停頓半晌，在頁邊批注：“當年笑言‘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如今讀來，酸澀入骨。”書稿輾轉修改，1986年《在彭總身邊》付梓，次年《跟隨彭總》出版。字里行間沒有豪言壯語，只有日常瑣事，又偏偏把彭德懷的秉性刻得入木三分。

有人讀后感慨：“元帥何其偉岸！”景希珍卻擺手：“都是人，一日三餐、七情六欲，差別在于操守。”這句看似隨口而出，卻是他二十多年思考得來的結論。資料里記錄，彭德懷一生留下的私人財物不過兩箱：日記、本子和幾件舊軍裝。景希珍在回憶錄里寫：“如果說他留下什么，最多的還是規矩——不占便宜、不夸大功勞、不忘人民。”
1990年代后，景希珍身體每況愈下，但逢有人請教，他仍愿意講三線建設的艱苦，講永新巷小院的燈火，講那張被補交的飯費發票。“發票的背面，他寫了三行字：付賬守紀，小事不糊涂。”景希珍說完，忽然咳了一陣，又自嘲一句：“老了，說話多了就喘。”
歲月流逝，很多事被淹沒在時間洪流里，那些零星細節卻因景希珍的堅持得以保留。凡讀過他文字的人，幾乎都能感受到一股倔強勁兒：不修飾、不回避、不拔高，一板一眼，像他當年蹲在院子里涂防銹漆一樣認真。哪怕他只是普通干事，也用這種方式完成了對彭德懷的最后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