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上，比遵義會議還重要的一次會議，毛主席：它決定了中國命運

1949年10月1日，北京城上空響起二十八響禮炮，站在天安門城樓西側警衛(wèi)崗的老紅軍王開文忽然對身旁的戰(zhàn)友低聲說了一句：“要不是十一年前那場延安的會，今天可沒這么痛快。”這一句似隨口而出，卻道破了一段距今并不遙遠、卻常被忽略的關鍵歷史。

將時間撥回到1934年冬天。第五次反“圍剿”潰敗，中央紅軍在江西瑞金揮淚突圍，八萬余人踏上漫漫征途。湘江血戰(zhàn)后，中央紅軍銳減為三萬人左右，“傷亡一半”并非夸張修辭，而是風聲血雨中的冷冰數(shù)字。彼時，李德、博古固守“陣地戰(zhàn)”思路，部隊每天跟在后面行軍的，還有一串串沉甸甸的質問——“路到底在何方”？

也正是在那段最暗淡的日子里，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等先后發(fā)聲，要求讓毛澤東重新參與一線作戰(zhàn)決策。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隨即確立了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中的核心作用。此后轉戰(zhàn)烏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一路出奇制勝。遵義會議被稱為“偉大轉折”決非虛譽，然而在毛澤東眼里，它仍只是“轉折”，并非“定數(shù)”。

1937年7月的盧溝橋槍聲，把國共雙方都推入全民族抗戰(zhàn)的洪流。西安事變后的第二次國共合作，為我黨贏得喘息與發(fā)展的外部條件。然而，新的麻煩并未遠離。在莫斯科待了十三年的王明帶著“共產(chǎn)國際指示”歸國，一口氣丟出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策略問題》《為討論時局宣言》等數(shù)紙意見。他強調“一切服從國民政府”“化小我為大我”，聽上去光鮮，卻同我黨堅持的獨立自主方針格格不入。

“若是把靈魂拱手讓人，什么戰(zhàn)線都守不住。”這是當年延安窯洞里流傳最廣的一句話。1938年9月下旬，陜北天高氣爽，中共中央決定在距離寶塔山幾公里外的棗園天主教堂召開六屆六中全會。不是院子里容不下所有代表，而是要避開轟炸威脅。17名中央委員、12名候補中央委員以及各地負責同志陸續(xù)到齊，外加部分作戰(zhàn)指揮員，總人數(shù)超過四十。會場雖簡陋，空氣卻熾熱得像窯洞里的炭火。

開幕那天，毛澤東黑布袍外罩棉軍裝，步履不緊不慢地走上講臺。他開宗明義指出：第一，抗戰(zhàn)終將是“偉大的持久戰(zhàn)”；第二，只有把統(tǒng)一戰(zhàn)線與獨立自主結合，才能在民族危亡中贏得主動權；第三，黨內(nèi)必須肅清右傾思想，任何外來指令都不能替代自己對中國國情的判斷。臺下掌聲此起彼伏，周恩來、朱德頻頻點頭，張聞天則時而低頭記錄，時而抬頭沉思。

會期從9月29日一直延續(xù)到11月6日，歷時三十八天。白天討論，夜里寒風鑼鼓也壓不住辯論的激烈。來自華北的負責同志匯報說：“平型關大捷之后，敵人戰(zhàn)術調整，正往持久拉鋸轉變。”華中戰(zhàn)區(qū)代表補充：“新四軍組建在即，如果不能堅持獨立領導，極易被地方頑固勢力牽制。”問題拋出，意味深長。毛澤東夜里在油燈下攤開地圖，一筆一劃標出敵后根系，隨后又寫下赫赫有名的《論持久戰(zhàn)》補充意見。

10月中旬，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全會現(xiàn)場。他帶來的一份電報內(nèi)容不多，卻分量驚人——共產(chǎn)國際建議：“中共中央應以毛澤東為首，原則上實行獨立自主的指導。”這一紙建議，恰似重錘敲響了會議的銅鐘。對久受外來指示掣肘的與會者來說，隱隱的顧慮終于散去。正是在此刻，毛澤東的政治地位與黨的獨立方向被同時釘牢。

11月5日，進入總結階段。毛澤東再次發(fā)言，語速平緩卻擲地有聲：“黨要領導人民堅持抗日戰(zhàn)爭，就必須有自己的主見。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戰(zhàn)略武器，不是束手束腳的鐐銬。”有人輕聲問：“若國民黨翻臉怎么辦？”毛澤東抬頭，“那就讓事實去教育他們，但我黨絕不能在斗爭意志上先繳械。”短短數(shù)語，表態(tài)干脆，也廓清了合作底線。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會議還吸納了此前一系列抗戰(zhàn)實踐的反饋。敵后戰(zhàn)場已經(jīng)證明：群眾動員、游擊戰(zhàn)術、縣政建設、減租減息，這些由邊區(qū)自行摸索的政策，比任何文件說教更能激勵民心。于是，全會把“依靠群眾”“發(fā)展敵后根據(jù)地”寫進決議，使之成為抵御日寇和應對國民黨掣肘的雙重利器。回望八年艱苦歲月，這一條戰(zhàn)略安排始終未動搖。

事實上，遵義會議奠定的是“軍事上聽誰指揮”的根本，六屆六中全會處理的則是“政治上走哪條路”的大局；前者解決了指揮權，后者厘清了路線權。沒有路線權，指揮權也會風中飄蕩。毛澤東曾在1945年七大上作報告時說過一句被多次引用的話：“黨的歷史上有兩座山，一座是遵義，一座是延安的六屆六中全會。第一座山讓我們有了方向盤，第二座山讓我們登上駕駛席。”

從1938年冬到1945年春，中央在敵后先后召開瓦窯堡會議、洛川會議、七大預備會議，六屆六中全會的決議貫穿其間，始終是指導方針。最難的1940—1941年“青黃不接”歲月，八路軍、新四軍兵員銳減、供給短缺，但黨政機關仍嚴守獨立自主原則，沒有向任何外部力量低頭。陜甘寧邊區(qū)的“一條煙和一根針也要自己想辦法”，與全會所確立的政治路線完全一致。

走筆至此，或許有人會問：既然六屆六中全會如此關鍵，為何在大眾記憶中它的知名度反低于遵義會議？原因并不復雜。遵義的“驚險大轉折”戲劇性十足，戰(zhàn)役的勝敗、領袖的更迭都來得明顯；而延安這場對弈更多是思想與路線的較量，過程深沉，炮火不見硝煙，傳播時便遜色于波瀾壯闊的長征故事。然而，在一場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背景下，它所決定的“獨立自主”原則，卻讓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脫離了外部威權的韁繩，真正成為民族命運的主導者。

再把鏡頭拉回1949年的長安街。毛澤東在城樓上揮手致意，周恩來立于一側，朱德面帶微笑。炮聲仍在延續(xù)，那是勝利的禮贊，也是六屆六中全會寫進歷史的尾聲。倘若在慶典的人群中尋找當年參會代表，能找到的屈指可數(shù)，但他們心中都清楚：1938年秋冬的延安教堂決定了此刻的鐘聲。

歷史常常在不經(jīng)意處改道。槍林彈雨中，軍事失利可以靠轉兵突圍重來；政治路線若誤，哪怕百萬雄師也可能被帶入死胡同。六屆六中全會的意義，恰恰在于它讓黨深知——身背民族希望者，須把自己的命運攥在自己手里。也正因為那次抉擇，后來的抗戰(zhàn)、解放、建政諸多關頭，中央能夠在外部壓力下保持清醒，步步抵近勝利的終點。

歷史文獻靜靜擺放在中央檔案館的恒溫書柜中，泛黃的《政治決議案》扉頁寫著“1938年11月6日延安”，字跡仍舊清晰。對研究者而言，這不過是編號A·17的一份文件；對經(jīng)歷過血與火考驗的老紅軍來說，那是一紙“把方向盤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的集體承諾。至此，再理解那位老兵在開國大典上的輕聲一嘆，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