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事件，會不會走向“彭宇案”的老路？

連日來，南京博物院《江南春》圖卷失蹤事件持續發酵，讓無數對文博機構抱有敬畏之心的人倍感寒心。很難想象，作為承載文明傳承使命的殿堂，竟會讓捐贈者后人為了一睹祖上捐獻的文物，耗費十年光陰在法庭上拉鋸。

更令人憤慨的是，這場耗時十年的勝訴，換來的不是文物安然無恙的慰藉，而是五件文物不翼而飛的晴天霹靂。其中，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的離奇流向，更是將這場丑聞推向了高潮，也讓公眾看清了某些機構在“程序合規”外衣下的權力失范。

要理清這起事件的來龍去脈，必須從一位傳奇收藏家說起——龐萊臣。這位晚清民國時期的收藏巨擘，被馬未都盛贊為“有眼力、藏珍富”的高人，其“虛齋舊藏”在文博界素來是品質與稀缺性的代名詞。

1959年，龐萊臣之孫龐增和懷揣著對國家文博事業的赤誠，向南京博物院無償捐贈了137件（套）“虛齋舊藏”古畫，其中就包括那幅后來引發軒然大波的仇英《江南春》圖卷。這份捐贈不僅是家族情懷的延續，更是對公共文化事業的無私奉獻，南京博物院當時出具的捐贈收據與清冊，本應是這份信任的永久見證。

信任的崩塌始于十年前。龐家后人只想走進南博庫房，看看祖輩捐獻的文物是否安好，這一合情合理的訴求，卻遭到了南京博物院的強硬拒絕。一場圍繞“探視權”的官司就此展開，一打就是十年。在這漫長的十年里，龐家后人耗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而作為公立文博機構的南京博物院，非但沒有展現出應有的開放與擔當，反而動用資源層層阻撓。直到官司最終勝訴，龐家后人才得以踏入庫房，卻發現137件捐贈文物中，有5件已不見蹤影，《江南春》赫然在列。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消失的《江南春》并未就此湮沒。2025年北京某拍賣會春拍場上，這幅古畫意外現身，起拍價高達8800萬元。一邊是南博口中“已處置”的文物，一邊是拍賣會上身價千萬的拍品，巨大的反差讓龐家后人氣憤難平，也讓公眾對文物的流向產生了強烈質疑。

隨著人民日報等權威媒體介入報道，更多令人瞠目結舌的細節被逐步揭開。一份江蘇省文物總店的銷售發票顯示，這幅《江南春》早在2001年4月16日就被一位“不知名顧客”以6800元的低價買走。

6800元與8800萬元，兩個懸殊的數字背后，藏著南博自圓其說的“邏輯閉環”——專家鑒定為“偽作”。南博出示的鑒定記錄顯示，1961年原文化部組織的專家組（張珩、韓慎先、謝稚柳）與1964年的地方專家組（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均認定《江南春》為偽作，鑒定意見甚至寫道：“偽做得很好，原龐家是當真的藏的”。

在“偽作”的定性下，南博將其從藏品序列中剔除，隨后以“劃撥、調劑”的名義進行處置，全程未通知龐家任何后人。這種操作看似有程序支撐，卻完全背離了捐贈的初衷與基本的人文尊重。

文博領域的鑒定本就帶有主觀判斷的屬性，所謂“偽作”從來不是絕對的定論。馬未都等業內名家早已指出，即便是所謂“偽作”，也可能具備極高的藝術價值與歷史價值。更何況，龐萊臣作為頂級收藏家，其藏品的鑒賞眼光早已得到業界公認，南博僅憑兩次鑒定就否定藏品價值，甚至暗諷龐家“看走眼”，不僅是對捐贈者的侮辱，更是對文博收藏史的輕率漠視。

更荒誕的是，若真是毫無價值的“偽作”，為何能在拍賣會上標出8800萬元的天價？拍賣方藝蘭齋聲稱畫作源自“龐家某女”，卻被龐家后人明確否認“無此人”，這背后的利益鏈條已然呼之欲出。

令人遺憾的是，調查推進到關鍵節點便陷入停滯。當年以6800元買走畫作的“隱身人”身份成謎，藝蘭齋獲取畫作的渠道更是諱莫如深。面對公眾質疑，南博的回應始終圍繞“程序合規”展開，試圖用《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等制度條文為自己辯護。這種“有程序，無正義”的姿態，讓人不禁聯想到一種更隱蔽的權力作惡——制度性掠奪。在制度的夾縫中，某些人將公共資源異化為私利工具，當公眾追問文物去向時，他們便搬出“程序”當擋箭牌；當需要為自身行為辯護時，又請來律師詮釋“法無禁止則自由”。

南博代理律師張涵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認為“藏品所有權自交付時已轉移至國家，捐贈人無返還權利”。這番言論看似符合法律文本，卻完全割裂了法律與道德、權利與義務的內在聯系。“法無禁止則自由”的原則，在普通民眾生活中鮮少被如此“精準”運用，卻在文物失蹤案中成為保護機構與隱性購買者的“利器”，這種雙重標準本身就充滿了諷刺。

更值得深思的是，網上流傳的信息顯示，南京博物院歷史上曾有兩任館長自殺，其中1984年自殺的院長姚遷，生前就因頻繁催促借走文物的老同志歸還藏品而屢遭冷遇、飽受排擠。盡管姚遷的冤案后來得以平反，但這一歷史細節足以暗示，南博的文物管理亂象或許由來已久。

如今，官方已成立專班開展調查，但進展之緩慢讓公眾難以信服。事實上，調查的關鍵節點清晰可循：當年誰頻繁借走文物？《江南春》處置的具體經手人是誰？藝蘭齋的畫作來源究竟是什么？以當下的調查技術，厘清這些線索本非難事，遲遲沒有結果的背后，或許藏著難以觸碰的權力壁壘。

這起事件之所以引發全民憤慨，不僅在于文物的流失，更在于它戳中了公眾對公平正義的焦慮。龐家后人要見捐贈文物一面，需打十年官司；而某些人卻能輕易將館藏文物低價轉手，再高價叫賣。這種鮮明對比，讓法律的公信力備受質疑。

更讓人痛心的是，這起事件發生在南京——一座被無數人賦予深厚情感的城市。提及南京的“傷”，很多人會想到彭宇案，那場被認為“讓中國道德倒退30年”的判決，以“程序正義”的名義，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基礎，讓“扶不扶”成為全民糾結的道德困境。

如今，南博事件正一步步走向彭宇案的老路。機構拿著看似合規的鑒定報告與制度條文，擺出一副“依法辦事”的正義姿態；律師用冰冷的法律條文，將捐贈者的合理訴求擋在門外。但他們忘了，法律與程序的終極目的是維護正義，而非成為權力的遮羞布。當程序正義與公眾的樸素正義相悖，當制度成為少數人牟利的工具，受損的不僅是一個家族的信任，更是整個社會對公共機構的敬畏之心。

文物是文明的載體，文博機構是文明的守護者。南京博物院的職責本應是守護好每一件文物，善待每一份捐贈信任，而非讓捐贈者寒心、讓公眾失望。希望這場調查能真正觸及核心，查清《江南春》的完整流向，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給龐家后人一個交代，也給公眾一個信服的答案。否則，當公共機構的公信力被徹底消耗，最終崩塌的將是整個社會的信任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