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回憶名將高敬亭之死：他不該殺，中央發電叫不殺，他們不聽

1975年10月27日，高鳳英把一封薄薄的信托人從合肥送到北京，中南海里正為病情所困的毛澤東看完信后，喚來汪東興，只說了一句：“去查一查，這人不該那樣。”一句話，把大家的記憶又拉回三十六年前的夏至。

1939年6月20日，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在鄂南羅田南山被執行槍決，年僅三十二歲。槍聲過后第三天，延安發出的電報抵達長江局，電文要求“采取過渡辦法，派干部幫助四支隊改造，擬調高敬亭來延安學習”。一紙指令與執行結果針鋒相對，錯位就此形成。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錯位？還得把鏡頭拉到更早。1907年，高敬亭出生在安徽霍邱，缺衣少食的放牛娃，21歲扛槍參加紅軍，22歲入黨，隨后在紅四方面軍的硝煙里一路躥升。鄂豫皖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四方面軍主力撤離，大別山紅旗眼看就要熄火，他帶著不足兩千人的75師死守高山密林。

蔣介石投入重兵圍剿，大別山被切成無數孤點。高敬亭憑著山路熟、地理熟，打游擊、啃冷飯、睡巖縫，愣是把隊伍保存下來，還把零散武裝團結成紅二十八軍。三年光陰，隊伍從一千多膨脹到近萬人，這在南方八省諸多游擊部隊里獨一份。

1937年底，新四軍在南昌整編，紅二十八軍被改為第四支隊。編制表上，四支隊下轄三個主力團一個特務團，戰斗力居四個支隊之首。陳毅曾戲言：“若論火力，還是高老弟的隊伍硬。”七里坪伏擊戰就是這支部隊干的，日軍十余輛車掉進伏擊圈，戰報傳到武漢后，蔣介石甚至發來嘉獎電。

然而功勞沒遮住矛盾。長時間離開中央，高敬亭在指揮風格上極具個人色彩，東進敵后的命令下到四支隊，他一度猶豫，擔心離開大別山會失根基。長江局派來的工作組插手整訓，高敬亭覺得“要被奪權”，口氣沖了些，摩擦隨之升級。1939年初，項英給中央發電：“高敬亭仍就地收編土匪，自行擴大部隊，如不及時處理，必成尾大不掉。”

同年春，兩個貼身警衛卷走公款投敵，影響惡劣。再加上張國燾4月叛逃后軍統對四方面軍舊部的拉攏，高敬亭被一些人懷疑可能受“舊關系”牽連，“政治問題”陰影陡增。種種壓力疊加，項英拍板逮捕，軍法處很快組卷。

關于最終是否應處以極刑，在新四軍高層出現過短暫爭議。支前會議上，有人提議“先押送延安，交中央審查”，也有人強調“速決以儆效尤”。據一位值班參謀回憶，當晚深夜仍能聽到爭論聲。最終槍決方案被提交給江南指揮部，第二天清晨執行。

1945年春，黨的七大籌備階段，毛澤東同一位新四軍代表閑談時突然問：“那個高敬亭，當年不殺可不可以？”對方沉吟后答：“應該可以。”毛澤東點點頭，沒再說什么。建國初期，毛澤東到安慶視察，地方負責同志介紹當地群眾仍念叨高敬亭，他低聲道：“中央電報叫不殺，他們硬是殺了。”

汪東興1975年的調查報告列出全過程，毛澤東批示：“此案處理失當，主要責任在項英。”文件遞往軍委，并由中央檔案館保存。五年后，高敬亭骨灰安放儀式在合肥舉行，徐向前、粟裕、李先念等老戰友來到靈堂，挽聯上寫著“戰功卓著 身后清白”。

高敬亭之死，爭議延續數十年，關鍵在于戰功與過失的權衡。他的個性強硬，確有組織觀念淡薄的問題，但用一顆子彈終結一位大別山宿將，既削弱了戰斗力，也給基層官兵留下難以消化的疑問。當時戰局復雜、情勢逼人，這點不容忽視，可決策層缺乏再審程序同樣難辭其咎。

今天翻檢當年的電報、審訊筆錄、會議記錄，槍聲已遠，可留給后人的思考并未塵封：戰場紀律與個人功勞如何平衡？疑點未消時應不應啟動更高級別的復核？組織處理與教育挽救的界限在哪里？那封1975年的求助信、那份調查報告，讓這些問題再度浮出水面，也給后來者敲響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