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后蘇聯男女比例失衡，中美法英迅速恢復，蘇聯為何不行？

01

1945年9月2日，東京灣密蘇里號戰列艦的甲板上。

日本外相重光葵，拖著他那條在上海虹口公園被炸殘的腿，顫顫巍巍地在投降書上簽下了名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于正式宣告結束。

消息傳回莫斯科，報紙的頭版用最大號的鉛字寫著：“日本投降！偉大的衛國戰爭結束了！”

這是蘇聯軍民期待已久的時刻。

然而，放眼望去，揮舞著手臂、擁抱著哭泣的都是成群的婦女、白發蒼蒼和騎在騎在母親肩上的孩子們。

勝利的喜悅是濃烈的，但悲傷和危機也是巨大而深邃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烈度前所未有，覆蓋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都是人類歷史之最。

作為對抗納粹德國的主戰場，蘇聯的傷亡人數觸目驚心。

在戰爭初期，為了維持士氣，也為了不讓敵人看清虛實，蘇聯官方對外公布的傷亡數字一直被嚴格控制。

戰后初期，官方所說的傷亡人數約為700萬人。

其實這只是一個“戰略謊言”。

到了1960年代赫魯曉夫時期，官方不得不將傷亡人數修正為2000萬人。

而到了80年代戈爾巴喬夫時期，隨著檔案解密，這個數字變成了2680萬人。

直到2015年，俄羅斯國防部給出了最終的定論：二戰中蘇聯陣亡人數為866.8萬人，加上失蹤、被俘以及平民傷亡，總傷亡人數約為2680萬人。

這2680萬人意味著什么？

同樣是二戰戰勝國，中國雖然戰損同樣慘重，但當時中國擁有四到五億龐大的人口基數。

而戰前的蘇聯，人口總數還不到2億。

這不僅僅是數字的減法，更是結構的崩塌。

2680萬人絕大多數危青壯年男性。

沒有了他們，誰來做工廠里的熟練工、農莊里的拖拉機手、家庭里的頂梁柱，以及未來孩子的父親。

《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作家瓦西里耶夫生于1924年，蘇德戰爭爆發那一年，他正好17歲，毫不猶豫投軍走上前線。

4年后，戰爭結束了，21歲的瓦西里耶夫帶著一身傷病回到了家鄉。

他回到了曾經的高中，那里空蕩蕩的。

他原本以為會有老同學聚會，能和當年的同學們重逢，

但他很快發現了，當年和他同班的所有男生只有他一個人還活著。

“我們這一代男人，1919到1924年出生的，只有3%活到了戰后?！?/strong>

1923年出生的蘇聯男性，開戰時正好18歲，到了1945年勝利日時應該是22歲。

這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年紀。

然而，這個年齡段的男性有80%沒能活到戰爭勝利。

至于那幸存下來的20%，大部分也都身帶殘疾。

這不僅僅是“男人的消失”，這是“整整一代人的斷層”。

在戰后的蘇聯農村，只有婦女、老人和兒童在艱難地勞作，因為沒有足夠的牲畜，也沒有男人來駕馭機器。

沒有男人的國家，未來到底會是什么樣子？

蘇聯高層并非沒有預案。

在他們的設想中，戰爭結束后，被壓抑的生育需求會爆發，國家將迎來一場自然的“嬰兒潮”。

這種期待并非毫無根據。

同為戰勝國的美國、英國和法國，在戰后都迎來了人口的爆發式增長。

法國的出生率較戰前提升了44%，美國提升了42.2%，就連被打得遍體鱗傷的英國也提升了33.3%。

然而，萬眾期盼的“嬰兒潮”，在蘇聯并沒有如期而至。

原因很簡單，也很殘酷：蘇聯傷得太重了，重到了傷及元氣的地步。

首先是醫療系統的全面崩壞。

四年的焦土抗戰，幾乎摧毀了蘇聯西部所有的基礎設施。

醫院被炸毀，藥品奇缺，醫生和護士大量犧牲在前線。

戰后重建需要大量資金，而這筆錢蘇聯拿不出來。

基礎設施的恢復也是一拖再拖，許多地方的衛生條件倒退回了中世紀。

痢疾、傷寒、肺結核，此刻又變成了奪命的死神。

那些僥幸從戰場回來的男人和在后方苦苦支撐的女人，他們的身體素質在長期的營養不良和過度勞累中早已透支。

緊接著，天災降臨了。

1947年，一場罕見的大旱席卷了蘇聯產糧區，大饑荒爆發了。

在饑餓的折磨下，就算是勉強活下來的人身體機能也降到了最低點。

加上瘟疫趁虛而入，身體強壯的成年人都扛不住，更別提那些剛剛出生的嬰兒了。

以羅斯托夫市為例，在饑荒最嚴重的時期，整個城市的嬰兒數量急劇減少了60%以上。

要么是根本生不出來，要么是生下來不久就夭折了。

如果算上二戰前的大饑荒（約800萬人死亡）和大清洗（約70-120萬人死亡），蘇聯在短短幾十年間，折損了全國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蘇聯的“15后”至“20后”這一代，尤其是男性人口，幾乎被連根拔起。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幾十年后，當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這三位出生于“05后”和“15前”的老人相繼去世后，蘇聯政壇會出現嚴重的人才斷層，最后不得不把接力棒交給了年輕得多的、出生于30年代的戈爾巴喬夫。

如果人口不能快速恢復，那么蘇聯即便贏得了戰爭，也會在和平中慢慢失血枯萎。

02

對于莫斯科的決策者而言，人口就是戰略資源，必須有人去生育。

面對“男少女多”的極端困局，蘇聯宣傳部門首先出動，通過塑造榜樣來引導社會風氣。

很快，蘇聯各大官方報紙的風向變了。

《真理報》和《紅星報》這些平日里嚴肅討論國際局勢和生產指標的報媒，開始出現了一個個特殊的欄目。

在這個欄目里，編輯們會精心地挑選出一批年輕的戰斗英雄。

他們的照片被印在最顯眼的位置，一個個穿著嶄新的軍裝，胸前掛滿了勛章，眼神堅毅，英氣逼人。

照片下方，不僅附有他們詳細的戰斗功績、個人簡介和政治背景，更重要的是，還附上了一段深情的“征友宣言”以及真實的通信地址。

國家號召全國所有的單身女青年，尤其是那些覺悟高的共青團員們給這些素未謀面的英雄寫信，向他們表達愛慕，與他們建立聯系。

這是一場由國家主導的浪漫行動——嫁給英雄不僅是個人的幸福，更是對國家的忠誠。

起初效果似乎不錯。成千上萬信件像雪片一樣飛向了模范英雄們。

然而，蘇聯有數千萬適齡單身女性，報紙上刊登的那幾十、幾百個英雄只不過是杯水車薪。

這種“點對點”的精英配對效率太低。

更何況，從寫信到見面再到結婚生子，中間有很多不確定性，國家等不起。

既然誘導不夠快，那就加上強硬政策。

早在1941年11月，戰爭最膠著的時候，蘇聯就通過了一項特殊的稅收政策——“單身稅”，也被稱作“無子女稅”。

戰后，為了逼迫人口增長，這項稅收政策被執行得更加嚴厲。

根據規定，蘇聯所有20歲到50歲的無子女男性，以及20歲到45歲的已婚無子女女性，都在征收范圍內。

這項稅收的邏輯簡單粗暴：你沒有為國家養育后代，那就是在占國家的便宜，你就必須掏錢來補償國家。

對于當時的蘇聯男性來說，這簡直就是一種羞辱。

民間憤怒地將這項稅收戲稱為“蛋稅”，意味著只要你是個男人，只要你具備生理功能，你就得交稅。

不管你是傷殘老兵還是在大后方沒日沒夜工作的工人，只要你沒孩子，就得從微薄的收入中拿出很大一部分上交。

在窮苦的農村，每個村子都有幾個沒有收入來源的單身漢，他們每年也必須上交150盧布。

而對于那些有工資的人，如果月收入在71到90盧布之間，必須上交5%；超過90盧布，則要上交6%。

在那個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幾盧布可能就是全家人幾天的口糧。

隨著1944年政策的收緊，征稅范圍甚至擴大到了那些已經有了孩子的家庭：如果你只有一兩個孩子，這是遠遠不夠的，依然可能面臨罰款或額外征稅。

這種“懲罰性征稅”在社會底層激起了巨大的怨氣。

男人們憤怒地咒罵：“難道還要我去搶個女人生孩子嗎？”

而那些因戰爭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兒子的婦女，面對稅務官的催繳單，更是感到一種透骨寒意。

蘇聯統治者并非不知道民間的怨言，但在“人口危機”下，個體的痛苦被默認為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這項稅收雖然名聲極臭，但它確實為蘇聯戰后的國庫補充了急需的資金，又像一條鞭子，抽打著每一個適齡男女趕緊走進婚姻，趕緊生孩子。

與此同時，一場關于“神圣母親”塑造運動悄然開始了。

曾經，《真理報》和《紅星報》上連篇累牘宣傳的是“忠貞不渝的愛情”和“牢不可破的神圣婚姻家庭”。

但現在取而代之的，是對“英雄母親”這個光榮稱號鋪天蓋地般贊美。

貼在墻上的巨幅宣傳畫上，一個體態豐滿健康、笑容燦爛的母親，幸福地懷抱著好幾個孩子，周圍還圍著一群孩子。

至于孩子的父親？

在這個畫面里是缺席的，是不重要的。

國家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高規格，向所有生育了多個孩子的女性授予“英雄母親”的光榮勛章。

具體的獎勵標準也很有人：女性生育超過10個孩子，即可獲得“英雄母親”勛章，并獲得一筆不小的現金補貼。

除此之外，她們還享有極其豐厚的物質獎勵和至高無上的社會地位。

她們的孩子在入托、上學、參軍、分配工作等所有方面，都享有第一優先權。

在這個物資配給制的國家里，這意味著你的孩子能喝到牛奶，能穿上暖和的棉衣，能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為了樹立典型，官方大力宣傳了一位名叫瓦倫蒂娜·瓦西爾耶娃的女性。

據報道，她與其丈夫在40年的時間里，竟然生下了69個孩子（16對雙胞胎、7組三胞胎和4組四胞胎，僅2個嬰兒夭折，67個存活至成年。）。

這個案例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紀錄，但在當時的蘇聯，瓦倫蒂娜·瓦西爾耶娃就是一尊活著的“神像”。

她的照片被掛在每一個婦產科醫院的走廊里，她的事跡被編成故事在廣播里反復播放。

她不再僅僅是一個女人，她是國家意志的化身。

哪怕沒有丈夫，哪怕只是露水情緣，哪怕孩子的父親只是一個過客。

你們不必在乎那個男人是誰，也不必為沒有婚姻而感到羞恥。

因為國家會替那個缺席的父親來養育這些孩子，你們和你們的孩子都將是這個國家最受尊敬的英雄。

這是一種極度實用主義的倫理重構。

在生存面前，傳統的貞操觀、婚姻觀被統統打碎。

甚至在一些地方，為了配合這一政策，出現了一些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一些身體健康的男性被默許擁有多個伴侶，目的就是繁衍后代。

對于那些渴望成為母親的蘇聯女性來說，這既是一種解脫，也是一種悲哀。

她們終于可以正大光明地擁有自己的孩子，而不必背負罵名。

但同時，她們也不得不接受一個殘酷的現實，她們無法擁有一個完整的家，只能獨自承擔起撫養后代的重任。

然而，即便政策已經放寬到了這種地步，即便國家已經把道德門檻降到了地板上，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男人不夠用。

無論怎么征稅，無論怎么宣傳，物理上的性別缺口是無法填補的。

于是，蘇聯高層做出了一個更加大膽、更加顛覆的決定。

因為到了50年代末，根據人口普查數據，蘇聯女性比男性的數量依然整整多出了1270萬人。

這1270萬的缺口，是實實在在的人數差距。

即便所有的幸存蘇聯男性都拼命配合，即便所有的蘇聯女性都愿意成為單身母親，現有的男性基數依然無法滿足如此龐大的生育需求。

更何況，幸存下來的男性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傷殘人員，早已喪失了勞動能力和生育能力。

這不僅僅是未來的隱患，更是當下的危機。

就在蘇聯高層苦思冥想、幾乎絕望之際，他們的目光最終投向了一群人。

那是一群特殊的人，他們是一群戰犯，一群此刻正戴著鐐銬、在苦寒之地艱難求生的人。

03

50年代的西伯利亞戰俘營。

那里關押著近500萬名軸心國戰俘。

這其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引起了蘇聯高層極大的興趣——幾十萬名日本戰俘。

這是一群極其特殊的囚徒。

幾年前，蘇聯紅軍橫掃滿洲里，將這支曾經不可一世的關東軍徹底擊潰。

對于蘇聯人來說，日本人是世仇。

從日俄戰爭的恥辱，到諾門罕戰役的挑釁，再到二戰期間在遠東的牽制，新仇舊恨交織在一起。

最初，蘇聯人對待這些日本戰俘的態度只有一個字：罰。

蘇聯將這些戰俘像牲口一樣塞進悶罐車，一路向西，運往那些苦寒之地——西伯利亞、遠東、中亞。

在著名的共青城建設工地上，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圖的電車廠里，在那些深不見底的礦井和渺無人煙的伐木場，到處都能看到身穿破舊軍服、面黃肌瘦的日本戰俘身影。

起初，看守他們的蘇聯士兵滿懷恨意，稍有懈怠便是皮鞭和槍托。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一種微妙的變化發生了。

蘇聯的管理者們驚訝地發現，這些日本戰俘和他們之前接觸過的德國戰俘不太一樣。

德國人雖然技術好，但骨子里帶著傲氣，經常組織罷工或消極怠工。

而日本人，在經歷了最初戰敗的沮喪和恐懼后，表現出了一種近乎變態的順從和勤勉。

無論是多么繁重的工作，無論是多么惡劣的環境，只要給口飯吃，這群日本戰俘就會默默地干下去。

他們紀律嚴明，甚至在沒有監工的情況下也會自覺完成定額。

更重要的是，這些戰俘中有相當一部分技術兵種，他們受過良好教育，比如工程師、機械師、醫生或者測繪員。

他們既聽話，又有一技之長。

例如在共青城的建設中，就有接近40000名日本戰俘參與。

他們不僅充當了最底層的苦力，還參與了復雜的城市規劃和建筑施工。

阿拉木圖那座著名的電車廠，如果沒有日本戰俘的技術支持，根本無法按時投產。

除此之外，這幾十萬人幾乎清一色都是青壯年男性。

他們大多在20歲到40歲之間，身體雖然瘦弱但底子還在，正處于生命力最旺盛的階段。

一邊是1270萬渴望家庭和孩子的蘇聯單身女性，一邊是幾十萬身強力壯、被圈禁的戰俘。

很快，一項在當時看來驚世駭俗內部指令從莫斯科悄然下達：允許，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鼓勵，蘇聯女性與外國戰俘，特別是表現良好的日本戰俘接觸。

這是一個極度冷酷卻又高明的陽謀。

對于那些被關押了數年、早已對回國不抱希望的日本戰俘來說，這無異于絕處逢生。

一個在西伯利亞寒風中瑟瑟發抖、每天啃著黑面包、隨時可能死于過度勞累的戰俘，突然和一位蘇聯姑娘合法居住在一起。

這不僅僅是生理上的誘惑，更是心理上極大的撫慰。

蘇聯官方還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只要戰俘愿意與蘇聯女性結婚，并在當地定居，他們就可以立刻摘掉“戰俘”的帽子，獲得合法的居民身份。

他們不再需要住在擁擠骯臟的集中營里，而是可以搬進妻子的家中。

他們還可以獲得一份正式的工作，擁有和蘇聯公民同等的工資待遇。

對于那些擁有特殊技能的戰俘，國家甚至會給他們分配專門的住房，提供優厚的津貼。

于是，在西伯利亞的農莊里，在遠東的城市街頭，開始出現了一對對奇異的組合：身材高大魁梧的蘇聯女性，挽著一個個身材相對矮小的東方男子。

這種結合，起初在民間也引起過非議。

讓曾經的敵人睡在自己丈夫或兒子的床上，對于許多蘇聯家庭來說，情感上難以接受。

但家里壞了的屋頂需要人修，地里的莊稼需要人收，沉重的煤桶需要人提。

而這一切，那些沉默寡言的日本男人為了活下去，都會積極表現，積極去做。

這些日本戰俘為了保住這來之不易的安穩生活，往往對妻子言聽計從，對孩子視如己出。

不僅如此，這個政策還有效地解決了人才流失的問題。

許多日本戰俘其實是各行各業的精英。

如果在戰后直接遣返，他們回到日本后將成為日本重建的基石。

而現在，通過婚姻這根紐帶蘇聯成功地將這批技術骨干“截留”了下來。

他們改了俄語名字，入了蘇聯籍，生下了一群混血的孩子。

這些孩子說著流利的俄語，能夠完全融入了這個國家。

對于蘇聯來說，這簡直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既解決了戰俘的管理難題，又填補了勞動力的缺口，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借種”的方式，有效地緩解了那令人絕望的人口危機。

多年以后，這些決策看起來充滿了荒誕與諷刺，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戰爭摧毀了一代人，但活著的人還要繼續活下去。

蘇聯用一種近乎冷血的實用主義，完成了一次國家的自我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