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宋慶齡還難請？中央曾三次邀請她擔任要職，卻都被婉拒，為什么

1955年深秋，北京，一塊寫著“一零一中學”的新校牌悄悄豎起。站在操場邊的王一知望著工人把校牌固定，輕聲說了句：“從‘一’再出發。”她的同事聽得一頭霧水：這位黨齡比校園里一半教師的年齡都大的女校長，原本完全可以進教育部，甚至更高的位置，為什么偏要守著這所普通中學？

追溯時間，要回到1901年10月的湖南芷江。那一年，王一知呱呱墜地，卻沒得到父親哪怕一句喜悅。因為她是女娃，家里立刻添了小妾、造了男嗣，嬰兒時期的王一知甚至差點被送給別人撫養。冷遇帶來倔強，她十四歲只身考進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師范，用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硬是讀完全部課程。有人回憶：“那姑娘一身補丁衣裳，可腰桿比誰都直。”

1925年，她和張太雷結成革命伴侶，既是同志，也是夫妻。短暫幸福只持續到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槍聲響起。張太雷犧牲，遺下剛滿月的兒子。深夜的上海弄堂，王一知抱著孩子，聽到遠處巡捕的哨音，她把哭聲咽進喉嚨，決定繼續干地下交通員。自此，黨內出現了一個代號“051”的女無線員，她熟記電碼、拆裝天線，比多數技術員都熟練。

抗戰爆發，王一知與龔飲冰夫婦檔再闖上海。三部秘密電臺在石庫門里屋晝夜運轉，情報源源不斷送往延安。1942年夏夜，日軍特高課撲來，她搶在敵人砸門之前燒毀密碼本，還順手把沾滿汗漬的鍵盤塞進炭爐。等沖出封鎖時，她背后那間里屋已被火光吞沒。多年后說起此事，她只答：“不是膽大，是活路只有這一條。”

時間來到1949年3月。西柏坡窯洞里，毛澤東與她見面，說：“同志，革命快勝利了，得換打法，到前臺干點公開工作吧。”周恩來也勸：“你在婦女戰線資歷深，去北平主持籌建婦聯如何？”王一知笑了笑，留下“回去想想”四個字。轉身出了窯洞，她卻拉住管理員打聽哪所中學缺人手。第一次邀請，她沒答應。

同年十月，新中國宣布成立，第一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召開。會場外，老同學鄧穎超把她拉到角落：“籌備組少你不行！”王一知卻拿出一摞備課筆記：“當老師更急，孩子們等開學。”第二次邀請，再次婉拒。鄧穎超暗嘆：“這人，比宋慶齡都難請。”

中央第三次發函，是1950年初春。組織部要調她進教育部任司長。有人提醒：“干幾年，副部長跑不了。”她在回執上寫下八個字：“請批準留基層工作。”語氣平靜，卻擲地有聲。自此，教育部再未提調令，但很多干部子弟從北師大二附中到一零一中學，陸續成為她的學生。

一零一中學掛牌那天，學生好奇：“校長為什么取這個數字？”王一知把粉筆往黑板上一敲：“過去的成績算一百，咱們把它清零，重頭來過。”這一句看似輕描淡寫，卻包含她對個人榮譽的看淡，也道出她始終拒絕高位的緣由——教育是長線，官職是短期，她更愿意把自己耗在漫長的課堂里。

教學之外，她還有一套獨特“規矩”。干部子弟必須與普通學生混一起，不許單獨列隊；每學期至少到工廠勞作兩周；學生犯錯，先寫技術分析，再寫檢查。周總理來校時點頭：“群眾路線用在校園，也行得通。”有人打趣：“王校長不像校長，倒像連長。”她卻笑答：“青少年就是連隊，紀律得先立。”

1978年，王一知年逾七旬，組織勸她休息。她說：“再教五年，把這屆送畢業。”1983年夏天，她最后一次站在講臺，寫下“求實”二字。當晚便把粉筆盒留在辦公室，空手走出校門。校門口送行的學生排到馬路對面，她只揮手：“讀書要頂真，不頂真別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