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紅杏……我的紅杏……”父親得了老年癡呆，嘴里整天就念叨著這個陌生的名字。
我看著他日漸渾濁的眼睛，決定帶他回一趟陜北。
四十多年了，那個叫棗花溝的地方，那孔窯洞，還在嗎？
我父親陳衛國，病了。
醫生給這個病取了個洋氣的名字，叫阿爾茨海默癥。我們家請的那個胖保姆，說話實在，她說，這不就是老年癡呆嘛。
確實是癡呆了。
他的記憶，像一塊被蟲子蛀得到處是窟窿的爛木頭，風一吹，就往下掉木屑。
昨天發生的事，今天睜開眼就忘得一干二凈。早上剛喝完一碗小米粥，下午就拍著桌子，嚷嚷著餓，說我們虐待他，不給他飯吃。
他有時候，會把我，他的親兒子陳實，錯認成他年輕時在北京某個工廠里的工友，一巴掌拍在我的肩膀上，神秘兮兮地說：“小王，下班了，別回家，走，去我那兒喝一杯去，我藏了瓶好酒。”
有時候，他又會把家里那個五十多歲，體態臃腫的胖保姆，當成當年他們廠里的會計，拉著人家那雙粗糙的手，小聲地問：“張會計，我這個月的糧票，發了沒有啊？我家里還等著下鍋呢。”
他的世界，亂成了一鍋熬糊了的粥，分不清過去和現在。
但在他那鍋亂七八糟的粥里，有兩樣東西，是清晰的，像熬不化的兩顆冰糖。
一個名字。
一首不成調的歌。
天氣好的時候，他總是一個人坐在陽臺那把吱呀作響的藤搖椅上，曬著太陽，嘴里像念經一樣，一遍一遍地，用一種近乎夢囈的、含糊不清的聲音念叨著：“紅杏……我的紅杏……”
念叨累了，他就會哼起一首曲子。那曲子沒有詞，調子也哼得顛三倒四，七零八落，但仔細聽，能聽出那股子高亢又蒼涼的味兒，是陜北的信天游。
“……下一個卯時你就起身，我知道你走，你不要回頭……”
他一邊哼，一邊用那雙干枯得像一對雞爪子似的手指，在自己的膝蓋上，輕輕地打著拍子。那雙曾經能拉開一架沉重的手風琴，能寫出一手漂亮文章的手，如今，連拿穩一個饅頭都費勁。
我看著他，心里不是滋味。
說實話，我跟他不親。
我從小就不怎么喜歡他。他年輕時，是個典型的文藝青年，身上總帶著一股子酸腐的書卷氣。
成天不是抱著一本厚厚的書看，就是拉他那架寶貝得不行的手風琴。我媽還在的時候，就總數落他，說他那一套，當不了吃，也當不了穿，是個百無一用的書生。
我大概是隨了我媽，是個務實的人。
我沒他那些文藝細胞，大學畢業后就下海經商，開了公司，做了不大不小的高管，每天忙得腳不沾地，應酬不斷。
我覺得，人活著，就得奔個前程，掙點實在的東西，比如房子，車子，票子。
我一直不理解他，也不想去理解。我覺得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
直到他病了。
醫生說，這種病，沒得治，全世界都沒辦法，只能拖著。保持心情愉快，多接觸一些熟悉的環境和人，或許能延緩病情。
熟悉的環境？熟悉的人？
他連我這個天天在他眼皮子底下的兒子都不認識了，還有誰，是他熟悉的？
一個周末的下午，我幫他收拾那個堆滿了舊書和雜物的書房。在他一個上了鎖的、積滿灰塵的舊木箱子底，我翻出了一本日記。
日記本的封皮，是深藍色的硬殼，已經磨得起了毛邊，邊角都露出了里面黃色的硬紙板。
我鬼使神差地，打開了它。
日記里，記載著一段我從未聽說過的，屬于他的，也屬于那個荒唐年代的青春。
上世紀七十年代，陜北，黃土高原，一個叫“棗花溝”的貧困村莊。
還有一個叫“劉紅杏”的姑娘。
日記里，他親昵地叫她“紅杏”。
“今天，紅杏又來我們知青點送自己家樹上打的棗了。她把最大最紅的幾顆，偷偷塞給了我。她沖我笑，牙齒真白，像雪。”
“我給紅杏拉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她聽不懂歌詞是什么意思，但她聽得很認真。她說，這洋曲子，比村里二叔公辦喪事時吹的嗩吶好聽。”
“紅杏說，她喜歡我。她拉著我的手，跑到了窯洞后面的那個山坡上。天上的月亮，真圓，真亮，像個大銀盤。我抱著她，她身上有股好聞的皂角味。我們說好了，等運動結束，我就帶她回北京。”
日記的最后，停在了1978年的秋天。
最后一頁，只有一句話，字跡非常潦草，像是匆忙中，用盡全身力氣寫下的。
“等我，我安頓好就回來接你。”
我合上日記本，感覺心里像被什么東西狠狠地堵住了，又酸又脹，說不出的難受。
我走到陽臺，看著那個還在哼著信天游的，已經變得像個孩子一樣的父親。
我突然想知道，那個叫紅杏的姑娘，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那個叫棗花溝的地方，到底發生了什么。
我做了一個連我自己都覺得有些沖動的決定。
我向公司請了一個長假，把所有的業務都交給了副手。
我要帶他，回一趟那個叫棗花溝的地方。
不為別的，就為了讓他那鍋已經快要涼掉、快要凝固的記憶之粥里，再多一點點，哪怕只有一點點的熱氣。
去陜北的火車，是綠皮的，速度很慢。
車廂里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味道，泡面味，汗味，還有劣質香煙的味道。
“哐當，哐當”，火車碾過鐵軌的接縫，像一個永遠走不動路的老頭，不停地嘆著氣。
父親大部分時間，都很安靜。他只是呆呆地，透過那扇滿是劃痕的玻璃窗，看著窗外那些飛速倒退的田野和村莊。
有時候，他會突然清醒過來。
他指著窗外一片光禿禿的黃土山，對我說：“實啊，你看那山。當年，我們就跟那樣的山較勁。一鋤頭下去，半天挖不出個坑，手上全是磨出來的血泡。”
他又指著遠處的一個看起來很破敗的小村落：“當年我們住的窯洞，就跟那差不多。冬暖夏涼，就是黑，白天都得點煤油燈，熏得人鼻孔里全是黑的。”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那雙渾濁的眼睛里，會閃過一絲我從未見過的，奇異的光彩。
但這種清醒，就像劃過夜空的流星，非常短暫。
更多的時候，他還是那個癡呆的老人，嘴里輕輕哼著那支不成調的信天游，手指在膝蓋上無意識地敲打著。
我們到了當年的延川縣城。
早已不是他記憶中的樣子了。
高樓大廈，取代了低矮的土坯房。寬闊的柏油馬路，代替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黃土路。
我扶著他，站在縣城最繁華的十字路口。他看著來來往往的汽車和穿著時髦的男男女女，眼神里充滿了茫然和困惑，像一個迷路的孩子。
“這……這不是延川啊。”他喃喃地說，“延川沒這么高的房子。”
我花了兩天的時間。
我跑了縣志辦，又托人找了幾個上了年紀的本地老鄉打聽。
才終于，在一個已經快要退休的、在檔案室工作的老干部的嘴里，確認了“棗花溝”這個已經快要從地圖上消失的名字。
老干部戴著老花鏡，翻著一本發黃的記錄冊，對我說：“棗花溝啊，那地方，窮得很。年輕人早就都跑出來了，沒剩下幾戶人家了。路也不好走，全是土路，下雨天車都開不進去。你們去那兒干啥？”
我說，我爹以前在那兒插過隊，想回去看看。
我們租了一輛底盤很高的國產越野車。
在顛簸的、坑坑洼洼的黃土路上，開了足足三個多小時。車子揚起的黃土，像起了霧一樣。
車窗外，是延綿不絕的黃土高坡，一道道深邃的溝壑，像大地巨大的、蒼老的皺紋。
當那幾排熟悉的、標志性的老窯洞，出現在我們視線的盡頭時，一直沉默著的父親，突然變得異常激動了起來。
他指著車窗外，聲音都在發抖。
“到了……到了！就是這兒！棗花溝！我聞到這味兒了！”
踏上棗花溝這片貧瘠的黃土地的一瞬間，我感覺父親好像變了個人。
他的精神狀態，似乎一下子好了很多。
他扔掉了我硬塞給他的拐杖，步子雖然還有些蹣跚，但卻走得很穩，甚至比我還快。
他像一個熱情而專業的導游，拉著我，給我介紹著這個他生活了近十年的地方，每一個角落，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你看，那兒，那片空地，就是當年的打谷場。秋收的時候，全村的人都在這兒打谷子，熱鬧得很。晚上，沒電，我們就點上篝火，我們這些北京來的知青，就在這兒，給鄉親們唱歌，跳舞。”
“那排窯洞，看見沒？從這邊數，第三孔，就是我們知青點。我住最邊上那孔，窗戶正對著后山的那片棗林。”
“還有那口井，看見沒？現在已經干了。當年，全村就那一口井，水特別甜，涼颼颼的。每天天不亮，村里的姑娘們就排著隊去擔水，嘻嘻哈哈的，像一群嘰嘰喳喳的麻雀。”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著。
午后的陽光照在他花白的頭發上，我仿佛看見了四十多年前，那個穿著一身藍色工裝，意氣風發，給鄉親們拉著手風琴的北京青年。
在父親斷斷續續的講述和指引下，一段被歲月塵封的青春往事，像一幅褪了色的、破舊的畫卷，在我面前，緩緩地，一點點地展開。
我知道了，父親當年是他們那批知青里，最與眾不同的一個。他會拉手風琴，會寫詩，會講一口流利的、帶著京腔的普通話。
他用一架從北京背來的、破舊的“英雄牌”手風琴，和一首首在當時聽起來很新鮮的北京歌曲，像一塊磁鐵一樣，吸引了全村最大膽、最漂亮、也最潑辣的姑娘——劉紅杏。
他們在金黃的打谷場上，借著給生產隊干活的名義，偷偷地見面。
他們在窯洞后面的那個長滿了酸棗樹的、無人的山坡上，借著清冷的月光，許下了非卿不娶、非君不嫁的海誓山盟。
父親說，紅杏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亮得很。她的辮子，又粗又長，黑得發亮。她笑起來的時候，有兩個小小的酒窩，甜得像蜜。
但故事的結尾，卻是模糊的，破碎的。
父親的記憶，到了這里，就像一臺卡了帶的老式錄音機，開始顛三倒四，語無倫次。
他只記得，1978年的那個秋天，他突然接到了可以返城的通知。
他和紅杏，為此大吵了一架。
紅杏哭著，拉著他的手，不讓他走。她說，你走了，就再也不會回來了。北京那么大，那么好，你不會再想起我們這個窮山溝了。
他說，他必須回城。他的母親生了重病，家里來了電報，需要他立刻回去照顧。
他只記得，自己是在一個起了大霧的清晨，天還沒亮，就偷偷離開的。
他沒敢跟紅杏告別。
他怕看見她哭的樣子。
他日記的最后一頁，那句“等我，我安頓好就回來接你”，像一個無聲的、蒼白無力的承諾。
可這一走，就是四十年。
他不知道，在他離開的時候，紅杏的肚子里，已經悄悄地，有了一個小小的生命。
我們一路打聽，找到了當年劉紅杏家的那孔窯洞。
窯洞已經被翻新過，墻壁用白灰刷得雪白，破舊的木窗也換成了明亮的玻璃窗。門口用半人高的籬笆圍了一個小小的院子，里面種著幾株高大的向日葵，開得正艷，像一張張金黃的笑臉。
看起來，很有生氣，不像沒人住的樣子。
一個正在門口石頭上納鞋底的鄰居大娘，看見我們兩個陌生人，好奇地抬起頭，問我們找誰。
我說明了來意。
大娘恍然大悟，放下了手里的活計。
“哦，你們是找紅杏啊！哎喲，那你們可找錯地方咯。紅杏現在不住這兒了，她可是我們這兒的大能人，大老板，早就在鎮上蓋了大房子，搬到鎮上去住了。”
“不過啊，”大娘又說，語氣里帶著幾分羨慕，“她這孔老窯洞，一直沒賣，還花錢讓人打理得好好的。她隔三差五的，還會回來住上幾天。她說，這里是她的根，不能忘了。”
大娘咂了咂嘴，壓低了聲音，又神秘兮兮地補充了一句：“今天好像她家來客人了，她那個當大官的兵兒子，開車回來了。那車，黑色的，亮得很，比鎮長坐的還好呢！”
聽到“兒子”兩個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也沒多想。畢竟過了這么多年，人家結婚生子，再正常不過了。
我攙扶著父親，走到了那孔既熟悉又陌生的窯洞前。
父親的呼吸，變得急促了起來。
他那雙因為老年斑而顯得有些渾濁的眼睛里，閃爍著一種我從未見過的，近乎孩童般的期待和膽怯。
他掙脫開我的手，顫顫巍巍地，一個人，走到了那扇漆著紅漆的木門前。
他抬起那只干枯的、布滿老年斑的手，卻遲遲不敢敲下去。
“紅杏……紅杏啊……你在家嗎？”
他像四十年前那個青澀的少年一樣，用帶著濃重京腔的口音，對著那扇緊閉的門，小聲地，試探性地，呼喚著。
窯洞的門，“吱呀”一聲，從里面被拉開了。
門口的光線，有些暗。
我扶著父親，瞇著眼，往里看。
門口，并沒有出現我們想象中那個滿臉皺紋、步履蹣跚的老太太。
站著的，是一個身姿挺拔如松的年輕軍官。
他大約四十歲左右，穿著一身筆挺的、熨燙得沒有一絲褶皺的軍裝，麥色的皮膚，棱角分明的臉龐，眼神明亮而銳利。
他的五官輪廓，和他身上那股子英氣勃發的氣質，竟和……竟和我父親年輕時照片上的樣子，有著驚人的、近乎七八分的相似！
陳衛國徹底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