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東亞陶瓷史研究國際研討會”會議紀要

與會者合影

2025年10月25日至26日，由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主辦的 “2025東亞陶瓷史研究國際研討會”在山西考古博物館張頷書院順利召開。來自韓國高麗大學、韓國民族文化遺產研究院、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出光美術館、筑波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山西大學、景德鎮陶瓷大學、浙江錢塘高等研究院、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山西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古建筑與彩塑壁畫保護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深圳市文物管理辦公室、深圳望野博物館等國內外科研機構和高校的近50位學者及來自韓國高麗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山西大學的20余名研究生參加了本次研討會。與會者分享了近年在東亞陶瓷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內容涉及了中國北方陶瓷在多地區和國家間的文化流動，提供了豐富且多元的研究視角，現場學術氛圍濃烈。

開幕式

10月25日上午，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范文謙研究員主持開幕式，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長于振龍與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長鄭建明教授先后致辭。

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長于振龍

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長于振龍在致辭中，首先對各位專家學者的遠道而來表示熱烈歡迎。他提到，近年來，山西陶瓷考古領域成果豐碩，不斷刷新了學界對北方陶瓷發展史的新認知，也展現出山西地區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期待國內外學者暢所欲言，交織碰撞出更多學術思想的新火花。

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長、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鄭建明

而后，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長鄭建明教授對本次研討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他認為，北方陶瓷不僅塑造了中國瓷業的多元格局，更通過陸海絲路成為東亞文明交流的核心載體。太原作為古晉陽故地，是北方陶瓷運輸的重要樞紐，近年來更有多項考古新發現為學術研究提供了珍貴實證，在此舉辦研討會，恰是 “以地為證、以瓷為媒” 的學術選擇。他認為東亞陶瓷史研究系列研討會已成為跨地域學術對話的標志性平臺，并祝愿研討會圓滿成功。

（左）中國古陶瓷學會會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孫新民 （右）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王小蒙

第一場：“中國北方陶瓷考古新進展”

本次研討會共分為四場專題。第一場分三個報告，由中國古陶瓷學會會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孫新民研究員主持，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王小蒙教授擔任評議。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黃信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黃信的報告題目是“定窯分期研究”。定窯是宋代五大名窯之一，是中國歷史上貢御時間最長、文獻記載最多的窯址，其最重要的產品是不施化妝土的精細白瓷。定窯白瓷成為宋元時期士大夫清雅藝術取向的典型代表。1998年定窯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2年“定窯考古資料整理與綜合研究”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定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獲國家文物局批準立項。窯址分期是定窯研究中最基礎、最重要、最核心的問題。黃信依據定窯窯址的4次考古發掘成果，將定窯窯業生產自隋代至明清劃分為九期十四段，以最新考古成果推進定窯分期研究。

王小蒙教授在評議中認為，這一研究成果基于之前的研究成果，細致梳理了歷史背景，并充分結合紀年資料展開。該報告不僅分享了最新的考古發現，還刷新了對定窯發展歷史的認識，尤其是重新分析了定窯和邢窯的關系，為歷史時期的考古做出貢獻。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劉巖

山西霍州陳村瓷窯址榮獲“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劉巖從2022—2023年霍州窯科學發掘資料出發，發表題為“霍州窯仿定之辨”的報告。霍州窯是我國宋元時期北方地區重要的地域性白瓷生產窯場，尤其是元代時期更是北方地區唯一生產細白瓷瓷器的窯場。明初《格古要論》中曾對元代霍州窯有較為清晰的產地記載，但霍窯仿定的判斷，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界對霍州窯真實面貌和其在陶瓷發展史中地位的認識，在強調北方地區宋元瓷業面貌趨同性的同時忽略了不同窯場的差異性特點。劉巖的報告展現霍州窯較為完整的瓷業生產歷史和產品面貌，尤其是厘清細白瓷類產品與定窯細白瓷的關系。以霍州窯這一區域性窯場為切入點，從陶瓷考古學的角度出發，旨在推動學界對古代陶瓷手工業中“細白瓷”類產品的發展脈絡給予更多關注，并深入考察不同時期生產此類產品的窯場所呈現的獨特面貌及其技術傳統，從而豐富學術界對陶瓷生產多樣性與層次性的理解。

王小蒙教授認為該報告基于近年霍州窯的重大考古發現進行了嚴謹可信的分期，通過與定窯的對比，闡釋了霍州窯金代到元代的特征，進而可以說明瓷器的發展和早期新石器時代研究一樣，經歷了從一枝獨秀到滿天繁星的過程。王小蒙教授還提到，隨著考古發現和研究的深入，對中國古代瓷器豐富的面貌和認識會更加深刻。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部主任賈堯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部主任賈堯的報告題為“河津地區區域窯業調查收獲”。河津窯是宋金時期晉南地區重要的制瓷窯場。201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對河津地區古窯址開展區域考古調查，發現古瓷窯址九處，瓷土礦七處，時代自北宋早期至明清時期。本次報告初步厘清了該區域不同歷史時期古窯址的分布范圍、保存現狀及產品面貌等信息。在瓷窯選址方面，金元以前的窯址以靠近水源為首要因素，金元以后的窯址則偏重于靠近原料產地。此外，在固鎮北澗疙瘩地點新發現并清理北宋時期窯爐一座，在窯爐落灰坑內采集到未燃盡的煤塊，證實在北宋時期河津窯已使用煤作為燒瓷燃料。對比宋金時期固鎮窯址的瓷窯爐，在形制與結構上存在明顯差異，部分窯口燒造時間可能上溯至元代。

王小蒙教授在評議中肯定了山西考古研究院對山西地區進行的大面積調查和考察，揭示出之前未見記載的山西陶瓷發展史。該報告展現了河津地區窯址多點分布的形態，區別于有中心區域的霍州窯窯址分布，對窯址分布形態的關注，有助于對窯址生產組織研究的深入。

（左）山西博物院研究員孟耀虎 （右）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項坤鵬

第二場：“中國青瓷在東亞的流通”

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研究員任志錄

本場由山西博物院孟耀虎研究員主持，故宮博物院項坤鵬研究員擔任評議。第一個報告由深圳文物考古鑒定所任志錄研究員發表，題為“關于東北亞的雞首壺”。雞首壺是中古時期新出現的一種器物，這種器物出現于動蕩時期，功能在于引魂歸葬，標志著靈魂歸鄉的思想。雞首壺出現并流行于代表先進文化的東晉王朝南渡衣冠士族墓葬之中，是新興起的一種漢族孝親風俗文化。孝親歸葬具有貌似超越種族的文化意義。同期主要見于東晉地盤，卻不見于五胡風靡的十六國區域。而近年來隔山隔水的東北亞地區如百濟卻不斷出土雞首壺，其中原因是什么呢？任志錄的報告從雞首壺的器物結構、器物功能、文化背景、社會因素及當時東亞、東北亞政治格局等方面討論，認為雞首壺在東北亞的出現，既反映了東北亞地區與東晉王朝的政治外交關系，也代表了東北亞地區諸國對東晉文化的認同和吸收。雞首壺是東晉時期中國南方青瓷的一種典型器物，這種器物不僅在風俗時尚上而且在材質上都代表了一種先進文化。

項坤鵬研究員認為任志錄研究員由面及點地做出了細致的觀察。基于雞首實心、出土于墓葬的特點，引申到歸葬的風俗，并由此關注到雞首壺也是受歸葬風俗的影響和接納。項坤鵬研究員在評議中指出，中國以外的地區，如韓國和東南亞等也都有雞首壺的出土，期待之后能結合更多海外的材料，針對更加廣闊的區域和時間線將研究進一步拓展。

其后，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鄭建明發表題為“北宋晚期龍泉窯的擴張”的報告。北宋是龍泉窯真正形成的時期，雖然龍泉所在的麗水地區在隋唐時期即開始出現窯業，但一直到五代時期，不成體系、分布零星，只有在進入北宋早中期之際，成序列的窯業才在金村地區出現，并由此一路壯大，其窯業技術最終席卷整個東南中國，并遠及西亞和東、北非地區。北宋中期的龍泉窯青瓷，稱淡青釉瓷器，窯場局限于金村地區，生產規模并不大，影響也更多是限于周邊地區。進入北宋晚期，龍泉窯青瓷釉色蒼翠如碧，可以稱為翠青釉，這一時期或類型的瓷器，窯業中心仍舊在金村地區，但迅速沿甌江、閩江一路鋪陳開來，在閩南則稱為“珠光青瓷”。其產品的流布，亦遠超出了窯場所在的周邊地區，北到山東半島，南及北部灣，沿海的城址、墓葬與港口均有廣泛的出土。在政治中心，北宋都城開封州橋遺址出土的龍泉窯瓷器，品質明顯更高一籌，初具宮廷用瓷的風范。海外則至少輸出到了日本地區。這樣的影響力，是以前遠遠沒有認識到的，由此一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龍泉窯至少可以提前至北宋晚期即正式登場。

項坤鵬研究員在評議中總結，龍泉窯的產品在南宋具有很高的質量，元代行銷世界，至于明代則和宮廷使用有著密切聯系，因此北宋的龍泉長期以來沒得到應有的關注，由此體現這一報告的重要性，有助于完整對龍泉窯的認識。

（左）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副院長、教授彭善國 （右）上海博物館研究員陳潔

第三場：“中國北方陶瓷在東亞的流通與影響”

出光美術館學藝部保存·修復課課長德留大輔

本場由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彭善國教授主持，上海博物館陳潔研究員評議。出光美術館學藝部保存·修復課課長德留大輔首先進行題目為“關于日本境內中國北方陶瓷器的流通與傳世問題”的報告，旨在探討華北陶瓷在日本的流通與傳承情況，尤其聚焦于磁州窯系產品。本報告所討論的磁州窯系產品，主要指在鐵灰色素胎上施白色化妝土，并覆透明釉的所謂白釉陶器。同時，對于器形完整、與磁州窯系窯址出土物相似者，即使通體黑釉，亦納入考察范圍。磁州窯系產品出土于11世紀后期至17世紀后期的遺址，分布范圍廣泛，北起日本東北地區，南至沖繩。與常見于各類遺址的龍泉青瓷及福建窯口器物有所不同，磁州窯系器物多見于貴族、武士、城堡及寺院等特定性質遺址。器型以罐最為常見，瓶、盤次之，與南方產品以碗、缽（盂）、盤為主的組合形成鮮明對比。值得注意的是，14世紀罐類出土數量顯著增加。就功能而言，這些罐類最初應是盛裝出口商品的容器，傳入日本后不僅作為日常儲藏器具，亦于“地鎮”祭祀儀式中發揮作用。這些珍貴的14世紀舶來品，部分在后世甚至還作為茶道具使用。另有一部分推測為15至17世紀的碗、缽類磁州窯器物，亦被用作抹茶茶碗融入日本茶湯文化。耐人尋味的是，部分磁州窯系產品在當時并未被視為中國陶瓷，反而被歸為朝鮮半島器物（即所謂“繪高麗”）。由此可見，雖然日本對中國陶瓷的接受以南方產品為主，但在“唐物”（中國文物）意識與相關世界觀形成過程中，中國北方陶瓷同樣作為珍貴舶來品受到重視（盡管有時未被正確識別）。

陳潔研究員在評議中提到，通過德留先生的報告可以得知以磁州窯為代表的北方陶瓷，與通過大規模貿易進入日本的南方陶瓷有著不一樣的使用脈絡和遺址分布。在這一研究中，北方陶瓷在日本的傳世及其在后世的沿用情況尤為關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遺址出土的中國器物實為歷經傳世后再次投入使用的物品，這一現象特別值得關注。陳潔研究員進一步指出，該報告揭示出在16至17世紀以后，高麗茶碗在日本茶道中逐漸占據重要地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對中國器物的誤判。這既反映了當時日本對瓷器的理解與審美取向，也為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學術啟示。

高麗大學考古美術史學系教授金允貞

高麗大學考古美術史學系教授金允貞發表題為“15世紀中國北方陶瓷文化的傳入及其對朝鮮粉青沙器的影響”的報告。既有研究往往將朝鮮粉青沙器出現的原因歸結于內部因素，既有研究往往將朝鮮粉青沙器出現的原因歸結于內部因素，然而其造型與紋飾中涌現的新樣式，則需置于中國北方瓷器文化影響的脈絡中加以理解。15世紀朝鮮的粉青沙器清晰顯示出與遼、金、西夏、元、明代北方陶瓷傳統相聯系的因素。鱉形瓶和扁瓶這樣的器形，以及在大型缽上刻畫魚紋，帶有獸面形口部與把手的小執壺和硯滴，也與北方陶瓷的傳統十分相似。在紋飾方面，朝鮮粉青沙器上的魚紋、雙魚紋、一頭三魚紋等，都是中國北方陶瓷中常見的紋飾。這些因素都可說明粉青沙器是在高麗14世紀末至朝鮮15世紀前期逐漸吸收中國北方陶瓷文化而形成的，而非僅由內部發展的結果。這種北方文化的流入也與高麗末年大量北方流民進入朝鮮半島，同時朝鮮王朝的開國君主李成桂（1335–1408）家族長期以來與女真族群保持緊密聯系有關，在這一過程中，北方的瓷器文化很可能對王室瓷器的制作產生了影響。此外，粉青沙器在朝鮮半島出現的主要原因，與中國北方地區使用化妝土技術來制作瓷器有著密切關系。河南省禹州市窯址、陜西省陳爐耀州窯址等地出產的白地黑花瓷器，在技法與紋飾上都與朝鮮粉青沙器相似，這表明朝鮮初期的韓半島曾經屬于北方陶瓷文化圈的一部分。

陳潔研究員在評議中提到，金允貞教授的研究一直具有寬闊的視野，能夠聯系到各個地區不同的窯業生產，在一個宏觀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精細的研究。陳潔研究員也指出，扁瓶和鱉形器與粉青沙器雖然存在諸多聯系，但在年代上存在較大的差距，目前學者對帶有三魚紋的褐釉扁瓶的定年也有較大的爭議，這些問題還有待于未來隨著資料的完善展開進一步探討。

深圳望野博物館館長閻焰

深圳望野博物館館長閻焰研究員作“韓國出土唐三彩三足鍑產地、時代及流通”的報告。朝鮮半島自商周時期起，便通過東北地區，經遼西走廊進入華北平原，與中原腹地建立起深厚的聯系；至秦漢時期，雙方已形成密切的海上往來，唐代以后交流更趨深入。唐與新羅發生戰爭（公元676年）后，新羅政權控制了大同江以南地區，直至其滅亡（公元935年），這一時期史稱“統一新羅時期”。在此階段，唐與新羅關系尤為緊密，物質與文化交流十分活躍。閻焰館長以1973年韓國慶州朝陽洞山二十番地出土的一件三彩藍斑三足鍑為切入點，將其視作唐與新羅交流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物質遺存。通過細致觀察該器物，并結合中國華北地區歷年考古成果及相關文獻記載，對這件三彩藍斑三足鍑的產地、具體制作年代以及流傳路徑進行了辨析與判斷，試圖重構唐代中后期與朝鮮半島之間獨特的歷史文化圖景。

陳潔研究員在評議中提到，這一題目看似很小，卻能切入非常重要的問題，安史之亂前后中國與朝鮮半島的貿易路線發生了變化，因此在韓國出土的這一件三彩藍斑三足鍑的斷代也就顯得十分重要，與之密切關聯的是貿易路線的變化。

（左）深圳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研究員劉濤 （右）高麗大學考古美術史學系助教授金恩慶

第四場：“東亞陶瓷的文化交流”

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學藝課長代理小林仁

本場由深圳市文物管理辦公室劉濤研究員主持，高麗大學考古美術史學系金恩慶助教授評議。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學藝課長代理小林仁先生以“日本對‘北方油滴’的接受與認知——傳世品與考古出土資料”為題進行報告。在日本，除福建建窯所產的油滴天目之外，尚有一系由山西等地北方諸窯燒造的“北方油滴”流傳。迄今為止，日本境內已知有包括重要文化財在內的北方油滴傳世品，且近年來又首次確認考古出土實例。小林仁的報告從傳世品與出土資料兩方面加以綜述，認為傳入日本的油滴天目可大體分為建窯系與北方系兩大系統，各自伴隨不同歷史背景而被接受。“油滴”一稱系日本所創，室町時期最初特指建窯所產，繼而北方油滴亦納入其中。至江戶時期，“曜變”的定義亦有擴展，使北方油滴在特定語境下被視作曜變天目。由此可見，北方油滴在日本不僅獲得與建窯油滴、曜變天目并列的審美地位，更在日本獨特的美學語境中被賦予新的文化價值并延續至今。盡管其傳入的具體時間與路徑尚存疑點，但作為流傳于日本的中國天目——“唐物天目”之一，北方油滴在東亞陶瓷文化史研究中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學術價值。

金恩慶助教授在評議中認為，通過小林先生的報告可以了解中國北方油滴在日本被接受和認知的歷史。“油滴”這一稱呼在日本最初特指建窯，其他地方生產的油滴后來才被納入到這一范疇內。通過該報告，能夠看出生產國與消費國在看待同一器物上立場的差別，以及日本對中國及中國生產瓷器的看法，具有啟發性。

韓國民族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金貴漢

韓國民族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金貴漢發表了題為“15—16世紀朝鮮白瓷形象的形成與演變”的報告。朝鮮白瓷常被視作是純白而清廉之器。朝鮮時代白瓷消費的增長，被認為與當時重視簡樸的性理學社會思潮密切相關。然而，若僅從士大夫所追求的清廉與儉樸的角度觀察白瓷，則難以正確把握他們對白瓷形象的真實認知。朝鮮初期，白瓷作為金銀器的替代品被確立為御器。隨著“御器”形象的確立，王室與士大夫對白瓷的消費均大幅增加。白瓷因此被視為權勢的象征，常被用以昭示地位、彰顯權威。白瓷質地純凈無瑕，因此常被比擬為大公至正的君子。然而，盡管士大夫往往將白瓷較之金銀玉器來宣傳其相對低廉，但白瓷也并非士大夫可以輕易獲取和日常使用的器物。王室與士大夫注意到白瓷既具備堅實胎體，又能以青花顏料繪制紋樣的特征，因而在其上展現契合自身政治目的與審美趣味的圖像，投射性理學化的意涵。15至16世紀青花白瓷上流行的“歲寒三友”題材的紋飾被士大夫借以表達君子之節操，王室則以此圖像來突出忠節這一品德。由御器形象出發的白瓷，在此過程中逐漸轉化為具有性理學意味的形象。然而，即便如此，白瓷所承載的并非單純的清廉與儉樸，而更在于投射出王室對臣下所要求的忠節，以及士大夫所崇尚的節操與堅貞。

金恩慶助教授在評議中認為，該報告令大家重新認識朝鮮白瓷，了解到白瓷具有彰顯朝鮮王權和威勢的象征。金恩慶助教授還指出，永樂年間的官窯白瓷同樣常見，那么朝鮮士大夫將白瓷解讀為清廉潔白的象征，是朝鮮的獨立改造的結果，還是永樂宣德年間的影響，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左）圓桌會議（右）浙江錢塘高等研究院陶瓷文化研究所教授郭學雷

圓桌會議：“中國北方陶瓷研究的前沿課題”

本場由浙江錢塘高等研究院陶瓷文化研究所郭學雷教授主持。郭學雷教授指出，本次會議發言內容精彩紛呈，展現了突出的東亞視野，令人對國際學者的深度參與充滿期待。在田野考古方面，不僅涌現了前沿的理念與技術，更有諸多新發現推動了認知的更新。海內外重要學者從宏闊的學術視角出發，為陶瓷研究開拓了前所未有的面向。希望大家在圓桌會議中繼續就北方陶瓷的前沿議題分享與討論，為今后的研究提供重要建議與富有啟發性的思考。

孫新民研究員首先分享了河南張公巷窯址的考古發現。張公巷窯址自2017年開始進行了2000多平方米的發掘工作，出土了質量高于之前所發現的器物，器類多達30種以上，面貌與南宋官窯基本相似，且使用的為瓷質窯具。通過對100多件器物進行復原，發現了許多過去不見的器類，有些器型與高麗青瓷非常相似，以鼎式爐為代表，此外也有很多器型與汝窯面貌相似。具有張公巷窯自身特色的器型有八卦爐，具有多種尺寸，器腹見八卦紋，另有透雕的金木水火土。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一件口部有類似云雷文的瓷盤，盤底有模印的龍紋，因此可以確定張公巷窯為當時的官窯，可惜目前還無法確定屬于北宋官窯還是金代官窯。

彭善國教授結合近期在高句麗渤海地區的考古工作實踐，指出陶瓷考古與城市考古之間存在密切聯系。在缺乏明確紀年材料的情況下，瓷器可作為重要的年代判斷依據，只有厘清年代問題，才能進一步準確判定遺址性質。他認為，城市是反映貿易與生活形態的關鍵載體，未來研究應致力于構建東北地區從高句麗、渤海至遼金元明時期陶瓷的流通與消費體系。彭教授透露，計劃在未來幾年內撰寫《遼代陶瓷史》，并將以“生產—流通—消費”為框架，系統梳理這一時期陶瓷發展脈絡，推動斷代陶瓷史研究的深化。

山西省古建筑與彩塑壁畫保護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韓炳華

山西省古建筑與彩塑壁畫保護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韓炳華以晉陽古城考古實踐為例，分享了城市考古中陶瓷研究的新發現。自2011至2021年，考古團隊在晉陽古城布設長達1000米的探溝，發現了一系列陶瓷燒造遺存，包括蘑菇狀窯具、大量窯柱及青瓷、白瓷等實物。特別重要的是，出土的匣缽粘連有精細白瓷，表明該窯口具備燒造高質量白瓷的能力。此前城市遺址中罕見如此集中的窯址，文獻亦無相關記載，此次發現具有重要學術意義。鑒于晉陽曾作為北齊、東魏的陪都，其瓷器來源一直成謎，傳統觀點認為山西地區缺乏窯業基礎。此次發現不僅證實當地具備瓷土資源，也為探尋晚唐五代乃至北齊時期窯址提供了關鍵線索。盡管目前僅發現三座窯爐，但其年代可能上溯至隋代，顯示出該區域早期窯業活動的可能性。

此外，來自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學、筑波大學等各高校和科研單位的專家學者也積極進行分享，并參與討論。

閉幕致辭

在研討會的尾聲，東亞陶瓷史研究國際合作項目的合作方和組織者，高麗大學教授方炳善、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劉朝暉先后致辭。兩位學者皆對本次研討會的圓滿落幕表示衷心地祝賀。

高麗大學考古美術史學系教授方炳善

方炳善教授以“一頭三魚紋”為喻，形象地指出中、日、韓三國在陶瓷文化上的緊密關聯。他表示，正是出于對陶瓷的共同熱愛，大家能夠共聚一堂、熱烈交流。他相信所有參會者都不虛此行，因為能夠聆聽到眾多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與多元視角，令人獲益良多。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劉朝暉

劉朝暉教授在致辭中首先回顧了東亞陶瓷史研究國際研討會自2023年起先后在上海、景德鎮與太原舉辦的發展歷程，強調陶瓷史的研究視野從中國拓展到亞洲乃至全球的重要性，同時指出陶瓷史研究還應進一步關注器物所反映的貿易網絡、社會生活、禮儀制度、思想觀念等深層議題。作為歷史學科的專門領域，陶瓷史不僅要關心器物本身的發展史，更應積極回應歷史學研究中的重要問題。他寄望于年輕一代學者的投入，共同推進陶瓷史的深度探索，也期待未來有更多學界同仁參與和支持東亞陶瓷史研究國際研討會，使這一學術平臺得以持續發展。

攝影：張懷藝

來源：林奕婷、李子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