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東興辭職后，拒絕寫回憶錄：寫了就沒臉再見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1979年深秋，北京的銀杏葉剛變成金黃，一輛老式吉普駛出中南海北門，車上坐著的正是已遞交辭呈的汪東興。窗外風吹得厲害，可他依舊挺直腰背，目光落在車窗上映出的那座熟悉的紅墻——在那里，他緊跟毛主席整整二十六年。此刻的他并未顯得惆悵，更像是放下一副沉甸甸的擔子，準備開啟另一種生活。

接下來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汪東興的辭職正式獲批。他搬入西單六部口新壁街的四合院，周圍是尋常人家的煙火味，距離曾經的辦公地點不到兩公里，卻像跨過了兩個世界。鄰居回憶，汪東興剛搬來時，第一件事便是和夫人栽下一棵梧桐，說是“得讓鳥兒有個歇腳的地方”。

表面上，他和許多老干部無異：讀報、寫字、澆花、散步。可細追時間表，會發現每個環節都透著軍人式的自律——早七點《新聞聯播》，晚八點練字，夜里十點準時熄燈。警衛曾悄悄統計，他每日行走步數由四千減到兩千，但雷打不動。有人問他為何如此堅持，他笑道：“規矩是早就刻進骨子里的，改不掉啦。”

書房占去四合院最明亮的一間。書柜里，馬列原著、毛主席選集占了半壁江山，旁邊夾著《史記》《資本論》和幾本文學雜志。汪東興常說，自己“厚重少文”，得靠補課。他的秘書回憶，深夜燈光透出窗欞，汪老端坐案前，邊做批注邊自言自語：“主席讓我多用腦子，可惜領悟得還是慢。”這種低聲嘀咕，聽著像檢討，卻也透露著清醒。

朋友勸他寫回憶錄，海內外出版社更是輪番上門，稿酬從幾十萬飆到上百萬美元。一次聚會上，有人再提此事，汪東興端茶未飲，抬頭淡淡一句：“寫了就是既得罪活人，也得罪死人，還叫我怎么去見主席？”短短十幾個字，現場立刻沒人再勸。出版商鎩羽而歸，卻難掩失望，只能退而求其次，從旁人口中搜羅材料，于是各種“汪東興傳”開始流行，他本人卻一次未置可否。

假冒之書風行一時，他并非毫不在意。2001年，他與律師商議起訴某作者。組織上考慮輿論風險，勸其止步。他聽完，合上卷宗，平靜地說：“大風大浪都見過，不必讓后輩為難。”話雖輕，卻透出久經考驗的政治敏感。同年冬，他索性把所有相關剪報打包鎖進柜子，再未提及。

值得一提的是，汪東興對家鄉來人十分熱絡。江西弋陽干部進京匯報工作，他常備一壺綠茶、一盤家鄉麻糍，邊聽邊點頭。1995年，江西電視臺拍紀錄片《方志敏》，拍攝組原以為最多聊一小時，沒想到從上午九點談到下午兩點。他詳細講述方志敏的犧牲經過，還轉述了一段1953年毛主席途經莫干山時的話：“弋陽出了英雄方志敏，我敬佩他。”拍攝組連連稱奇，許多細節此前無人知曉。

退休生活看似寧靜，卻少不了對舊日歲月的回望。一次閑聊，警衛問他最難忘的場景是什么。他略作沉思，說：“1960年，主席把我從江西調回北京，他老人家說‘人還是舊的好一點’。那句話讓我警醒：信任來之不易，得用一生去守。”聲音不高，卻擲地有聲。

晚年體檢報告并不理想，高血壓、心臟病接踵而至。醫生建議減少閱讀時間，他笑言“眼睛還能使就別浪費”。于是從汪宅經過，總能看到窗邊那盞臺燈。書頁翻動聲不大，卻讓夜色顯得格外安靜。友人閻長貴曾對旁人說：“汪老其實什么都懂，只是不愛張揚。”

2015年8月21日凌晨，北京醫院傳出消息：汪東興因病醫治無效，享年百歲。治喪小組整理遺物時，在書桌夾縫發現一張便簽，上書六個字：“謹守分寸而終。”落款日期是他辭職當年的冬至，字跡遒勁。工作人員站在書房里，許久未發一語，只有墻上那幅隸書“實事求是”靜靜垂掛。

社會輿論紛至沓來，對他拒寫回憶錄的堅持議論不休。有人惋惜失去一手資料，有人稱其顧全大局。無論評價如何，那張便簽給出了最樸素的答案：分寸。對汪東興來說，分寸守得住，歷史自有后來人去梳理，他本人不必再添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