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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本文基于歷史事件進行文學化改編創作，部分情節、對話及細節為藝術加工，旨在呈現歷史故事的戲劇張力，不代表歷史絕對真實。請讀者理性看待，勿將虛構情節與歷史事實混淆。
1967年10月17日，北京城的夜風已經透著一股深秋的肅殺。在人民醫院的病房里，那臺早已有些老舊的心電監護儀發出了一道平直而刺耳的長鳴聲。
病床上的人停止了呼吸。
那個曾經坐在太和殿龍椅上接受萬人跪拜，后來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里改造了十年的“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終于走完了他這荒誕又傳奇的一生，享年61歲。
站在病床前的李淑賢，并沒有像外人想象的那樣呼天搶地，她只是靜靜地看著那張被病痛折磨得脫了相的臉，那張臉此時呈現出一種死灰般的平靜。
作為溥儀的第五任妻子，也是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賢此刻腦子里蹦出來的第一個念頭，竟然不是悲傷，而是一種令人心悸的解脫。
這一瞬間，她甚至下意識地揉了揉自己酸痛的腰。
終于結束了。
這幾年來，尿毒癥像個貪婪的惡鬼，一點點吸干了溥儀的生命，也幾乎耗盡了李淑賢所有的耐心。她是個護士，但在家里，她更像是一個全天候的高級保姆。從督促吃藥到伺候大小便，那個曾經擁有天下的男人，在生命的最后階段，脆弱得像個離不開娘的嬰兒。
那種日復一日在氨水味和中藥味里煎熬的日子，終于在這一聲“嘀”的長鳴中畫上了句號。
護士推門進來，動作熟練地拔管、蓋單子。李淑賢機械地配合著，眼神卻不自覺地飄向了床頭柜。那里放著溥儀生前最后的一點私人物品：一塊手表，幾支鋼筆，還有一個磨損嚴重的錢包。
那一刻，解脫感迅速退去，一股巨大的、寒冷的恐慌像潮水一樣涌了上來。
人走茶涼。
這四個字像一塊巨石壓在了她的心頭。
在這個特殊的年代，溥儀不僅僅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的一把保護傘。因為溥儀的特殊身份，他們有著特供的糧食，有著國家發放的高薪，甚至還有專門的保護政策。
可現在，傘塌了。
她李淑賢今年才42歲，膝下無兒無女。明天太陽升起之后，她就不再是什么“皇妃”，也不是什么受照顧的對象，她將只是一個住在東冠英胡同里、無依無靠的普通寡婦。
沒了特供，沒了那份高額的薪水，她以后吃什么？喝什么？
旁邊傳來了低低的啜泣聲，是溥杰趕到了。
李淑賢猛地回過神來，她必須哭，而且要哭得比誰都傷心。這不僅是給活人看的，也是給自己這充滿變數的后半生哭喪。
“老溥啊！你怎么就這么走了啊！”
一聲凄厲的哭嚎在病房里炸響，李淑賢撲通一聲跪倒在床前，雙手死死抓著那條白床單，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往下掉。
“你扔下我一個人，這往后的日子可讓我怎么活啊！”
在這震天的哭聲中，沒人注意到，她那雙淚眼婆娑的眼睛里，透出的不僅僅是悲痛，更有一種對未來的算計和恐懼。
01
幾天后的八寶山，風刮得更緊了。
溥儀的葬禮辦得很簡單，在這個動蕩的1967年，沒人敢大張旗鼓地祭奠一位“皇帝”。來送行的人稀稀拉拉，大家臉上都帶著那種小心翼翼的神情，生怕沾染了什么不該沾染的晦氣。
李淑賢穿著一身黑色的喪服，懷里抱著骨灰盒，整個人顯得格外瘦小。
寒風卷著地上的枯葉，打在腿上生疼。
溥杰走過來，手里捏著一個薄薄的信封，塞到了李淑賢的手里。
“大嫂，”溥杰的聲音有些沙啞，顯出幾分蒼老，“這是咱們家里人湊的一點心意，算是給大哥的安葬費。以后日子長，有什么難處，你就開口。”
李淑賢捏了捏那個信封，很薄，沒多少錢。
她心里冷笑了一聲，面上卻還得裝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樣子：“謝謝二弟，謝謝大家還惦記著。”
惦記？
李淑賢太清楚了，愛新覺羅家族現在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指望這些所謂的皇親國戚給她養老送終？那簡直是癡人說夢。
葬禮結束后，李淑賢回到了東冠英胡同的小院。
屋子里冷冷清清，只有那股揮之不去的中藥味還在提醒著她，這里曾經住過一個病人。
她反鎖上大門，把窗簾拉得嚴嚴實實，仿佛外面有什么洪水猛獸。
她把骨灰盒放在桌子上，甚至沒顧得上擦一擦上面的浮灰，就迫不及待地走到了那個紅木書柜前。
那是溥儀生前最看重的地方。
她掏出鑰匙，手有些抖，插了幾次才插進鎖孔。
“咔噠”一聲，柜門開了。
李淑賢屏住呼吸，開始翻找。
沒有金條，沒有玉器，更沒有傳說中的宮廷珍寶。那些東西，早就在溥儀前半生的顛沛流離中散盡了，剩下的一點點也在前幾年被變賣度日了。
柜子里只有一摞摞泛黃的筆記本、信件，還有各種各樣的文史資料。
李淑賢不死心，她又翻開了抽屜，翻開了床底下的箱子。
存折里的數字她早就背下來了，那點錢，省吃儉用倒是能過幾年，可要想過好日子，要想維持那種不用為柴米油鹽發愁的體面生活，根本不夠。
“老溥啊老溥，”李淑賢一屁股坐在地上，看著滿地的紙張，眼淚真的流了下來，“你這一輩子，怎么就沒給我留點實實在在的東西呢？”
她是個現實的女人，當年的浪漫幻想，早在給溥儀倒尿盆、洗臟褲子的日日夜夜里磨沒了。現在她只想要錢，想要能抓在手里的保障。
就在她絕望地想要把這些破爛紙張塞回去的時候，她的目光突然定格在了一本書上。
那是一本1964年由群眾出版社出版的灰色封皮的書——《我的前半生》。
李淑賢把書拿起來，書皮已經被翻得有些起毛了。
以前，她對這本書并不怎么上心。在她看來，這就一本寫滿舊社會陳芝麻爛谷子的“認罪書”，又厚又啰嗦，看著都頭疼。
但是最近，她聽街坊鄰居閑聊時提起過一嘴，說這本書在國外賣得特別好，外國人對中國皇帝的事兒特別感興趣，好多洋人都搶著看。
既然有人買，那就得有錢。
這錢叫什么來著？稿費？不對，聽說叫版稅。
李淑賢的手指輕輕摩挲著封面上“愛新覺羅·溥儀”這六個大字。
這六個字，以前可能是她的政治包袱，讓她出門都得低著頭走。
但現在，在這個沒錢寸步難行的節骨眼上，這六個字，可能就是她后半生唯一的搖錢樹。
她的眼神慢慢變了，那種驚慌失措的神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餓狼看到肉時的綠光。
“你是我的丈夫，我們是合法夫妻。”李淑賢對著空氣喃喃自語，仿佛在說服自己，又仿佛在對著死去的溥儀宣誓，“你的命是我的，你的書也是我的。既然你人不在了，這本書賺的錢，就該給我養老。”
她站起身，小心翼翼地把那本書擦干凈，放進了書柜最顯眼的位置，然后又重重地鎖上了柜門。
這把鑰匙，被她貼身放進了內口袋里。
從今天起，這就是她的命根子。誰要是敢動這個念頭，她絕對會跟誰拼命。
02
時間一晃，到了80年代初。
北京城的街頭巷尾開始有了變化，年輕人們穿起了喇叭褲，戴上了蛤蟆鏡，錄音機里放著鄧麗君那軟綿綿的歌聲。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大地，也吹醒了人們對金錢的渴望。
李淑賢已經快六十歲了。
這十幾年里，她守著那個小院，日子過得像白開水一樣淡。每個月去領那一筆固定的撫恤金時，辦事員那張公事公辦的冷臉，總讓她想起自己身份的尷尬。
直到有一天，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傳到了她的耳朵里。
好萊塢的大導演貝托魯奇要來中國拍電影了，拍的就是《末代皇帝》，劇本就是根據《我的前半生》改編的！
緊接著，另一個更讓她心跳加速的消息傳來：因為電影的熱度，這本書又要重印了，而且這次不僅是國內，海外的版權費也是一筆天文數字。
有人悄悄給她算了一筆賬，那筆錢，可能是幾十萬，甚至是上百萬。
在這個“萬元戶”都能上報紙的年代，這筆錢簡直就是一座金山。
李淑賢覺得，自己這十幾年的苦熬終于到頭了。
她特意去燙了個頭發，翻出壓箱底的一件呢子大衣，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然后昂首挺胸地去了群眾出版社。
她是去收錢的，她是去拿回屬于她丈夫、屬于她的那份巨額財富的。
然而，當她坐在出版社的會客室里，捧著熱茶，滿懷期待地等著社長把支票遞給她時，等待她的卻是一盆冰冷刺骨的冷水。
社長是個斯文人，說話客客氣氣，但內容卻像刀子一樣硬。
“李淑賢同志，”社長推了推眼鏡，面露難色，“這筆版稅確實不少，但是，根據我們社里的規定和相關的著作權法，這筆錢不能全給你。”
“什么？”李淑賢手一抖，茶水濺在了她的新大衣上，“我是溥儀的合法妻子，是他唯一的繼承人。這錢不給我，還能給誰？難道給國家充公了？”
社長搖了搖頭，從抽屜里拿出一份文件，指著上面的一個名字說：“不是充公。是因為這本書，它屬于‘合作作品’。當年的實際執筆人、整理者是李文達同志。按照規定，這版稅，得一人一半。”
李文達。聽到這三個字，李淑賢的腦子里“嗡”的一聲。
她當然認識李文達。
當年溥儀還在世的時候，這個戴著黑框眼鏡、文質彬彬的編輯就整天往家里跑。那時候，他在李淑賢眼里，不過就是個幫溥儀潤色文章、查查資料的“筆桿子”，是個跟班的。
“一半？！”
李淑賢猛地站了起來，聲音尖利得變了調，“憑什么？溥儀是皇帝，經歷是溥儀的，口述是溥儀的，字也是溥儀一個個背下來的！他李文達干什么了？不就是動動筆頭子，把話記下來嗎？這就想分走我那一半的家產？”
“李淑賢同志，話不能這么說。”社長試圖跟她講道理，“當年溥儀先生的文字能力你也清楚，如果沒有李文達同志查閱了數百萬字的史料，進行了大量的文學加工和結構梳理，這本書根本出不來。他的勞動必須得到尊重。”
“我呸！”
李淑賢徹底炸了，她把茶杯往桌上一頓，潑婦的那股勁兒上來了。
“我不管什么加工不加工！溥儀是我男人，他的東西就是我的！李文達想要錢？讓他找他自己老婆要去！想吃溥儀的肉，還想喝我這個寡婦的血？門兒都沒有！”
她在出版社里大吵大鬧，拍桌子瞪眼，引得走廊里的人紛紛側目。
但出版社的態度很堅決：不簽字確認分配方案，這錢，一分也發不下來。
李淑賢氣呼呼地走出了出版社。
外面的陽光很刺眼，照得她一陣頭暈目眩。
一半啊。那是多少錢？那是能讓她下半輩子買小汽車、住大洋房、被人伺候的錢啊！就這樣被人硬生生切走了一塊，就像是從她身上割肉一樣疼。
她不甘心。
她想了想，轉身去了李文達家。
她要去找這個“書生”當面對質。
李文達家也就是個普通的單元房，屋里堆滿了書。此時的李文達已經年邁體弱，正戴著老花鏡在看報紙。
面對氣勢洶洶找上門的李淑賢，李文達顯得很平靜，但也異常固執。
“大嫂，”李文達并沒有因為李淑賢的咆哮而退縮，他語氣溫和但寸步不讓，“這本書是我的心血。當年為了寫它，我付出了多少個日日夜夜，甚至在特殊時期為此遭了罪，差點被打成反革命。我拿我應得的那份勞動報酬，合情、合理、合法。”
“你合個屁的法！”李淑賢指著他的鼻子罵，“你欺負死人不會說話是不是？老溥要是活著，你看他給不給你！他肯定把錢都給我！”
“溥儀先生要是活著，他會給的。”李文達淡淡地說，“他是個講道理的人，他知道這本書我出了多少力。”
這句話徹底激怒了李淑賢。
講道理？
這世上最大的道理就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溥儀欠她的青春，現在李文達還要來搶她的養老錢，這就是把她往絕路上逼。
“好……好得很。”
李淑賢看著李文達那張“不知好歹”的臉，氣得渾身發抖，連說了三個好字。
“李文達，你想跟我講法是吧？那我就跟你講講，什么叫死磕到底！”
她轉身摔門而去。
走在回家的路上，路過一家律師事務所的牌子，李淑賢停下了腳步。
她看著那塊牌子，眼神里的怒火慢慢冷卻，凝結成了一種更為堅硬、陰毒的東西。
她不是當年那個只會哭哭啼啼的小護士了，她是末代皇帝的遺孀。這個身份，就是她手里最大的武器。
一場長達十年的訴訟風暴，就這樣到來了
03
80年代中期的北京中級人民法院，莊嚴而肅穆。
開庭那一天，法院門口擠滿了人。除了雙方的律師和家屬，更多的是端著長槍短炮的記者。
這起案件太特殊了。它不僅僅是一個民事糾紛，更牽扯到那個特殊的歷史人物，牽扯到那段特殊的歷史。而“皇妃狀告出版社”這種戲碼，簡直是街頭巷尾最勁爆的談資。
法庭內，原告席上，李淑賢穿著一件深色的中山裝，頭發梳得一絲不茍，臉上沒擦雪花膏，故意顯得有些憔悴和蒼老。
她微微佝僂著背，看起來就像個隨處可見的、受了委屈的鄰家大媽。但在那副黑框眼鏡后面，她的眼神卻像鷹一樣，死死盯著被告席。
被告席上坐著的，是滿頭白發的李文達和出版社的代表。
李文達帶來了厚厚的一摞證據：當年的采訪筆記、溥儀的錄音整理、還有那份滿是修改痕跡的手稿。
“審判長，”李文達的代理律師率先發言，聲音鏗鏘有力，“根據事實，溥儀先生生前的日記和文字水平，并不足以獨立完成《我的前半生》這部文學巨著。這本書的結構、潤色、甚至大部分章節的撰寫，都是由李文達同志嘔心瀝血完成的。按照著作權法理，李文達同志理應享有著作權。”
律師舉起了那份手稿，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李文達的筆跡。
這是一個鐵證。從法律邏輯上看，如果這是一本小說，李文達就是作者；如果這是一本傳記，李文達至少是合作作者。
聽眾席上傳來一陣低語，大家看著那些證據，覺得這道理講得通。
輪到李淑賢發言了。
她的律師剛準備講法條，李淑賢卻擺了擺手，示意律師坐下。
她慢慢站了起來，沒有拿稿子。她沒談著作權，沒談法律定義，也沒談誰寫的字多。
她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是：“法官同志，我就問一句，溥儀是不是我的丈夫？”
法庭瞬間安靜了。
“我嫁給老溥的時候，他是什么？他是特赦回來的戰犯，是個連煤氣罐都不會換、連路都不認識的老頭子！”
李淑賢的聲音開始顫抖，帶著濃重的哭腔，但字字清晰，“那時候，沒人愿意嫁給他，是我李淑賢，一個清清白白的護士，頂著多大的壓力進了他的家門？這五年，我給他洗過多少次弄臟的褲子？我半夜起來給他喂過多少次藥？我為了照顧他，我連自己的工作都耽誤了！”
她從口袋里掏出一塊手帕，擦了擦眼角，繼續說道：“老溥臨走的時候，拉著我的手說：‘淑賢啊，我對不起你，我沒留下什么，就留下這本書，以后要是能換點錢，你就留著養老吧。’這是他的遺愿啊！”
“現在，老溥尸骨未寒，有人就拿著筆桿子跳出來，說這書是他寫的，要分走老溥留給我的救命錢。這就好比……好比地主老財搶長工的口糧啊！”
她越說越激動，甚至拍起了桌子。她把一個“受盡苦難、孤苦無依、被知識分子欺負”的遺孀形象，演得淋漓盡致。
這招“悲情牌”打得太狠了。
李文達坐在被告席上，臉色慘白，手捂著胸口，氣得渾身發抖。他想站起來反駁，想說“這是兩碼事”，想說“我也付出了勞動”。
但他是個傳統的知識分子，面對這樣一個撒潑打滾、甚至不惜拿自己當擋箭牌的女人，他那套“溫良恭儉讓”的邏輯完全失效了。
雖然法官并沒有被情緒左右，但這起官司一拖就是好幾年。
李淑賢意識到，光靠哭慘可能贏不了最后的判決，她需要更有力的支持。
于是，她想到了愛新覺羅家族。
一個春寒料峭的夜晚，李淑賢組了個局，請來了溥儀的親弟弟溥杰，以及其他幾個在家族里說得上話的長輩。
包間里的氣氛比外面的天氣還要冷。
圓桌上擺滿了菜，卻沒人動筷子。
“大嫂，”溥杰率先打破了沉默。他說話慢條斯理，帶著一股子老派貴族的儒雅，“今天你請我們來，還是為了那樁官司的事吧。咱們是一家人，有些話，我不得不說。”
李淑賢挑了挑眉毛：“怎么？想勸我撤訴？”
“不是向著外人，是向著道理。”溥杰嘆了口氣，扶了扶眼鏡，“《我的前半生》那是國家工程，文達先生當年在這個項目上花了多少心血，咱們都是看在眼里的。大哥生前也說過，這書的一半功勞是文達的。如今大哥走了，你為了獨吞版稅，把人家告上法庭，還要在報紙上把人家批倒批臭……大嫂，這有些過了。”
“過了？”李淑賢冷笑一聲，把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拍。
“溥杰，你也是愛新覺羅家的人，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那李文達是什么東西？他就是個寫字的！溥儀是皇上！皇上的東西，什么時候輪到奴才來分了？”
聽到“奴才”二字，在座的親戚們臉色都變了。
